永井荷风《濹东绮谭》中的情感挣扎与社会疏离

永井荷风常被视为风俗小说家，这一标签源自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题材选择与美学追求。这种创作自觉在其代表作《濹东绮谭》中得到了直白的叙述：“我不仅在东京，即便身处西洋，除花街柳巷外，几乎不曾涉足其他地方。”荷风以近乎宣言式的自白，揭示了其文学视域始终聚焦于花柳界的创作底色。荷风为主线中大江匡与雪子的交往，以及“小说中的小说”《失踪》中种田顺平与澄子的交往，设置不同结局，实则暗示其内心的孤独与焦虑。20 世纪 30 年代的动荡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荷风的创作心境，促使他将彼时的社会现实投射于《濹东绮谭》的创作之中。

1.“我”与雪子的身份隔阂

《濹东绮谭》中，小说家“我”因雪子的告白而选择离开，表面上归因于对女性婚后“改变境遇”的不信任，实则与作者永井荷风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荷风曾经历两次短暂的婚姻破裂，尤其是 1915 年与妾室八重次的分离，对他造成深远影响。八重次在婚后表现出与婚前温婉形象截然不同的“悍妇”姿态，最终留信决绝离去，在荷风心中刻下难以弥合的情感创伤。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婚姻失败的表层经历之下，潜藏着荷风家族记忆的创伤，即家庭出身不仅是荷风思想与行动的原点，更是其“方法以前的方法”。

荷风出生于教养优渥的富裕家庭，自幼浸润于西洋式的生活方式。他曾回忆，中学时期，因西式服装和发型屡遭众人讥讽，甚至被当做西洋人对待。中村真一郎对此敏锐指出“在这所学校内的孤立，可能作为培养孤独者荷风的原体验发挥了作用”。[ 中村真一郎《明治作家論》1978] 时髦的装扮无形间构筑起荷风与同学交往的藩篱，令其初尝孤独滋味，而体弱多病导致的学业中断与社交匮乏，则迫使荷风在书籍与内省中筑起孤独堡垒。青年时代的荷风，与父亲期望他立足商界的规划背道而驰 , 主动投身于当时上流社会所不齿的民间艺术和小说创作。早年成长中的孤独与被疏离的体验，深刻塑造了荷风孤僻的性情，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也深深地渗透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

“我”几乎每夜都前往雪子的住处，因雪子对“我”身份的误解，索性顺水推舟，假扮秘密出版业者与其交往。这种刻意营造的认知错位，使“我”得以保持观察者的姿态，即便与雪子交往逾三月，仍能在其表露心迹后抽身离开。此外，当巡警驱逐“资本家”装束的“我”不要在此陋巷逗留时，只需“褪去书斋待客之正装，换上打扫庭院时的旧衫再穿上女佣的旧木屐”，便能消解身份壁垒融入陋巷。这种通过乔装实现的“阶级跨越”，反映出“我”与雪子身份地位的差距，而这表面上也成为两人无法结合的社会距离。“我”以伪装身份与雪子交往，透过面具观察她，而雪子始终不知“我”的真实面目。这段关系的开端便带着保留，这种不彻底的坦诚预示了分离的结局。但这并非刻意欺骗，而是“我”为维持日常生活的无奈选择。

“我”进行乔装不仅为了融入当地街巷，避免巡警盘问，也为了躲避文学家和新闻记者的窥探。当《文艺春秋》刊载那篇猛烈抨击荷风的匿名文章时，荷风在日记中详尽记录了此事，字里行间难掩愤懑。而菊池宽作为《文艺春秋》杂志的创刊人兼编辑，对此事绝非毫不知情，其掌控的媒体杂志已然成为窥探文人私生活的工具。荷风在日记中坦言自己与以菊池宽为首的文坛主流不合，树敌众多，这也解释了他的生活为何常被作为报刊杂志的素材。在奥野信太郎和大冈升平的对谈中，大冈升平提到荷风的日常生活成为《文艺春秋》的八卦素材，同时也成为报纸的宣传，甚至影响着附近孩童的认知，所以荷风愤怒于报纸和杂志的毒害。[ 奥野信太郎·大冈升平《永井荷风的人和作品》1967] 这种将私人领域异化为公共谈资的文化暴力，驱使荷风在日记中反复记载因担心新闻记者的造访而外出散步的焦虑。

