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视域下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困境与进路探析

摘要：乡村生态振兴是贯彻实施乡村“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支撑任务。从必然生成、理论维度、作用机制厘清乡村生态振兴的内生逻辑。建立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基础之上分析衡阳乡村生态振兴仍存在生态破坏与城乡对立，环保让位与产业失衡等新陈代谢断裂困境。新时代及时弥补衡阳乡村生态振兴“新陈代谢断裂”，必须消解乡村生态关系异化困局，构建乡村生态振兴联动机制，铸牢乡村生态共同体意识，形成乡村生态振兴耦合力。

键词：乡村振兴；生态振兴；新陈代谢理论；新陈代谢断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推动乡村五大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生态振兴是贯彻实施乡村“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支撑任务。近年来，衡阳市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在实施乡村生态振兴战略过程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依然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极大地制约了生态振兴作用的彰显。“新陈代谢”理论作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核心要素，直击生态文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本质，既为领会生态振兴的内生逻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也为破解衡阳乡村生态困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因此，在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视域下探讨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逻辑以及亟待破解的现实困境，寻找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乡村生态振兴的内生逻辑

乡村生态振兴不仅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策略，更是一个涵盖生态、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战略。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与乡村振兴战略在哲学基础、价值导向、功能作用、实践路径等方面有着高度的内在耦合。这种耦合不仅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马克思理论的实践应用开辟了新的路径。

（一）内生逻辑的必然生成

生态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价值观维度的集中表达；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引导，需要通过乡村这一生态系统的重要涵养地与载体，来实现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发展的统一，解决人类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物质变换的系统，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则是这一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物质变换却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相比之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导向，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乡村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涵养地与载体，其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因此，通过实施乡村生态振兴战略，可以有效解决人类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实现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的和谐统一。这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的战略，论证了社会主义乡村生态振兴战略的制度优越性，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内生逻辑的理论维度

马克思关于自然内部、人与自然、社会内部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哲学阐释，为我们揭示了生态振兴这一宏大命题下的内在规律与逻辑框架。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新陈代谢的第一层次聚焦于自然内部的过程，是自然界内部客观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过程，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可循环的质优、量足的资源支持，实现财富稳定增值。这是一个自然界自我维持、自我更新的核心机制，它涵盖了土壤肥力的恢复、水循环的纯净保持、空气质量的自然净化等一系列复杂而精细的生态过程。这些过程构成了地球生命系统的基石，确保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这一层次新陈代谢的直接体现，为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基础。这些资源，无论是清洁的水源、肥沃的土地，还是丰富的矿产，都是质优且量足的，它们支撑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促进着财富的稳定增值。在这一过程中，生态振兴的任务在于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层次的新陈代谢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通过劳动和实践能动地利用和改造自然，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也潜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与破坏。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和谐共生的，而非征服与被征服。因此，生态振兴的深刻要义在于引导人类活动遵循自然规律，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将生态资源高效、和谐地转化为满足人类需求的生态产品。这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生态振兴不仅关乎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关乎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它倡导的是一种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模式。

第三层次的新陈代谢则深入到社会内部，是商品交换与流通的社会经济过程，表现为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这一过程不仅是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延伸，也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人们通过商品交换与流通达到致富目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交换往往伴随着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的破坏。而在生态振兴的视野下，极力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商品交换应成为促进资源高效利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的桥梁。通过开辟生态产品的消费市场，鼓励消费者选择环保、可持续的产品，可以激励生产者采用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生态振兴在此层次上的实践，旨在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一条既符合生态规律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路径。

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的哲学阐释为生态振兴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在生态振兴的实践中，我们需要从自然内部的生态平衡出发，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这一过程不仅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实践验证，更是新时代对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回应。

（三）内生逻辑的作用机制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物质变换的本质规律，为我们理解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钥匙。乡村生态振兴战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价值观维度的集中表达，不仅是对当前乡村生态困境的积极回应，更是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生动实践与时代创新。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界是一个自我维持、不断更新的循环系统，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物质变换过程。而人类社会，作为这一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生产活动无疑对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往往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破坏了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平衡，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仅损害了自然界的再生能力，也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相比之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则秉持着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导向，倡导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规划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以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乡村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涵养地与载体，其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因此，通过实施乡村生态振兴战略，可以有效解决人类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实现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的和谐统一。这一战略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独特优势，同时，乡村生态振兴的成功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意义。

