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国少年梦碎后的生活轨迹

1.背景介绍

《迟到的青年》是大江健三郎1960年发表的虚构自传性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还未来得及上战场便遭遇战败的皇国少年，经历美军占领、少年管教、东京求学、政治圈套，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和人际中，沦为不敢对社会说“NO”、失去打动人心力量的平庸之人的故事。

所谓“皇国少年”，是指大概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背景下，被灌输战争思想，梦想为国家象征——天皇战死的少年。那时，天皇还是神，是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天选民族的证据。对于皇国少年来说，为天皇战死，便能沾其荣光进入天堂，永远不死。曾是皇国少年的大江健三郎讲过他年少时的梦：“梦见长着白色翅膀的天皇如天使一般在空中飞舞，并认为作为一名士兵20岁之前就要死去。”[2]

1945年8月15日NHK播放昭和天皇《终战诏书》的录音之前，平民从未听过天皇的“玉音”，都认为那该是神的独特的声音。《迟到的青年》主人公听到录音后，得知已经战败，便心碎地躺在草丛中用刀划伤自己，但更小的孩子却在一旁十分振奋，因为天皇的“玉音”竟同人声一样，“哥，起来啊，大家都在学天皇呢！”（《迟到的青年》，金城出版社，2012，P21）。

1946年1月1日，战败压力下，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说明自己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人。其他国家认为这可以防止日本再次自以为是神选的民族，在虚假幻觉的推动下，发动美化的侵略战争。然而，期盼天皇为死去的国民自杀，或退位承担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民对此感到失望。最高象征“退为人形”，在美国人面前俯首称臣，令一些日本人感觉十分可耻。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曾评论过战前战后的天皇形象：“天皇为什么从那样笔挺的姿势变成了佝偻，这是一个到今天为止都无法解开的疑问。”[3]

如果说年长一些人无法接受的是天皇对待战败的姿态，那么，对于经历整个国家主义教育的少年来说，被动摇和抽空的是生命的整个根基。作家小田实回忆起曾经接受的皇国教育体制下的口试练习题目：“你为自己生在日本而感到幸福的理由是什么？”，标准答案是 “我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4]。大江健三郎对此有过相似的记忆，孩童时代他被校长问道：“如果天皇陛下敕令你们去死，你们将会如何？”。“去死！切腹而死！”[5]。每当回忆起这样的经历，大江便感到难以忍受的恐怖。几十年过去，他也未能摆脱，因此拒绝了天皇颁布给他的文化勋章。

《迟到的青年》和大江其他描写右翼青年的书籍，某种程度上都是想要表达、排解那样的心情的作品。尽管现实中的大江通过学习理清了恐怖心情产生的原因，并以写作的方式释放、疗愈了大部分，但他此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得到相应的救赎。我想，他是在纸上写下了害怕会发生的一切，毕竟曾存在很大的可能，他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成为极端的右翼青年，或无法对社会说“NO”的平庸者。《迟到的青年》这个题目，恰好反映了皇国少年听见战败时最深刻的感觉：“我迟到了！”迟到了战争，也错过了整个时代。之后，这些仅有十岁的少年们便只能在梦碎的剧痛中，被时间无情推动着走向人生的分岔口。

2. 战败后，美国人登陆了！

中国自古以来凭强盛的国力雄踞东亚，以朝贡的外交政策，既确立了自身“天朝”的地位，又同周边国家保持友好。19世纪初，面对外国的通商要求，中国是不屑的。而日本从隋唐时期起，便强烈受到中国的影响，在文化、体制等方面多有学习和模仿。日本是小国，无法与中国这样的大国抗衡，想要更好地存活发展，就必须接受强者的影响。

如此，江户幕府时期，正处于锁国状态的日本意识到了和美国的差距，在美国舰队的威胁下打开了国门，签订了通商条约。更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文化，20世纪初成为东方唯一能与西方列强相提并论的国家。可以说，日本之所以比中国更快打开国门、完成改革，正是因为它小国的状况，迫使它很早以前便学会接受外来的、更加强大的事物。

