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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子《赤壁赋》

作者

苏煜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350007

一、言近旨远,张弛有度

文章语言浅近直白,却韵味十足,节奏把控精准,张弛有度。文章开篇“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便是千古传诵的写景名句。何谓“清风”?清,本意为纯粹、不含一丝杂质,后引申为“清凉”意。苏轼与友人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明月之下,万物澄澈,风儿带着水汽的潮湿、草木的芳香,与秋夜独有的恰到好处的凉意,徐徐而来。用“徐”不用“缓”,是因为相比“缓”,“徐”字除了风速度的快慢,更强调了风之“轻”。下半句“水波不兴”也对应了前文之“清风徐来”。清风抚不皱水面,只有船只的缓行漾开了一圈圈的波纹。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更有欲扬先抑之意。“不兴”的不只是漾漾水波,更是两位来客的心。苏轼和友人此刻依旧沉浸于饮酒品诗赏景的愉悦之中,尚未抵达后文辩论的心境。而此刻的沉醉,更与后文的浓烈悲哀和慷慨激昂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文章更有张力。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白茫茫的水汽横扫江面,水色与天色相接一体。“横”字化静为动,呈现出千军万马磅礴气势。上半句镜头从贴近江面的地方骤然拉高拉远,下半句则是超广角静景,上下两句动静结合,极具张力。

再看文章结尾:“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客人听完苏轼的回答后豁然开朗,一反先前的苦闷之情,喜笑颜开,再度饮酒品肴,推杯换盏,直至天明。桌上是一夜欢饮后的狼藉,酒醉的两人一起随意地倒在船中沉沉睡去,远方的天际已然漫开黎明的曦光。在前文一番酣畅淋漓的关于人生的辩论后,以这样轻松浅近的语言结尾,张弛有度,余韵悠长,令人回味。

二、骈散相间,自由灵动

苏轼以散文的笔调来写赋,句与句骈散相间,即有朗朗上口的音韵之美,又有对仗工整的形式之美,更有错落有致的参差之美。从骈句的位置与功能来看,其大多用于大篇幅的写景、抒情与铺陈。如“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等。大段的骈句读来气势磅礴,蕴含排山倒海、气吞山河之势,配合着视野开阔的浩渺水色,颇富形式之美;同时全文翻了12 次韵,读来朗朗上口。

散句多点缀于大段的骈句之间,起到“过渡”的作用,活泼灵动,有张有弛,使文章有了“呼吸”。其大多用于开头、结尾处,陈述动作、发表议论等。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于是饮酒乐甚,扣弦而歌之。”“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散句的运用,体现了文章的参差美,形成一种平易流畅、 圆转灵动的风格。

三、融儒释道于一体

《赤壁赋》中的情与理,历来是本文赏析的重点。苏轼作为集儒释道于一体的大成之人,这篇文章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三家交汇的身影。

苏子与客,看似两人,实则一体。苏子借客之口,抒己之困惑,而借己之言为客也就是自己答疑解惑,因此文中的”苏子“才是苏轼的主体,从此便可看出苏轼旷达乐观的心态。苏子扣弦而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此处歌文化用屈原的《九歌》,无疑是借屈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被谗言佞语陷害的苦闷与悲愤。“望美人兮天一方”更是典型的以“求女”喻“求君”,而与美人的相隔甚远,无疑暗示了苏轼此刻在仕途的重大挫折。这一段歌词唱出的,是苏轼在儒式理想上的失败。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一句前承“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气势连贯,势如长虹,磅礴壮阔。“冯虚御风”即凭借长风而行,所指即庄子所言“御风而行”的列子。列子是道家著名近神之人,其心无外物,御风而行,顺应自然,神游八荒。故苏子所言“浩浩乎如冯虚御风”,便是一种遨游于太虚之境的自由状态,而如此状态带来的结果便是“遗世独立”,是“羽化而登仙”。遗世独立,即超脱于红尘世俗而抵达自由独立之境,有别于万丈红尘的芸芸众生。苏轼此时九死一生,刚刚逃离“乌台诗案”死亡的阴影,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在儒家思想上的挫败不仅使他在肉身上远离朝堂,更使他在精神上从浑浊官场中抽离,转向了“遗世独立”的姿态。“羽化登仙”是道家用语,“羽化”出自《搜神记》:“木蠹生虫,羽化为蝶。生物学中昆虫从蛹变成成虫的过程称为“羽化”,后“羽化”也被用于形容得道之人飞升成仙的过程,即一种“升华”。苏轼在俗世中被贬,却在这浩渺壮阔的茫茫江面之中羽化成仙,其在“儒”中失道,却在“道”中得道。

然而道家思想依旧会给人带来困惑。客者认为即使是曹操这样的“一世之雄”,却依旧逃不开“而今安在哉”的消亡命运。更何况“吾与子”这样泛舟而行、与鱼虾麋鹿为友的普通之人呢?宇宙浩瀚,众生不过天地蜉蝣、沧海一粟,渴望“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忽骤得,托遗响于悲风。”道家的理念,带来的除了从俗世欲望中解脱的“升华”,同时也无法消解“生死”这一关系的对立,带来了自身渺小、难逃一死的悲哀。

但随后便是苏子的解答。苏轼首先运化用了佛教“无常”和“无我”的观念。佛陀指出,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和流逝的,没有永久不变的实体即“无常”。同时,佛学主张没有一个永恒的个体实体,人们的自我观念是虚幻的,即“无我”。苏轼利用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道理,指出“江与月”这样令客艳羡的“无穷”事物,从绝度运动的视角看来,江水喷流不息,而月亮也在阴晴圆缺地轮回着;但从相对静止的视角看来,即将目光放大致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江水随奔腾不息,但并没有流去,月亮虽阴晴圆缺,但始终没有消减和增长。换而言之,从运动的角度看来,你我终有一死;但将目光放即宇宙,“我”将永生。“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我”将不仅仅是“小我”,而是全人类的“大我”。一个“我”消亡了,还有千千万万个“我”诞生于世。苏轼身上有佛教的影子,但又不完全如佛教所倡导的一般完全超然于世,他承认人的欲望。芸芸众生皆有欲望,渴望受君王重用、渴望“抱明月而长终”,你与我的名字皆是欲望。人是欲望的物质存在形式。正如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言:“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佛教的“无常”理念,即“万事万物皆没有不变的实体”,带来的便是苏轼“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超然物外。苏轼劝导友人,不再执着于物质的存在抑或是消亡,而是“知足常乐”,大自然包容万象,馈赠于我们无数的礼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已足够“吾与子之所共适”。

苏轼通过佛教的“无常”与“无我”理念,消解了道教“生”与“死”之间的对立,最终“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客与苏子通过这场酣畅淋漓的辩论,从儒家的困惑到道家的悲哀,最后到佛教的超脱,两人最终豁然开朗,苏轼也达到了最后的圆融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