二、新陈代谢断裂：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现实困境

结合实地调研，建立理论与实证联动的分析框架，总结衡阳市生态振兴发展的基本模式和阶段性成果，基于福斯特对“新陈代谢断裂”概念的重构，从新陈代谢的“双重断裂”以及新陈代谢断裂的转移等几个层面递进分析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现实困境及其原因。

（一）福斯特对“新陈代谢断裂”概念的重构。

“新陈代谢断裂”是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反向延伸观点，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展开的生态批判中提出了“新陈代谢断裂”的观点；福斯特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系统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形成其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核心理论——“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而且为理解当代环境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揭示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物质交换过程，这一过程本应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需求被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这种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不协调。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严重浪费，不仅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枯竭，也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得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受到严重挑战。在此基础上，福斯特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首先，通过恢复自然循环；其次，发展可持续农业以减少对自然的依赖；最后，倡导建立新型生态经济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福斯特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进行的生态批判既为乡村振兴实践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和理论指导，也为我们在衡阳乡村生态振兴实践中规避了一些不良经验。

（二）双重断裂代价：生态破坏与城乡对立。

在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生产方式中，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循环产生了物质流的中断，这种中断以“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断裂表现出来，对生态环境和城乡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间断裂”体现为资源再生补给时间与资本需求索取时间的裂缝、环境自我修复速度与经济建设破坏速度的裂缝。衡阳位于湘中南，是典型的以丘陵地貌为主的传统农业产区，这种传统农业发展遗留的“时间断裂”历史问题尤为突出。由于长期过度开发，土壤肥力下降，环境自我修复周期被人为经济活动压缩，形成了“历史遗留的净化压力加剧”的局面。也就是说，衡阳传统农业区面临资源索取速度远超自然再生能力的矛盾。例如，土壤肥力因过度开发而下降，环境自我修复周期被人为经济活动压缩，导致乡村自然的净化压力加剧、修复周期延长，使得乡村生态系统面临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空间断裂”则体现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区域之间输入输出失衡。一方面，在城乡距离及其带来的运输成本限制下，城市产生的消费排泄物无法及时回到农业领域，导致土壤肥力下降，限制了农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工业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导致农业推进缺乏人力资源条件。根据衡阳市统计局 2023 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衡阳市面临人口外流加剧的困境，累计流出人口128.72万人，较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流失的增幅达到70.78%。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流使农业生产劳动力供给量大幅下降，具体表现为基层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年龄偏大、技能水平偏低、人才留住难，造成乡村人才“新陈代谢”的断裂困境。这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和社会矛盾。当今，乡村生态的净化压力和修复压力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闭环以及乡村人才“新陈代谢”的断裂，这些都成为衡阳生态振兴战略落实的“拦路虎”。

在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中，这种双重断裂代价的体现尤为明显。一方面，生态破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给乡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城乡对立和区域输入输出失衡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和社会矛盾，使得乡村在资源获取、人才支撑及市场机会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三）断裂转移代价：环保让位与产业失衡。

马克思指出，代谢断裂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弥补”的，这迫使我们需要在满足社会进步需求的同时，将代谢断裂“转移”到其他地方，即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断裂转移。这种转移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环保让位及产业失衡。

在脱贫攻坚战初期，衡阳乡村地区长期受到经济困境的制约，在脱贫攻坚战初期，衡阳全市原有322个贫困村，102662户322375名贫困人口。由于农村地区长期囿于经济困境，早期的生态扶贫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于地区经济建设。由于部分地方政府缺乏生态考量，加上民众普遍环保意识薄弱，导致生态环保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经济发展。这种短视行为不仅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也给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此外，工业生产对农业原材料或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不断将生态成本转移到农村地区。而农业推进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却越来越匮乏，导致工农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这种产业失衡不仅影响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和社会矛盾。

近年来，衡阳乡村农业在农业的发展规模、科技支撑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例如，耒阳市潭湖村焱燚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产业园通过发展绿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当地解决了就业问题并实现了稳定增收。然而，这种成功案例并未形成普遍范式，衡阳乡村农业仍呈现出“小、散、弱”的格局。与此同时，工业方面多受限于城市资源型产业，存在低端同质化、薄利高耗能等问题，这极不利于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衡阳乡村生态振兴面临着新陈代谢断裂的多重困境，包括生态破坏与城乡对立的双重断裂，以及环保让位与产业失衡的断裂转移。这些困境不仅制约了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与社会矛盾。因此，衡阳在推进生态振兴的过程中，必须深刻反思并调整发展战略，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生态动力。

