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记忆与文明传承：昆仑意象对中华文明连续特性的源头性奠基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其区别于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古文明的核心特质，正如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言：“中国文化乃一绵延不绝、独立发展之体系，其所以能然，在其有一内在之精神纽带。”[1]这一“精神纽带”的一个重要源头，正是上古时期形成的昆仑文化。昆仑文化并非局限于西北地域的单一文化形态，而是以“昆仑山”为符号核心，融合宇宙观、自然认知、族群认同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从《山海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为帝之下都”[2]的神话叙事，到《史记·大宛列传》对“河源出昆仑”的地理探索，再到宋代《云笈七签》将昆仑纳入道教神仙体系的文化重构，昆仑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同频共振。值得注意的是，昆仑文化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奠基，并非源于单一符号的固化传承，而是以“对天的运行规律认识”为核心逻辑。中华先祖将“日月更迭、四季交替、江河运行”等天的规律，投射于昆仑符号之上，使其成为“天秩”（天的秩序）的具象化身。这种“以天定序、以序传脉”的认知，贯穿从先秦诸子哲学到现代文化认同的全过程，成为维系中华文明不中断的深层文化基因。本文将以“对天的运行规律认识”为线索，结合典籍文献与哲学思想，系统阐释昆仑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文明连续特性。

一、对天的运行规律认知：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精神内核

中华文明对“天”的认知，从未停留于“神性崇拜”，而是聚焦于“规律探索”。《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3]，即通过观测天的运行规律指导人的实践。昆仑文化正是这一认知的“符号化表达”，它将抽象的“天秩”转化为具体的“昆仑意象”，构建起“天—地—人”贯通的宇宙框架，为中华文明连续性提供了稳定的精神内核。

（一）天秩具象化：昆仑作为天地运行规律的符号载体

在中华先民的宇宙观中，“天”的运行并非无序，而是遵循“日月相推、星辰有序”[4]的恒定规律，而“昆仑”被视为这一规律的“具象枢纽”。《山海经·西山经》明确记载：“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5]此处“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的描述，直指昆仑的核心职能：掌管天地间的秩序与时节，本质是将“天的运行规律”赋予昆仑符号。这种“天秩具象化”的认知，在《淮南子·天文训》中进一步深化：“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 倍 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6]这里的昆仑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天的层级秩序”的象征。 凉风之山”到 的层级划分，对应“地—人—天”的宇宙结构，而“太帝之居”正是“天秩”的终极来源。这种认知将“天的运行规 “昆仑符号”深度绑定，使“昆仑”成为“天秩不可变”的文化象征。只要“昆仑”的“枢纽地位”未被否定，中华文明对“天秩”的认知就不会断裂，这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精神基底。

（二）天道人伦化：昆仑文化中“天秩”向人伦秩序的转化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体现为对自然规律的传承，更体现为“天秩”向人伦秩序的转化。将“天地有序”延伸为“社会有序”，形成“家国同构”的伦理体系。昆仑文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扮演了“中介载体”的角色。

《礼记·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7]此处“天命”的源头，可追溯至昆仑文化中的“天秩”认知，“天”通过“昆仑”这一“枢纽”，将规律赋予人类，形成“人性”与“天道”的统一。先秦儒家进一步强化这一逻辑，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8]，将“君主以德治国”比作“北辰居位、众星有序”，而“北辰”的秩序参照，正是“昆仑”所象征的“天秩” 道家同样以昆仑文 P为其 《老子》第二十五章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其中“天法道”的“天 并非抽象 是 昆仑”为象征的“天地秩序” 《庄子·天地》中“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10]的叙事，正是人通过亲近 （天秩载体） ，领悟道法自然的隐喻。这种“天秩—人伦”的转化逻辑，通过昆仑文化代代传承。从周代“以德配天”的治国理念，到汉 的政治哲学，再到宋代程朱理学“天即理”的伦理体系，始终以昆仑象征的“天秩”为源头，形成伦理体系不断丰富而核心逻辑不变的传承特征，保障了中华文明伦理维度的连续性。

（三）天文实践化：昆仑文化中“观天治时”传统的永续传承

对“天的运行规律”的认知，最终需落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实践，而昆仑文化衍生的“观天治时”传统，从历法制定到农耕实践，贯穿中华文明全程，成为连续性的实践保障。

