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中侠绅赈济与民俗意蕴的书写研究

引言：明清两代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作品，且受到社会动荡和灾荒频发的影响，大量作品叙述了侠绅赈济等内容。这些故事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现实的苦难，其中承载着底层人民对正义的向往，是民俗深层心理的一种体现。《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是典型的明清文学作品，前者内容中体现出的奇幻救助与后者中的乡绅善举，共同折射出明清两代的精神图腾，充分反映出文学创作中民俗观念对创造性的影响 ^[1]， 。

一、民间思想— 侠绅助赈

《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兼济天下之理念”深刻影响明清时期的侠义精神。侠绅是“对有财力、有名望家族之绅士，于饥馑等非常之时为救济穷民而豁出家财尽力者的称呼。通常与官方是合作的。不过，与官方合作不是作为义绅的绝对必要条件。”[3]《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4] 的地主家庭，敢于挑战封建权威。作为士绅阶层道德自觉之典型代表，面对灾荒之年的严峻形势，毅然选择变卖家产资助灾民，在施粥时为避免灾民饮食不洁、滋生疾病，要求“米要精，财要干”，对此细致思考，充分体现其侠绅赈济之侠肝义胆。

《三侠五义》中的展昭亦为侠绅之士，其作为朝廷官员，常以个人名义救助灾民。“陈州放粮”一文中，展昭以灾民身份进入灾区，揭露官员之恶劣行为，其“侠”之特质一定层面上亦是对腐败制度下的另一种反抗。文本对侠绅之士的书写，亦是底层人民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将希望寄托于侠士之身。

侠绅赈济的故事情节亦体现于民间助赈之中。民间助赈首先应体察民情，“讲究助赈策略而不伤及受灾主体自尊”，所谓的“自尊”即顾及灾民之颜面，此细节正符合民俗意蕴之“面子”文化，这是对灾民心理的细腻体察；庙前烧香起誓则符合民俗意蕴之“神明见证”文化，以此表达个体之决心与态度。明清时期监督机制尚待完善，难以对施赈者予以监督，以“神明见证”的方式约束施赈者，亦体现一定的民俗观念。

侠绅赈济文学形象的演变轨迹，反映了明清时期社会思潮的变革。明清之侠绅形象日益平民化、世俗化的表现在赈济书写中尤为显著。侠绅赈济的书写模式既源于民俗信仰，即底层群众对救赎局限性的心理补偿，又深深植根于传统的民间信仰。侠绅赈济与民俗意蕴并存于文本之中，是探索民众精神结构独特路径的合理化表达。

二、民俗逻辑— 仙道救急

仙道救急与侠绅助赈相比具有本质区别，文学作品中对前者的叙事，多体现在超自然干预灾荒，而后者则具有现实性特点 ^15]∘ 《聊斋志异·雹神 》一文中提到，莱阳生偶遇雹神，并以同乡之情请求勿将冰雹降于家乡，雹神为其所动讲冰雹降于他处。文本符合“天灾有定数”“诚心可感天”这一民俗逻辑。主人公与神明攀同乡之情打动神明，体现了民俗逻辑中的人情关系，亦彰显人神关系之微妙性。

特定的民俗意向与仙道救急的方式具有联系紧密。《西游记》文本中亦对仙道救急有繁复书写。例如孙悟空求雨情节中，虽未直接提及赈灾内容，却对民间祈求降雨之具体流程加以书写。从“沐浴斋戒”到“设摊敬香”再到“念动真言”请求神明降雨。种种细节与明清地方志中所记载的求雨习俗极为相似。在《西游记》中，求雨当“戒荤戒酒三日”，《青嘉录》中求雨亦“断荤腥，禁屠宰”二者均对此有所体现。民俗仪式的开展符合民间认定之人神沟通逻辑，体现了仙道救急的民俗逻辑。明清文学中关于仙道救急的叙事结构，存在较多考验和救赎的内容[6]。《封神演义》成书于明清年代，文中提到姜子牙经历四十日登坛祈雨的考验，为西岐求雨，以期解决大旱问题，在考验期间禁语、禁食，最终感动上苍求雨成功。民俗观念中强调的苦修模式与文本中的苦修模式相似。自然灾害是对人间的考验，而仙道救助则是对经过考验后的反馈。此种文学方式，一方面解释灾荒之意义，另一方面暗示了“行善消灾”的民俗观念。

地方民俗对明清文学作品中的仙道形象具有直接影响。由于南北差异过大，不同地区的文化、民俗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南北地区关于仙道形象的描述不同。例如，有关“痘神”的记载，南方认为“痘神”为妇人抱婴的形象，北方则认为“痘神”是披甲将军的形象，这也充分体现了南北地区对痘症的不同认知，北方认为痘症的发生与邪祟有关，需要通过武将前来驱赶；南方认为痘症与生育有关，因此将痘神以妇人形象呈现。文学中所描述的仙道形象，实际映射了不同地域的民俗信仰，亦是一种地域文化差异之体现。

