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的生态书写：中西方当代文学对环境危机的反思与重构

引言：中西方当代文学中的生态书写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通过对莫言、阿特伍德、刘亮程与艾比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在自然意象建构和环境危机描绘上的异同及其深刻内涵。这种跨文化对话，有助于揭示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生态问题，并推动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

1. 文学作为生态伦理建构载体的独特性

与哲学、政治或科学话语相比，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话语力量，它能够穿越理性框架，以情感感染力唤醒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推动新的伦理观念生成。在后工业时代背景下，文学作品不仅承担着记录现实、批判弊病功能，还通过虚构世界提供关于未来可能性的想象空间，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精神蓝图。

文本内部丰富且灵活的话语结构，使得作家能够利用隐喻、多义符号和叙事策略，对抽象道德命题进行具体阐释。例如莫言善于通过拟人手法赋予动物植物情感，使它们成为故事中的“角色”，参与到事件发展之中。这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主客二元划分，让读者潜移默化接受非人生存权的重要性。同样地，阿特伍德擅长运用黑色幽默和科幻设定，将过度消费、高科技泛滥带来的风险具象呈现，由此刺激大众重新审视自身行为边界。这些艺术处理方法拓宽了伦理讨论维度，使其兼具理智深度与情感温度。

文学具有独特时间维度优势。一方面，它能够追溯历史记忆，从地域传说、本土神话或民间故事汲取智慧，为现代生态困局寻找文化根源。例如刘亮程经常引用古老俚语或神话典故，将今日田园萧瑟置于悠久时间轴之上，由此揭示失落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一整套古老知识体系。另一方面，科幻小说或未来想象则引领我们前瞻思考，当今选择如何影响子孙后代命运，把抽象责任具体落实到每一个行动节点。这样一种横跨过去—现在—未来的话语机制，是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重要贡献。

文学能够激发集体认同并促成行动转变。在阅读体验过程中，人们常会因为共鸣产生自省乃至践行改变。例如艾比作品曾激励美国众多环保志愿者投身实际行动，其“猴子扳手帮”（Monkeywrench Gang）甚至成为抵制开发商非法开采标志性口号。而莫言关于农村毁林开荒悲剧，则促使国内许多青年反思城镇扩张代价，提高绿色生活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不止于纸面文字，而是一场介入现实、引导公众走向新型生活方式的动态过程，是连接个人审美体验与集体实践的一座桥梁。

2. 中西方代表作家文本分析：自然意象与环境危机呈现

2.1 莫言作品中的田园乡土与“异质自然”

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深植于中国北方乡土，对土地、村落、人类生存状态及其与周遭环境之间复杂关系有着持续而敏锐的描摹。在《蛙》《檀香刑》《红高粱家族》等诸多重要文本中，自然不再是被动承载人类活动的背景板，而是具有强烈主体性的存在。这一“异质自然”观念，是对传统田园牧歌式乡土想象的重要修正，也是对现代化浪潮下生态失衡现实的深度回应。

在莫言笔下，自然景观常常交织着血缘、历史创伤和集体记忆。例如，《红高粱家族》中，高粱地不仅承载着生命繁衍和民族抗争，更见证了生态循环与人性冲突。“高粱地里弥漫着甜腻气息，但终归要腐烂发霉”，这种生死循环隐喻了大地母亲不可违逆之法则，也暗示着任何试图征服或改造自然的人类行为都难免自食其果。

莫言善于通过奇诡荒诞甚至带有魔幻色彩的叙事方式，将“异质”赋予乡野动植物。例如，《蛙》中青蛙既是农村水域生态系统的一员，又因计划生育政策成为特殊文化符号。青蛙叫声起伏，如同为被剥夺生育权利者鸣冤，这种超越物种间界限的互文，让生态伦理获得新的解释空间。同时，田园场景在莫言笔下并非永远温情脉脉，而往往夹杂暴力、苦难乃至疾病流行。庄稼歉收、河流干涸、动物病死，这些细节无时无刻不提醒读者：现代技术带来的表面繁荣背后，是传统农业文明逐渐瓦解，自然秩序日益紊乱。