中华先民对“天秩”的探索，最初以“观象授时”为核心，而“昆仑”被视为“观象”的基准点。《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11]这段记载中“昆仑之丘”的方位描述（西海、流沙、赤水、黑水），本质是先民通过观测“昆仑”周边的天文地理，确定“四方四时”的坐标。以昆仑为中心，划分东西南北四方，对应春夏秋冬四时，形成最早的“时空秩序”。这种“以昆仑定时空”的认知，直接转化为历法实践。《夏小正》作为中国最早的物候历，开篇即载“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12]，其历法制定的核心依据，正是“昆仑象征的天秩”。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相对于昆仑的运行轨迹，确定节气与农时。这一传统在历史中不断传承，商代“殷历”以“建丑”为正月，仍以“观象授时”为基础；汉代《太初历》由司马迁等人编撰，明确以“昆仑河源”为地理基准，结合天文观测调整历法，使其更贴合“天的运行规律”；元代郭守敬编撰《授时历》，虽引入更精密的天文仪器，但“以天定历”的核心逻辑，仍源于昆仑文化“观天治时”的传统。

此外，“祭天”仪式作为“观天治时”的延伸，同样以昆仑文化为精神内核。《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周代祭天仪式以“南郊”为场所，象征“朝向昆仑（天秩源头）致敬”；明清时期天坛祭天，虽仪式细节有所调整，但“敬天、法天”的核心诉求，仍与昆仑文化“对天秩的敬畏”一脉相承。这种“从观天到治时、从治时到祭天”的实践链条，通过昆仑文化的精神纽带，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成为连续性的重要实践保障。

二、符号与叙事的传承：昆仑文化承载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具象维度

昆仑文化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奠基，不仅体现为精神内核的稳定，更体现为符号与叙事的“活态传承”。昆仑神话、河源叙事、神山信仰等文化符号，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吸纳多元文化元素，却始终保持“天秩认知”的核心内涵，形成“形式常新而本质不变”的传承特征，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具象见证。

（一）昆仑神话的历史延续：从原始叙事到文化重构

昆仑神话作为昆仑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叙事内容虽随时代演变，但“天秩认知”的核心从未改变，成为中华文明神话体系连续性的重要标志。

昆仑神话的原始形态集中于《山海经》，其中“西王母”“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等叙事，均围绕“天秩维护”展开。《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西王母”的形象为“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职能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即惩罚破坏天秩的行为，维护天地秩序；“女娲补天”的神话虽未直接提及昆仑，但《淮南子·览冥训》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13]，其中“立四极”的“四极”，正是以昆仑为中心的天地框架。女娲补天的本质，是修复被破坏的“天秩”，而昆仑作为“天地枢纽”，是“四极”得以重建的基准。

汉代以后，昆仑神话开始吸纳道教文化元素，却未偏离“天秩认知”的核心。《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叙事中周穆王“献白圭玄璧”，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14]，此处西王母的形象从“半人半兽”转变为“礼仪化女神”，但其“掌管天秩、赐福人间”的职能未变；《汉武帝内传》进一步将西王母塑造为“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15]的神仙领袖，向汉武帝传授长生之术，本质是将“天秩”与“人间福祉”结合，延续“天秩”滋养人类的核心逻辑。

唐代以后，昆仑神话融入佛教文化元素，却仍保持核心内涵。敦煌遗书《天地开辟已来帝王纪》中，昆仑被描述为“须弥山之别名”，将佛教“须弥山为宇宙中心”的认知与昆仑 天地枢纽 ”的叙事融合，但昆仑象征“天秩”的本质未变；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昆仑成为元始天尊修炼之地，姜子牙从昆仑下山辅佐周室，其“顺天应人、讨伐无道”的行为，仍以维护“天秩”为正当性依据。这种不断吸纳新元素，却始终坚守核心的神话传承，正是昆仑文化承载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具象体现。

（二）河源叙事的文化延续：从神话想象到地理实证

“昆仑为河源”的叙事，是昆仑文化将“天秩认知”（江河运行规律）转化为地理认同的重要载体，其传承过程从“神话想象”到“地理实证”，却始终保持“昆仑为江河之源”的核心认知，成为中华文明地理认同连续性的见证。

