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互联网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但同时也催生了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流量劫持、广告拦截、数据抓取、平台“二选一”等行为，通过技术手段干扰竞争对手的正常经营，损害消费者选择权，甚至破坏行业生态。此类行为具有技术性、隐蔽性、跨地域性等特点，传统法律规制模式难以有效应对。2017 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增“互联网专条”（第十二条），试图填补法律空白，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法律适用模糊、裁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一、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与类型

（一）特征分析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具备独特且复杂的特征。技术驱动性是其核心特质，此类行为高度依赖算法、爬虫、插件等前沿技术手段。不法经营者通过修改浏览器代码，可悄无声息地实现广告拦截，破坏竞争对手的盈利模式；或是利用虚假流量工具，制造虚假访问数据，误导市场判断，干扰竞争对手正常运营。其隐蔽性极强，侵权行为通常难以被直接发现，往往需要借助专业的技术检测与分析手段，才能还原行为的具体路径。例如，某些软件在后台静默运行，秘密抓取用户数据，用户在日常使用中毫无察觉。跨地域性也是其显著特点，互联网的无国界特性使得侵权行为可能跨越多个法域，这极大地增加了法律适用与管辖权认定的难度，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差异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挑战。此外，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不可逆性，数据泄露、用户流失等问题一旦发生，很难通过事后救济完全挽回，尤其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这种打击可能是致命的，可能导致其前期投入付诸东流，甚至直接破产倒闭。

（二）典型类型化行为

根据司法实践与学术研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可归纳为以下类型：

（1）流量劫持：通过恶意修改用户浏览器设置或搜索结果，将用户引导至竞争对手平台。例如，某安全软件被指控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默认搜索引擎篡改为自身关联产品。

（2）广告拦截：通过技术手段屏蔽竞争对手的广告，或强制用户关闭广告以换取服务。此类行为可能构成对他人商业模式的干扰。

（3）数据不当抓取：未经授权抓取竞争对手的用户数据、交易信息等，用于自身业务或恶意竞争。例如，某电商平台被指控通过爬虫技术抓取竞争对手的商品价格信息，实施低价倾销。

（4）平台“二选一”：大型平台通过技术或合同手段，要求商家仅在其平台或关联平台经营，排除竞争对手。

（5）违反ROBOTS 协议：违反网站所有者设置的爬虫协议，强制抓取公开数据。此类行为在搜索引擎竞争领域尤为突出。

二、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

（一）立法现状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 2017 年修订时新增了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明确禁止了“恶意不兼容”“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等互联网领域特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条款的出台，为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然而，该条款采用的是“列举 + 兜底”的立法模式，难以全面涵盖互联网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并且，条款中“恶意”“干扰”等关键概念缺乏明确、具体的界定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适用。

为弥补立法上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 年），对“商业道德”“消费者利益”等概念作出了细化解释，为司法裁判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这些解释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法律适用中的难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尝试进一步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类型化规定，但该规定目前尚未正式实施，其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

（二）司法实践困境

一般条款过度依赖：由于“互联网专条”的局限性，法院在裁判中仍大量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条款，导致裁判标准不统一。例如，在“某安全软件广告拦截案”中，法院需综合考量技术中立性、商业模式合理性及消费者利益，但缺乏明确指引。

竞争关系认定分歧：传统竞争关系以同业竞争为前提，但互联网领域存在跨行业竞争、生态竞争等新形态。例如，某短视频平台与社交平台因用户时长争夺产生纠纷，法院需重新定义竞争关系边界。

利益衡量失衡：裁判中往往过度关注经营者利益，忽视消费者选择权与技术创新空间。例如，在“某浏览器默认搜索引擎案”中，法院需平衡用户便利性、平台自主权与市场竞争秩序。

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

（一）立法完善

对“恶意”“干扰”等概念作出具体解释，例如将“恶意”界定为“明知或应知行为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仍实施”，将“干扰”细化为“破坏技术措施、篡改数据、误导用户”等具体情形。结合司法实践，将流量劫持、广告拦截、数据抓取等高频行为纳入列举条款，并设置兜底条款以应对未来新型行为。在立法中明确技术中立与不正当竞争的界限，避免过度限制技术创新。例如，规定“技术手段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但若被用于不正当竞争目的，则需承担责任”。

（二）司法裁判规则的统一化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互联网专条”与一般条款的适用边界，统一裁判标准。例如，针对广告拦截行为，可明确“若拦截行为未实质影响用户体验且未破坏商业模式，则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在裁判中引入“比例原则”，综合考量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在“平台二选一”案件中，需评估该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损害程度与消费者福利的增益。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技术专家参与庭审，协助法官还原行为路径与技术原理。

（三）执法与监管的协同化

在中央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并赋予其技术调查权与数据保全权。鼓励行业协会制定技术规范与商业道德准则，例如互联网广告联盟可制定《广告拦截行为自律公约》，政府则通过备案、抽查等方式监督执行。建立市场监管、网信、工信等部门的联席会议机制，共同应对数据安全、算法垄断等新型问题。

四、结论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需兼顾法律稳定性与技术适应性。我国应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裁判规则的统一化、执法监管的协同化以及国际经验的本土化，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规制体系。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普及，互联网竞争形态将进一步复杂化，法律规制需保持前瞻性与包容性，既要遏制不正当竞争，又要为技术创新留足空间，最终实现互联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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