三、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思考

在新时代背景下，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顺利推进，不仅关乎乡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实现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面对“新陈代谢断裂”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从多个维度出发，及时弥补这一断裂，打破生产方式、体制机制、思想观念以及落实践行等方面的壁垒，以期重建乡村生态优势，重整生态振兴的力量。以下是对衡阳乡村生态振兴实践路径的深入思考与探索。

（一）经济模式转型：消解乡村生态关系异化困局。

衡阳乡村经济模式的转型是消解乡村生态关系异化困局的关键所在。必须摒弃传统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建立与区域资源相适应的生态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应强调资源的节约与高效利用，促进产业的绿色转型与升级，形成城乡空间多维融合的生态产业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农业、林业、渔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生态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与增值。

同时，我们要通畅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以“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耦合联动和衔接贯通为核心，推动生态振兴与经济振兴的并驾齐驱。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确保经济活动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此外，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也是推动衡阳乡村经济模式转型的重要一环。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促进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乡村地区也应积极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发展适合自身特点的产业，实现城乡经济的互补与共赢。

（二）制度保障完善：构建乡村生态振兴联动机制。

制度保障是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保障。为了构建乡村生态振兴联动机制，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建立互惠共享的城乡一体化机制。通过优化城乡布局，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同时，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其次，建立严密的法律法规制度。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生态保护的责任主体和处罚措施，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此外，建立“农户-企业-政府”有效联动的激励制度也是构建乡村生态振兴联动机制的重要一环。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等措施，激发生态振兴各主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例如，可以对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的农户给予奖励和补贴；对在乡村生态振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乡村生态振兴的投入力度，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三）价值共识引领：铸牢乡村生态共同体意识。

价值共识是推动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精神动力。为了铸牢乡村生态共同体意识，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重视生态系统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基本思想，将乡村生态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和治理。通过加强宣传教育等措施，提高农民对生态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其次，秉持生态经济理念。以绿色政绩观为基础建立乡村经济发展考核标准，将生态保护纳入考核范围，推动乡村经济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发展。同时，加强生态技术创新和推广力度，提高乡村经济的生态化水平。此外，立足生态民生理念也是铸牢乡村生态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一环。贯彻落实“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生态民生观，将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相结合。通过实施生态扶贫等措施，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同时，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四）主体多元协同：形成乡村生态振兴耦合力。

主体多元协同是推动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关键所在。为了形成乡村生态振兴耦合力，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切实发挥党政机关的引领作用。党政机关应做好乡村生态振兴的“设计者”与“引导者”，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同时，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力度，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其次，积极发挥农民主体的人才驱动作用。农民是乡村生态振兴的主体力量。我们应依托学院优势对接生态振兴的人才需求，设置相关专业方向，培育专业技能与生态理念有机统一的“乡村匠人”。通过加强教育培训等措施，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同时，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生态保护活动，发挥他们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此外，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赋能作用也是形成乡村生态振兴耦合力的重要一环。乡镇企业是乡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等措施，促进乡镇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同时，鼓励乡镇企业与农户开展合作经营或联合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项目，实现互利共赢。在此基础上，推动乡村经济平稳发展，助力乡村生态振兴治理。

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需要从经济模式转型、制度保障完善、价值共识引领以及主体多元协同等多个方面入手。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可以逐步消解乡村生态关系异化困局、构建乡村生态振兴联动机制、铸牢乡村生态共同体意识以及形成乡村生态振兴耦合力，为衡阳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结语

基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对衡阳市乡村生态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与推进策略进行了系统性的剖析。揭示了新陈代谢断裂作为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的核心制约因素，具体表现为生态破坏与城乡对立、环保让位与产业失衡等现实困境。针对上述挑战，提出若干实践策略，包括经济模式的转型升级、制度体系的完善强化、价值观念的共识构建以及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旨在形成乡村生态振兴的耦合动力机制。此研究以期进一步丰富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应用范畴与理解深度，为衡阳市乃至更广泛地区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范例。衡阳市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需不断探索与本地实际相契合的新模式与新路径，旨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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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3年度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市情研究项目“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视域下的衡阳乡村生态振兴研究”资助，项目编号：2023B（Ⅱ）008

作者简介：贺丹丹（1988-），女，湖南衡阳人，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