《尔雅·释水》最早明确记载“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16]此处“河出昆仑”的叙事，本质是将黄河运行规律与昆仑符号绑定。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其“源头在昆仑”的认知，象征“中华文明的源头与天秩同源”。这一神话叙事在汉代得到进一步强化，《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通西域后“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17]，汉武帝虽通过实证发现黄河源头在“于阗”，却仍“案古图书”将其命名为昆仑，本质是通过实证地理与神话符号的结合，延续“昆仑为河源”的文化认同。

唐代至清代，“昆仑为河源”的叙事进一步吸纳边疆民族的地理认知，却始终保持核心内涵。唐代《元和郡县志》载“黄河源出星宿海，出于阗国南山，一名昆仑丘”，将藏族对“星宿海为河源”的认知纳入昆仑叙事；清代《河源纪略》由乾隆皇帝主持编撰，书中既收录中原“昆仑河源”的神话传统，也记载蒙古族、藏族对黄河源头的实地探索（如“玛曲为黄河正源”），形成神话与实证、多民族认知共存的叙事格局。这种“多元认知兼容，核心认同不变”的河源叙事，通过昆仑文化的纽带，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地理认知整合为中华文明江河同源的共识，保障了地理认同的连续性。

（三）神山信仰的精神延续：从自然崇拜到民族认同

昆仑作为“神山”信仰，是昆仑文化将“天秩认知”转化为民族精神认同的重要途径，其信仰主体虽从“单一族群”扩展为“多民族享”，但“敬畏天秩、守护文明”的核心精神未变，成为中华文明民族认同连续性的重要支撑。

早期昆仑神山信仰集中于中原族群，《山海经》中描述昆仑之丘“此山万物尽有”[18]，体现中原先民对昆仑“滋养万物、维系天秩”的敬畏；汉代以后，昆仑神山信仰逐渐扩展至西北边疆民族。羌族作为西北古老族群，将昆仑视为“祖先发祥地”，羌语中“昆仑”与“白石神”信仰关联，认为昆仑是白石神守护的“天秩圣地”，其“祭白石”仪式与中原“祭天”仪式，虽形式不同，但“敬畏天秩”的核心一致；藏族将昆仑山脉支脉“巴颜喀拉山”视为“神山”，认为其是黄河源头的守护者，与中原“昆仑为河源圣地”的认知形成共鸣。藏传佛教中“神山滋养江河、江河滋养文明”的叙事，与昆仑文化“天秩滋养人类”的逻辑高度契合。

元代以后，昆仑神山信仰成为多民族共享的精神符号。蒙古族在《蒙古秘史》中，将昆仑描述为“英雄的试炼之地”，认为英雄需通过昆仑神山的考验，才能获得顺应“天秩”的力量；清代满族统治者虽推崇萨满教，但对昆仑神山信仰持包容态度，康熙皇帝曾派人考察黄河源，并在《御制河源诗》中提及“昆仑遥峙西极天，黄河发源从其间”，将“昆仑为河源神山”的认知纳入国家文化认同。这种从单一族群信仰到多民族共享信仰的传承，通过昆仑文化的精神纽带，将不同民族的“天秩认知”整合为“中华文明同源”的共识，保障了民族认同的连续性。

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脉符号”，其蕴含的中华文明连续特性，本质是对“天的运行规律”认识的稳定传承与活态实践。从精神内核看，昆仑文化将“天秩”具象为“天地枢纽”，构建“天人合一”的认知框架，使中华文明对自然规律与伦理秩序的认知，在数千年中保持核心逻辑不变；从具象维度看，昆仑神话、河源叙事、神山信仰等符号，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吸纳多元文化元素，却始终以“天秩认知”为核心，形成“形式常新而本质不变 “祭天敬天”等传统，通过昆仑文化的精神 带 续性，源于它拥有一套可传承、能落地的核 将精神、符号、实践融为一体，形成“根脉 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更能为增强文化自信、 传承中华优秀 “新时代文化建设视域下昆学院 年专项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昆仑文化的内聚性实践向度研究 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西汉]刘歆编，[晋]郭璞注.山海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

[2][汉]刘安著，陈广忠译注.淮南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3]王弼，孔颖达疏，余培德点校.周易正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班固撰，钱熙祚校.汉武帝内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7][清]库勒纳，叶方蔼等编撰，李孝国等今译.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