然而，日本一直拥有更大的野心，它是小国，但它不甘于做小国。海把没有土地国界的日本与其他陆地自然隔绝开，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一种闭塞感、自卑感。它一方面继续发展——对西方“推行有效率的统治组织所依据的宗教及伦理信条感到羡慕”[6]，走上了美化天皇的道路——《古事纪》中会犯世俗错误的天皇变成绝对威严的神的象征，就像基督教中的耶稣。然而，现世没有耶稣，但现世有作为天皇的人，此类形式上的模仿只能暂时麻痹日本人对此的认知。另一方面，天皇的神性被利用来支撑日本是天选民族的理论，当日本认为学习了西方技术便有资格教化周边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时，战争被正当化——将东亚从西方列强的魔爪中解放出来。

因此，借助西方先进文化挺起脊梁、侵略周边国家的日本，在心里其实想要摆脱西方文化施加的影响，特别是知识分子。那时日本最好的大学都采用欧洲为范本的教育方针，战后有不少学者表示耗费太多时间模仿英国人和美国人。宣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为战争鼓掌：“美国、英国突然变得很渺小。我国国民则因为有绝对值得信赖的皇军而十分幸福。”[7]于是，在极自卑与极自大来回鞭打、挤压下，日本以强劲的妄想之力开始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并喊出“鬼畜英美”的口号。

讽刺的是，战败后美军占领日本，“鬼畜英美”的口号瞬间消失不见，老百姓们都挥着手笑嘻嘻地欢迎美军的到来，等着美国的民主之手为日本人送来巧克力和糖果。转向的迅速、被占领的屈辱、占领兵给的好处，大江健三郎曾表示过他想要好处又出于自尊心自我压抑的两难心境。《迟到的青年》中，面对村民转向迅速的忧虑，主人公不自觉发出“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P51）的祈祷。然而，在发现身边的人不仅不觉得屈辱，反而十分憧憬美国兵带来的好处时，他写道：“不害臊！不要脸！一帮不要脸的家伙！被虐杀了才好呢！”（P52）。大江通过少年之眼观察战败后日本人谄媚的姿态，也以少年的心声表达对“矮小化”的日本人的厌恶。

学者丸山真男曾将东京审判中不停踢皮球的日本国家最高领导者形容为“矮小”，相较于纳粹——承认自己自私、残酷，发动战争就是毫不在意其他民族的死活，只为德国的利益——日本这边竟连出来承担发动战争责任的人都没有。所有人都认为若是没有别的部门的同意或授权，自己便没有行动的权力，也就不该承担后果。特别是职务相似的部门，在审判中更是相互推卸责任。下面是一段检察官与施行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大将松井石根原的问答：

检察官：刚才前面你说了军纪、风纪是你下属司令官的责任，对吧？

松井：是师团长的责任。

检察官：你是中支方面军的司令官吧？

松井：是方面军的司令官。

检察官：这么说，你是想表明因这样，中支方面军司令官一职连维持你麾下部队的军纪、风纪的权限都没有，是这个意思吗？

松井：我作为方面军司令官对部下各军是有作战指挥权的，但是没有直接监督各军内部军队纪律、风纪的责任。

检察官：但是你总有监督你麾下的部队维持军纪、风纪的权限吧？

松井：与其说是权限，还不如说是义务来得正确······

我本身是没有惩罚或审判的权力的。这些都在军司令官、师团长手中。

法规上没有规定我有命令的权力······”[8]

他们认为自己权力有限、无权命令，也就等于什么也没做。不由得想起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描写的艾希曼，他说一切只是遵守法律，接受上级的命令，自己并没有权力下令在集中营进行大屠杀。可他明明就是最直接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做着完美执行命令以此讨好上级获得晋升的美梦，丝毫不思考屠杀本身的意义，在审判席上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并不痛恨犹太人，甚至有时对他们有所照顾。

日本战时的最高领导人就是一群艾希曼的集合，不是坏得彻底的无法者，不是对邪恶不加掩饰的狂热精神病；只是一群目光短浅、畏手畏脚、吃了道德美化的定心丸，说起话来“像鳗鱼一般滑溜，像雾霭一般暧昧”[9]的自卑自大双重人格混合者。