荷风为躲避文坛窥视、深入市井生活而刻意进行的身份伪装，加之其孤独性情，使他无法真正与人建立深度情感关系。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使他在创作伊始就为“我”与雪子的关系预设了注定无法圆满的结局。然而，“我”在与雪子日复一日的交往中，并未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观察者姿态。

2. 理性与情感的内在冲突

“我”在玉之井避雨时结识娼妓雪子，随其归家后细致观察她的服饰与发髻，从中联想到明治时期的娼妓形象。这种时空错位的审美判断，与其搜集明治时期旧杂志与衣物的行为相呼应，共同塑造出一个沉湎于历史记忆的怀旧文人形象。而“我”偏爱私娼而非女招待，是因为前者不刻意追求商业化的摩登形象，反而自然承袭传统服饰与技艺，流露出质朴的人情味，与后者程式化的都市做派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真实的人情伦理与“我”追求的传统审美相契合，二者间的文化基因共鸣，最终成为“我”频繁造访雪子住处的原因之一。

尽管“我”隐去小说家的真实面目，始终以秘密出版业者的伪装身份与雪子交往，但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我”却不由自主地被雪子的纯朴所吸引，原本逢场作戏的关系悄然滋长出真挚的情感羁绊。“我”欣赏雪子身处风尘却清醒务实的生存态度，她坦诚追求生计而不失纯真，这种外柔内刚的质朴品性令叙述者动容，也成为后文赠其“常夏花”的缘由。

1872 年明治政府虽颁布《艺娼妓解放令》，但实际仍通过对妓馆征税强化管控。玉之井的妓馆在政策与自然灾害的夹缝中屡次迁移，最终在现代交通带动下于寺岛町偏僻处逐渐繁荣。“我”由此感慨边缘群体生存之艰难。而雪子清醒、坦诚的生存姿态，正体现了她在动荡时局中挣扎求生的韧性，这也是其打动“我”的精神特质。

在“我”认识到雪子诚实、纯朴的宝贵品质前后，“我”对她的态度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作品中“我”对雪子四次的赠送行为。初次赠予“浅草紫菜”是避雨后的礼节回馈；第二次“顺便”捎带礼物实为刻意亲近的策略，仍保持心理距离；第三次赠“常夏花”则超越理性算计，“常夏花”在直至近世文学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美丽”，伴随近代化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外柔内刚”女性形象的经典直喻，[ 大泽启志《至近世文学作品中抚子类植物形象的视角变迁》2023] 即当代日本所谓的“大和抚子”。“我”赠花的举动，既是暧昧情愫的无声吐露，更是对雪子逆境中展现的坚韧生命力的赞美；最终赠予三十圆作为临别礼物，属不图回报的单方面馈赠。“我”自陈这种焦躁心境“三十年来未曾有过”，印证其对雪子的情感已超越以往在风尘中的浅薄关系，体现出罕见的真诚与动容。

四次赠送行为通过递进式，呈现出“我”主观能动性的深化，清晰勾勒出“我”对雪子情感态度的转变轨迹。尽管早已预见这段情缘的短暂性，“我”仍不由自主地做出种种亲近尝试，这种理性认知与感性行为间的矛盾，最终使“我”处于知行不一的情感挣扎状态。如前所述，荷风虽深谙自身孤僻性情难与人缔结亲密关系，却通过塑造大江匡与雪子之间真挚的情感互动，映射了他内心深处对朴素人情及真实生活态度的深切共鸣。

荷风的这种情感挣最终作用于《濹东绮谭》创作中，通过嵌套叙事《失踪》形成双重文本结构，使主线情节与小说创作之间形成双向制约的关系。《失踪》主人公种田与澄子和大江匡与雪子的关系是一种形影相吊的关系模式，而他们相互制约的影响关系，实则暗示着荷风自身与笔下人物之间存在的双向规约关系。这种结构不仅赋予原本牵强的结局以合理性，更折射出荷风自身的矛盾心理：他在现实层面让“我”与雪子分离，却在“小说中的小说”中构建乌托邦式的结局，以此慰藉既渴望真情又疏离的心境。这种情感挣扎既体现在叙事层面，也深植于其与社会的疏离立场中。