莫言作品高度自觉地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他在《丰乳肥臀》中借角色之口讽刺那些以毁林开荒、“征服”土地为傲的人物命运悲剧，通过土地沙化、水源污染等具体意象，把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恶果推到台前。这不仅仅是乡愁式的哀悼，更是一种冷峻而诗性的警醒——大地不是任由宰割的对象，人类过度追求技术发展最终会反噬自身。

可以说，莫言以兼具本土经验和全球视野的方法，将田园牧歌式美学转向异质复杂、多重张力并存的新型“生态叙事”，把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独有的问题融入世界范围内对于现代性困境和未来出路的共同探讨中。

2.2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末世景观与技术寓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作为加拿大乃至全球享誉盛名的重要女性作家，其创作长期聚焦于科技发展、人性异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环境灾难。《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等系列小说，不仅以末世叙事直面后工业社会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及生态灾难，还巧妙融合科幻元素，为未来社会敲响警钟。

阿特伍德最显著的一项贡献，是将“末世景观”塑造成批判现代文明沉疴的平台。在《羚羊与秧鸡》三部曲中，被基因工程滥用改变后的动植物遍布废墟城市，大量原本丰富多样的栖息地因为企业贪婪开发变为死亡禁区。她用冷静甚至近乎残酷客观笔触描绘极端气候变化、大规模物种灭绝，以及实验室制造出的新型病毒肆虐一切生命。这些设定既呼应现实世界愈演愈烈的新冠疫情、生物安全威胁，也昭示了人类社会若不及时反省其科技信仰，将不可避免走向自我毁灭。

值得注意的是，阿特伍德并未陷于单纯厌世或恐怖渲染，而是在末日废墟中不断追问：什么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人类生活？她设置不同阶层角色，有科学狂热分子、有底层幸存者、有宗教乌托邦成员，通过他们各自对待自然资源和生命伦理选择，折射出人与环境关系重构过程中的艰难博弈。例如，“羚羊秧鸡”等人工合成生物虽然拥有美丽外表，却注定无法适应已被破坏殆尽的新世界；而依循古老农耕法则、自给自足的小群体，则在风雨飘摇中获得某种延续希望。这些情节实际上打破了科技万能神话，用艺术手法指出技术创新必须服务整体生态平衡，否则只会加速灾害循环。

此外，在语言策略上，阿特伍德善用讽喻和黑色幽默，把资本逻辑下商品化生存、“绿色消费”的虚伪揭露得淋漓尽致。例如，她虚构的大公司不仅操纵食品基因，还用广告包装灾难，使受众误以为科技能彻底规避所有风险，从而放松警惕。这种“技术寓言”性质的话语实践，让阅读体验具有极强穿透力，使读者不得不面对自己身处其中却习焉不察的问题结构。因此，她创造了一套兼具批判锋芒与美学张力的新型叙事模式，即通过幻想未来倒逼当下伦理抉择，使文学真正成为促进公共理性的有效工具。

总而言之，在阿特伍德小说世界里，突破传统科幻限度，把末世景观塑造成全球语境下讨论气候正义、生物权利以及系统性风险治理的重要思想场域，为 21 世纪初叶全球文学拓展出新的理论边疆。

2.3 刘亮程与艾比笔下荒野美学对比

刘亮程，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农民作家”，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和诸多短篇，以极简凝练又细腻入微的文字描摹新疆荒原上的孤独人生。他所理解并表现出来的大漠旷野，与都市文明形成鲜明对照，是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算计之后回归本真的精神场域。在他眼中，“荒野”不是亟需开垦征服的不毛之地，而是一切生命得以安身立命、灵魂获得自由栖居之所。他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微妙共情：“风吹草低见牛羊”“黄沙埋葬旧时光”。这里没有宏大叙述，有的是具体时间里的耐心等待、小动物死亡后的静谧哀悼，每一粒尘埃都沉积着宇宙运行轨迹，每一次季节更迭都牵动人的呼吸律动。

刘亮程式荒野美学，既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人类灵魂归属的温柔追问。他敏锐地指出都市化进程让个体在钢筋水泥间变得无所依托，内心逐渐漂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因功利化和物质化而变得冷漠疏远。在他的笔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仿佛失去了根系，被快节奏和表面繁华包裹，却时常感到孤独与空虚。与此同时，他主张顺应天道，不强求快速成功，不被短暂利益左右，更反对无度索取自然资源。他提倡一种温和、谦卑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放慢脚步，尊重土地的节律，不再肆意挥霍环境给予的一切。