3. 活在日本的边缘

1910年，日本赢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占领朝鲜半岛。西方文明侵入东亚以前，譬如江户时代，日本和朝鲜还以是否能够使用中国汉字、作中国式诗词区分教养高低[10]。日本本对中文水平高的朝鲜人多加尊敬，但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后，开始看不起周边国家。打败中国、俄国，又一路吞并朝鲜，对朝鲜更加蔑视。二战时期，日本的工业需求急剧增长，已经被殖民的朝鲜人民，许多被迫到日本做艰苦的工作，却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家园被毁、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身份歧视、苦于生计，在日朝鲜人活在充满屈辱的边缘地带。

大江健三郎在《迟到的青年》中描绘了战败时在日本的朝鲜部落的反应，“在自己的部落里从早到晚不停地奏乐”（P35），庆祝日本战败。不仅如此，还跑到村里去，挨家挨户从日本人家里拿东西，说要“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朝鲜人民那里抢夺的东西还回来！”（P41）。借助描写朝鲜人毫不掩饰的兴奋之情，大江健三郎反映的实际上是当时狼狈不堪的日本人形象。用边缘的眼光审视中心，反而能体现一个更加真实的社会全貌。

实际上，“边缘”不仅是大江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还是他现实生活中一直坚持的生活态度。在他1978年的作品《小说的方法》中，便已详细地思考和论述“边缘”这个概念。他以墨西哥画家泼萨达（José Guadalupe Posada）版画中常出现的骸骨、畸形儿等主题为基础，联系墨西哥边缘的政治地位和民众在严酷政权下扭曲的生活，发现版画同正常相比降格的主题契合了墨西哥的现实，以及画中的畸形是边缘化的人民以“陌生化”的眼光审视社会看见的真实的样子。由此他推导出“为了‘明视’当今时代和社会末世的混沌，必须掌握我们独自的‘陌生化’手法的结论”[11]。

从笔者的角度来解释以下问题——为什么边缘比中心的眼光更能反映真实？第一个理由，是笔者怀疑真正的中心是否存在。世界上有无数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代表这对概念本身的标准就不是固定的。像曾拥有十几个朝贡国的中国，到了19世纪，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反倒成为被瓜分的土地。而对一个人来说，他在某种对立是中心，而在另一种则是边缘。他可以是男权制社会中相对女性的强者，也可以是相对年轻劳动力弱势的老人，还可以是相对异性恋来说少数的同性恋。在这么多可以被讨论、分类的范畴中，真的有人可以占据全部的中心吗？笔者以为，只有绝对的边缘，而没有绝对的中心。自以为中心，实则只是需要看见边缘、把边缘的人踩在脚下才安心。

第二个理由，笔者认为中心的概念有一种虚幻性。中心作为众人可以理解、想要达到的程度，必然有一种肤浅性；也就是说，中心的特点会带来显而易见的便利。比如，男女同工不同酬；日本人与在日朝鲜人同工不同酬。肤浅性是仅凭某种简单的、天生的特点便把人分为了中心和边缘，而不用去分辨这个人的水平究竟如何。虚幻性也来源于它简单、粗暴的特点，不能达到中心的硬性门槛的人会经历幻想破碎的过程，结果是其怎样努力也不能改变的。进入不了中心不是因为现实处理事情的能力比里面的人低，只是因为没有拥有某种人们认为应该有的样貌、品质。

中心的构建是个长时间的复杂过程，受各方面因素影响。比如，唐朝崇尚丰盈的女子，而如今崇尚苗条的女子，关于身材的中心变化便是个很长的过程。亚洲之前崇尚中国的文明，之后崇尚西方文明，这也是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有些人生来刚好契合某个方面的中心，长得好看便去当艺人、偶像，但这里又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拥有中心特质的人不能真以为自己是中心，符合形象不代表真有本事，意识不到便会被中心架空，难以前行；意识到了便会明白其实处在中心，是另一种边缘，众人以为你是某种形象，其实你同他们的想象毫不沾边。这是隐性的边缘，显性的边缘被公开歧视、忽略、不被理解；而隐性不得不承担貌似在中心的义务，在被误解的孤独中不断说别人想听你说的话。