三、民俗观念的形成及社会意义

明清文学中的侠绅助赈和仙道救急，虽描述的维度不同，但对民俗意识加以书写。文本基于“灾荒应对”的文学内容，形成了互补的文学体系。《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文中“宋江江州救饥民”、“公孙胜斗法祈雨”，分别阐述了人间自救和神明相助之主题，二者体现了人神互助的互补性，当灾荒能人为解决时，则重点描述侠绅；当人力范围无法应对灾荒时，则重点描述救急。文中叙事逻辑以“尽人事”为先，“听天命”为后，是明清时期通过文学表达应对观念的一种方式 ¹⁷¹ 。明清文学作品中关于侠绅助赈的叙事，重点强调同乡互助。关于仙道救急的叙事重点强调普度众生，同侠绅助赈相比，其救助范围更加广泛。侠绅助赈是近，仙道救急是远，这种由近至远的救助方式，与民俗意识中的“亲疏有别”相互呼应，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亦以文本为源、为跨地区互助提供文化依据。

明清文学中的叙事方式对民众具有广泛的教化意义。明清时期社会动乱、灾荒频繁，官府救助能力有限，文本中“侠绅及时出现”与“仙道应声而至”之情节，是作者及民众弥补现实中救助不足的乌托邦式幻想。此外，文学作品中关于小气之人遭报应情节，对民众起到了积极的警示作用与引导作用，形成行善积德之思想观念。

四、民俗观念的具体表现及影响

明清文学作品中的侠绅助赈与仙道救急书写，虽记录民俗，却并非简单的系统化描述，而是对民俗观念的重构。文本中的侠绅形象多是侠义精神与士绅身份的结合体，形成继儒家“轻利重义”、民间“轻义重利”后“义利相依”的新观念。文学作品中关于仙道急救的描写，多以人性化的方式体现。如神明因同情民众而触犯天条被贬下凡间，此种描写方式，表明神明对民俗道德的维护。随着明清民俗观念的变迁，民间对义利关系的认知亦变得更加灵活。如文本中的侠绅经努力后飞黄腾达、回馈家乡，是新的民俗观念的体现，即“求利与行善不冲突”。文学作品中关于仙道救急的描述与积累功德相呼应，利用能够被量化的功德值书写抽象的功德修养，有效展示功利化内容，表明明清时期商品在民间的广泛推广。明代陆人龙编撰的话本小说集《型世言》中提到“天下一家，何分彼此”，表明明清时期的行善观念。

明清文学中的侠绅助赈与仙道救急，蕴含民众智慧及民众应对生活困难之精神。其为民众提供了如何理解灾荒、如何抵抗绝望的思想。明清文学中还蕴含着对伦理坚守的精神，对万物的敬畏精神和互助精神，是明清时代精神产物也是文化遗产，是为当代社会应对危机时提供借鉴的文化资源。

杨大洪是《聊斋志异》中的人物，故事大概讲的是：“其参加科举但并未获得好成绩，因此心生郁结，食欲不振，食物在胸膈中堵塞引起疾病，十分痛苦。夜晚梦到神仙赠予诗词，告知其病可在遇到江边柳下吹笛之人后得到治愈。第二天杨大洪果然遇到江边吹笛的道士，并重金求治，道士将金投入江中，杨大洪十分惋惜，道士便让其去江边拾取，金子果然在江边。该故事有关于仙道救急的描述，虽然未对应对灾荒的内容进行阐述，但表达了民间的信仰。梦境中杨大洪遇到神明的指引后遇到道士，且对其十分信任，充分反映了梦占这一民俗观念，认为是神明创造了梦境，神明的信息往往通过梦境传递。乞仙同样是《聊斋志异》中的章节，故事中提到高玉成遇到一个十分狼狈的乞丐卧在道旁，其产生了怜悯之心，遂将乞丐带回家照顾，并为其提供食物和治疗。乞丐病情好转后索要酒肉、汤饼，在仆人表示不满时，高玉成满足了乞丐的要求。之后仆人心生怨恨，火烧耳舍，乞丐在火中熟睡，鼾声如雷，遂认为乞丐并非等闲之辈。之后高玉成与乞丐相处半年，教会高玉成围棋奥秘，向其展示神奇之事。之后高玉成想随乞丐一同上天，途中遇到捣衣女因凝视被击打。乞丐告知高玉成阳寿将至，指导其进入西山避灾，高玉成听取建议进山，途中失足落入云窟，遇到三名老者下棋，棋局结束将高玉成送至地面，此时发现山中已是深秋，回家后得知自己消失三年。该故事虽是乞丐，但有着不平凡的能力，他的救助方式充满奇幻色彩，这也是民间对仙道想象的一种呈现方式。高玉成因善良之举得到仙道回应，充分体现出了善有善报的民俗观念，也体现出了仙道对凡人品德的考验。

明清文学中呈现出的思想、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今仍有一些民间故事和传说，其中侠绅助赈和仙道救急的影子清晰可见。这些民间故事在传承的过程中，有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存在一些变动，但核心内容以及民俗观念得到良好的延续。这充分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传承魅力和韧性，同时也反映出来民众心中的民俗观念已根深蒂固。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构建以及应对生活困境时，民俗观念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明清文学中关于侠绅助赈之书写，是中国灾害叙事中特殊的文化景观。在官府荒政之外，这些文本书写民间自救之救赎感。乡绅变产赈灾、仙人超自然干预，这种书写作为文化纽带充分连接人间与仙境、理想与现实，不仅记录历史，更深度体现民俗观念，为赈济行为提供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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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翠梅 . 时代思潮影响下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的女权意识——评《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与明清社会》[J]. 科技与出版 ，2024，（0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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