在刘亮程眼中，那片辽阔、寂静的大地不仅仅是生存空间，更是一面能够映照内心世界的镜子。当人伫立于荒野，看着风吹草低、云卷云舒，会不由自主地审视自我，将内在情感与自然万物相连。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哲学，在后工业时代里显得尤为宝贵。它像一剂良药，为浮躁喧嚣、被消费主义侵蚀的人心带来一份清醒和安宁。

他曾动情地写道：“只有接受这片土地，你才能安顿好自己的身体。”这句话背后，是一种深深扎根于土地、不离不弃、不背叛大地母亲般柔情与坚韧的新型生态伦理。将自身命运与脚下的泥土紧密相连，这种观念对于当下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无疑具有现实启示意义。保护荒野，就是守护我们精神和生命赖以存在的根基，而这种回归本真的生态关怀，也许正是当代社会最需要的人文力量。

相比之下，美国西部作家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的经典著作《沙丘上的守望者》（Desert Solitaire），为读者描绘出一幅与众不同却同样令人心灵震颤的荒野景象。书中，艾比以细腻笔触刻画了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周边辽阔无垠、干燥而神秘的沙漠地貌。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只有风吹过岩石时低沉的呜咽和仙人掌在夕阳下投下的长影。这片土地，在他眼中，是对抗工业资本主义无情掠夺的最后一道坚固防线。艾比以一种自由不羁、近乎游侠般洒脱的姿态，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原始自然。他曾亲自巡查公园边界，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对国家公园日益商业化提出了尖锐批评。在他看来，那些轰鸣而至的车辆和现代机械才是真正的不速之客，它们带来的不仅是噪音，更预示着人类精神世界逐渐沦丧。“真正伟大的土地，只属于那些愿意步行穿越它的人。”这句话，道出了艾比内心深处对人与自然关系最真挚也最坚定的信念。他认为，唯有用双脚丈量荒野、用心感受寂静，人类才能真正理解并珍惜大地赋予的一切。

艾比强调人与未知世界相遇时必需承担的不便、危险甚至失败，他勇敢主张恢复荒原原貌，即便那意味着拒绝基础设施便利，将部分地区还予狼群猛禽。他崇尚个人冒险精神，也倡导建设环保行动主义，用激进及诗性的语言号召大众直面人类欲望带来的灾害。“让我们欢迎更多风暴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认识什么才是真实重要。” 艾比式荒野美学，不仅是审美立场，更上升到政治行动纲领，其核心就是唤醒现代人在欲望横流时代对于边界、自律乃至牺牲精神重估价值，从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人与非人世界共生共荣。

综合来看，中西方两位代表作者虽均取材广袤无垠却各具特色的大漠 / 沙漠，但刘亮程更注重内心抚慰、本土经验传递，以朴素哲思呼吁尊重天地原初规律；艾比则强调抵抗姿态，以先锋意识挑战制度惯性，两者共同诉求却殊途同归——即挽救濒临消逝或正在被侵蚀吞噬的不易觉察之美，以及伴随其消亡一同逝去的人文信仰。从个体微观体验到群体宏大责任，他们都呼吁回归真实、自省克制，这是应对后工业时代全面泛滥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最有力量也最温柔的一声呐喊。

3. 结语

综上所述，从莫言到阿特伍德，再到刘亮程与艾比，中西方代表作者分别从田园乡土、“异质自然”、末世寓言及荒野美学多个维度展开独具匠心且鞭辟入里的生态书写。他们通过丰富多样且富有创新意味的话语实践，共同揭示了后工业时代人与环境裂痕背后的制度根源及心理症结，并形塑出返璞归真、敬畏万物、多元共生的新型价值理想。这些努力不仅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关于“危机—重建”的理论范畴，也为我们寻找可持续未来提供灵感参考。

参考文献：

[1] 李伟 . 社会事件与文学事件——论欧茨小说创作中的现实关怀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05)

[2] 王峰 . 后人类生态主义: 生态主义的新变[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03)

本文系 2022 年辽宁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中西比较视野下作家张炜文学作品中生态思想的研究》研究成果，课题编号：LJKMR20221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