与此相对的是不符合中心形象的人，要么承认永远成为不了中心这一点，要么一直假装还有机会。第一种选择要经历一阵心碎，如果不是永远成不了众人眼中的模范，毕竟人生下来大概率都是众人，那谁会闲到忍着痛去找另一条出路呢？但这条路的经过，由于没有中心的模板，反而比较自由。它不存在期望、想象、虚幻，只有一个人在现实中的真实摸索。这就是为什么边缘的眼光比较真实，它是社会的隐性结构，但它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时代的整体。被中心抛弃的人不得不用“陌生化”的眼光审视现实，而远远望去，原来大家都处在不同处境的边缘。

4. 精神的同性恋

这个小标题取自北野武谈男性争权、想要获得最高领导者信任时的评论：“特别是在父系社会，人们都是精神上的同性恋，所以只有嫉妒。”[12]其实这里的同性恋指的不是想要拥有对方的爱慕，更多的是一种想成为对方，因为那个人身上有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渴望。美国学者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将类似的感情定义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也就是——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13]。

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时，笔者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不论现实生活还是作品中，他在追求一些自己欠缺的特质。笔者认为他追求的特质是一种男性气质，大江谈到战后文学的阅读时，他曾说想要找到比太宰治气质更加硬朗的文学作品，这点在《迟到的青年》中也可窥知一二。强者往往是以男性的性角色出现，像占领村子在河里洗澡阳物高高翘起的美军，“那帮家伙刚一到村里就发情了！对我们的村子发情了！”（P53）。主人公到达东京后，因贫穷和口音受伤的自尊心，而想要以强奸的方式征服东京，以成为性关系中插入方的方式从弱者转变为强者，“东京。仿佛一个大声喊叫的强奸者······我要和你大干特干······我要征服东京的人们”（P158-159）。

看上去大江好像一个肤浅的、认为拥有众人眼光认定的男性气质就能获得男权社会中既得利益的争权者，或许《迟到的青年》的主人公是这样，但大江本人追求的男性气质，不是这样浅薄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整个日本社会都厌女的话，大江本人不是个低级的厌女者。笔者认为这点可以从他关注边缘中推导出原因，他所追求的不是男性的强权，反而是去掉强权、带有柔软面和包容性的真正的男子气概。

《迟到的青年》主人公经历肮脏的政治斗争后想要反抗整个社会里的不堪，但最后却屈服于善于权术的政治家的贿赂，过上安逸的、不痛不痒的普通人生活。借着唯一一分清醒，他表达了对一个自杀的十六岁同性恋美少年的爱。这份爱来源于他对那个人身上某种特质的渴望，不是北野武评论中对更高位阶男性拥有的金钱地位的嫉妒，而是比嫉妒更加深厚的感情。比起金钱、地位，那是某种具有更强大穿透力、浸染身心、驳倒别人整个人生的特质。在文中，体现为美少年不断同女人做爱逃离性倒错、最终承认自己同性恋的勇敢，无法接受自己孩子的生死受别人操控的单纯，死前顶替了主人公谋杀罪责的超然。面对这样不幸的少年，他只能感慨：“我将会一直沉浸在唯恐罪行败露的恐惧和那对不幸却勇敢的少年的充满自我嫌恶的卑怯的爱之中，并渐渐变成一个同性恋者。”（P342）

笔者认为大江创作出爱上一位单纯的美少年的情节，部分来源于他同电影导演伊丹十三的友情，他将与伊丹的相识称作人生“最幸福的邂逅”[14]。伊丹十三从小相貌出众，受到周围人的无限宠爱。高中时期他是众人眼中高大英俊、难以接近的独行者，唯独看上了古怪的大江健三郎。以一句：“你读了不少书啊，真是个滑稽的家伙。”[15]开始，两人成为终身好友。

伊丹与大江都异于常人：阅读艰深的书籍，思考超越性的问题，拥有独创性的见解；这是他们的相似之处。然而，两人的表现形式却有所不同。大江是众人眼中的怪胎，他自知这一点，也接受“滑稽”这个说法引以自嘲。但伊丹却处事老成，讨人喜欢，是个只要见了就想去讨好的人。伊丹由此具备的人格魅力非常接近大江追求的强者特质——外表的中心和内心的边缘，被人爱慕却不被理解，最终自己毁灭了自己的易碎的强者。