3. 伪善社会中的真实人情追寻

20 世纪30 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高涨，荷风借《濹东绮谭》中“我”对收音机广播的厌烦，表达了对政治宣传渗透日常生活的批判。他所反感的是广播中被政治化的内容，尤其是被用作宣传工具的“浪花节”。收音机这一意象在作品中反复出现，既是推动叙事、促使“我”遇见雪子的动因，也象征了外界强权对个人生活的侵入。

在作品开篇，“我”被巡警带到派出所接受盘问的情节，已然暗示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氛围。1925 年日本颁布的《治安维持法》通过数次修订不断扩张适用范围，折射出当时日本社会日益严苛的思想统制态势。“他（永井荷风）比任何人都更热爱并执着于自己作为市民的‘自由’。然而，若从日本社会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自由’并非建立在社会连带性之上。因此，他将自己置于无需承担社会责任的位置，通过将自我与所有他人隔绝开来，勉强守护着那点可怜的自由。”[ 吉田精一《永井荷风》1979] 可以说，流连于花街柳巷的行为，正是他逃避社会动荡的一种独特方式，用以缓解高压环境所带来的不安与焦虑。

荷风借大江匡之口，援引自己 1910 年创作的《未竟之梦》片段，表达对社会伪善的愤懑。荷风选择“邪恶街巷”并非沉溺堕落，而是将花街柳巷等边缘空间作为解构传统社会道德的试验场。荷风深知此处被社会定义为“黑暗”，却在此主动寻找被主流否定的“破布上的美丽针迹” ——真实人情，以此对抗被粉饰的“洁白墙垣”下更肮脏的集体伪善。 ·二六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实际掌控了政权。无论是对外侵略还是对内镇压，当局都精心编造说辞欺骗民众，掩盖其真实目的与罪恶行径，本应服务民众的日本政府，已然蜕变为狡诈的欺骗者。

前文提到相较于女招待，“我”更喜欢能谈论人情冷暖的街巷之女，这不禁令人思考《失踪》中澄子的女招待身份设置。澄子她从女佣转做女招待，却与雪子一样坦诚过往、努力谋生，展现出纯真与质朴。她们的名字“雪”与“澄”都寓意纯净，暗示其心灵未被世俗污染，也呼应了荷风对人性本真的追求——他反感的是矫饰虚伪，而非某一类人。

雪子这一形象更折射出荷风对“真实人情”的矛盾心态：既向往，又不安。“我”透过门帘看见她与行人自然嬉笑，因她仍保有普通情感和人格底蕴，而行人也在此地卸下伪装。这种彼此的真实，构成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然而“我”作为知识分子，即便身处暗巷仍难放下矜持与伪装，无法真正融入这片真实，这正是“我”与雪子难以相守的症结。“我”既然厌恶伪善，又为何假扮身份？作品中提到，为避免使街巷之女对“我”产生误解，“我”需要隐匿身份与她们交往。然而，此处伪装身份的表层动机过于单薄，难以支撑其深层的情感矛盾。吉田精一认为荷风“通过侮辱自我来侮辱世道，采取冷眼旁观的角度讽刺性地面对人生。”[ 吉田精一《永井荷风》1979] 荷风将“我”塑造成自身厌恶的伪装姿态面对世人，正是通过自贬行为揭露社会的伪善。这种疏离社会的方式，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惨烈妥协，不如说是对“开明社会”的不安与消极反抗，通过扮演虚伪角色，反向撕开道德假面，暴露世道的扭曲本质。

总结

《濹东绮谭》以嵌套叙事和虚实交织的手法，浓缩了永井荷风对自我情感与社会疏离的思考。小说中，“我”作为知识分子，始终以伪装维持疏离，既渴望市井人间的纯粹人情，又因性情孤僻而畏惧真实的情感联结；而雪子虽身处风尘却纯真未泯，成为对抗伪善社会、寄托“人情”理想的镜像。荷风通过“小说中的小说”《失踪》构建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结局，在艺术层面实现了情感的和解与自我超越。他流连于花街柳巷的姿态，既是对军国主义高压和道德虚伪的反叛，也是一种清醒的疏离。《濹东绮谭》的情感挣扎与社会批判，由此成为荷风个人经历、性格与时代交织的深刻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