他们两人的关系由于极端的相似和差异变得错综复杂，难以分离。大江对于伊丹来说是内心的支柱，需要周旋于外部世界讨好中心的伊丹，看见了大江因为不被外界理睬反而变得坚固的自我。而大江在敬仰伊丹处在中心如鱼得水的强者姿态的同时，也看到了他无比需要被人爱护的脆弱，用大江本人的话来说：“此人身上的深奥处似乎潜隐着巨大的decay，也就是易于崩溃的情绪。”[16]

在大江以伊丹十三为原型的小说中，可以捕捉到两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和模糊。《日常生活的冒险》中以伊丹为原型的斋木犀吉是个洒脱的冒险家，他可以一时心血来潮全然忘记好友主人公，跑到全不相干的异国去冒险。主人公一方面认为他是可怜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又通过他孩童般的天真而自觉卑劣和怯懦[17]。主人公无法拒绝犀吉的任何提议，就算是非常无礼的要求。当他终于下决心做自己的工作，第一次拒绝犀吉引发争吵时，他不得不考虑“我们相互间是否作好一年以上不能共同过活的心理准备？”[18]结尾处，借助文中他们共同的友人之口，说出了他对犀吉的感情“是潜在意识方面的同性恋的单相思”[19]。实际上，小说的开头主人公便总述了犀吉对他的影响：“他要下车了，要和别人擦肩而过了，要和别人话别了，要去享用什么特殊的肴馔了。我感到自己仍然和斋木犀吉一起生活着。在我接打电话时，蹬自行车时，性交时，都感到我肉体内，有斋木犀吉在。”[20]他被斋木犀吉的存在强烈渗透着，这份对好友不可控的想念、超乎一般水平的需求和滑稽的讨好，同爱情当中不可抑制的激情有相似之处。

感情都是复杂的，越到深入之处越是如此。处于边缘和相对中心的两人相互依靠的同时，也都明白各自可笑的处境，有时也会忍不住去戳破。大江在小说中描绘过相关的场景：主人公认为以伊丹为原型的角色拍的电影浅显、低俗，“难道他不应该拍出真正具有独创性的电影、而非目前这些电影吗？”[21]。而另一方则反呛主人公写的小说越发私人化，拘泥于自我让人看不懂，“你才缺少经营意识，不去考虑如何争取新的读者”[2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爱与恨并存的。

5. 被遗弃的孩子：作品与作家

《迟到的青年》完成于1960年，那时大江只有25岁，刚踏上小说之路。从这本被称作虚构自传体的小说，可以看出许多作家本人的影子。像第一部里村子的原型就是大江的家乡四国，主人公的年纪也同大江基本符合。可以说，这是一部将作家本人的经历和体验作为主线，混同一些想象和对某些现象的思考，然后以文学手法拼接组合在一起的作品。

许多年后，出版大江健三郎作品全集时，他没有把青年时期的作品算在其中，包括《迟到的青年》在内，尽管这些是他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作品。大江的态度代表他对以往这种写法的否定，在小说虚构性方面，年轻时的作品是不合格的。他常常说自己是个晚熟的作家，笔者认为在小说技巧这方面，他的自我评价是准确的。大江健三郎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的感受往往比较激烈，不论战败的感受、性的感受或是格格不入的感受。

《迟到的青年》是一部激烈的作品，它以大江独特的方式将感受过的激烈坦诚地展现出来，我认为这是这部作品受到肯定、引起共鸣的原因，因为那时的年轻人从激烈的文字中直接看到了自己悲惨的处境——抬不起头的日本人，大城市里的乡巴佬，无处排解的性欲，无声却强烈的孤独。小说中直白、激烈的文字让人不得不去思考，年轻时的大江是经过怎样内心的撕扯才度过这些摇摇欲坠的时刻，心疼的同时也让我感慨：正因如此他只能走上小说家的道路！他有太多的创伤需要治愈，在一个虚构的空间、想象的世界，情感以他需要的方式发泄出来。只有当小说是他唯一的救赎，他才能凭着满腔的孤勇在心底喊出：“那么好吧，就让我下地狱去吧！”[23]，义无反顾走上写小说的道路。

大江健三郎否定自身的并不是以个人实际的经历作为小说的基础，而是将现实转化成小说这一手法的不成熟。事实上，大江一生创作的小说都是相当自传式的，里面的某些人物总是非常明显能够从现实中找到原型，他自己也对这点给予确认。然而，他较为成熟的作品与前期以情感和自身经历为基础和导向的作品不同，他建立起了个人的与现实对应的虚拟世界。以此为舞台发生的故事，主要功能不再是宣泄积压的情感，而是如同一个精密的仪器缓慢转动，在运动中像推导哲学问题一步步接近思考的中心，或通过推导展示时代发展、变迁的过程。

可以说，他以个人为基础跳脱了个人，以现实为基础构建同样复杂的虚幻，再从虚幻中反映了现实。让他能够做到这点的，无疑是他看穿年轻时的粗暴，于往后的日子中不断磨练的写作技巧。在一遍又一遍的改写，将初稿中的直白、激烈转变为更加温和、个人化、文学化语言的过程中，他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却失去了读者。由于专业化的语言、个人化的主题以及作品的连续性——要是不了解他本人的经历或没看过他的上一部作品，就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让读者直呼：“实在是看不懂！”这刚好应了好友伊丹十三对他的批评，然而这不正是大江唯一能走的道路吗？他一直是那个被人嘲笑的戴眼镜捧着书的滑稽的孩子，躲在树上的小屋读看不懂的书，从来不是讨人喜欢的万人迷。

大江健三郎的表达方式是脱离大众的，是个人化、艺术化的，但他作品的内容不是飘在天上，而是十分基于现实的。之所以说他是个人化、自传式的作家，因为他作品的内容取自与他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切实参与的社会活动以及相应的处境和立场。

例如：以他脑部残疾的儿子光出生的经历写成的《个人的体验》，关注美军基地驻扎的冲绳的人民的处境写成的《冲绳札记》，关注被爆者生存境况的《广岛札记》，思考奥姆真理教地铁投毒事件写就的有关宗教和信仰的《空翻》。在作品外，他日复一日陪伴残疾儿子，不惜上法庭为冲绳人民的历史辩护，不断参与反核、反战活动。这都是他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证明。而这一切的根源，还是归结于他对边缘的关注，对自身边缘处境的认同，以及坚持只有边缘“陌生化”的眼光才能瞥见时代整体的信念。

6. 结语

《迟到的青年》是一部情感早熟、技巧晚熟的作品。它记录了战后日本年轻人的生存处境，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它让人回想起这个世界上曾有一群人，生来只想为战争而死。这证明了思想控制的恐怖，教育可以使人向善，也可以使人自愿成为战争机器。

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经济衰退，大国竞争，欧美多处极端右翼势力崛起。战争从未停下过它的脚步，局部战争易燃为大规模的区域战争，即便仍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也不得不加强军备防范未然，同时提防因愤怒或冲动使用的高科技毁灭性武器。

大江健三郎等知识分子所坚守的反核立场，在二战过去后的经济繁荣时期一直被视为陈旧和固执，政治家们不但没有避免使用核，反而规避谈论核的高风险，为了经济高收益加建核电站。丸山真男针对二战提醒道：“这并非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在某个国家里的童话故事。”[24]，皇国主义教育，无能腐败的国家首领，原子弹的创伤，这些都是真实发生在日本，且至今仍在延续，仍需要被警醒的幽灵。不仅是日本，整个世界都需要引以为戒。因为皇国少年不仅让人想起那些未来得及上战场而梦想破碎的人，也有真的死在战场的人，除此以外，还有因他们可笑的梦想惨死的别的国家的人。

作为个体，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们依旧应该像大江健三郎所说，用陌生化的目光观察社会现实，贴近真实，保持警醒。牢记历史的教育，承担应付的社会责任，不与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同流合污。如此，才有可能预防悲剧的重演。

引用来源及参考文献：

1.《民主与爱国》，P640

2. 同上，P642

3. 同上，P115

4. 同上，P639

5.《读书人》，P207

6.《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P37

7.《民主与爱国》，P33-34

8.《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PP112-113

9. 同上，P98

10.《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P80

11.《小说的方法》，P156

12.《毒舌北野武》，P63

13.《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P17

14.《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P18

15.《定义集》，PP10-11

16.《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P237

17.《日常生活的冒险》，P21

18. 同上，P190

19. 同上，P253

20. 同上，P6

21.《被偷换的孩子》，P134

22. 同上

23.《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P28

24.《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