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牧骑演唱艺术对晋陕蒙草原传统声乐技法的活化与重构研究
白晓波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乌兰牧骑 011600
一、乌兰牧骑演唱艺术的发展与特点
1.1 历史沿革:从政治宣传到文化枢纽
1957 年,内蒙古苏尼特右旗组建首支乌兰牧骑——9 名青年驾勒勒车,携 5 件乐器、2 块幕布和 3 盏煤气灯,开启“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流动演出,践行“不漏掉一个蒙古包,不落下一个牧民”的初心。早期队员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金花等第一代队员甚至怀抱婴儿演出,被牧民称为“玛奈呼和德”(我们的孩子)。1964 年进京汇报演出获毛泽东、周恩来充分肯定,周恩来嘱托“保持不锈的乌兰牧骑称号”。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强调“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推动其功能强化。至 2023 年,晋陕蒙地区乌兰牧骑队伍达 102 支,年均演出超 15000 场,覆盖观众400 万人次。
1.2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三重融合基因
乌兰牧骑的艺术风格植根于“一专多能”的表演传统,形成报幕员能唱歌、歌手能奏马头琴、琴手可顶碗起舞的高度灵活综合演出体系,其声乐技法体现为三重融合:以蒙古族呼麦为基础融入陕北信天游甩腔、晋北耍孩儿颤音等技法杂交,如鄂尔多斯乌兰牧骑《森吉德玛》结合长调“诺古拉”波折音与信天游旋律;突破独唱模式发展“群声呼麦”“叙事性对唱”等形式创新;从仪式性那达慕大会转向“帐篷剧场 + 移动舞台”实现场景重构,如镶黄旗乌兰牧骑在草场无人机航拍下的实景演出。
1.3 文化传承中的结构性角色
乌兰牧骑构建的“三级传承网络”包括:基层采集上队员定期驻点牧区记录老艺人技法,如四子王旗乌兰牧骑抢救性录制达斡尔族“扎恩达勒”山歌;舞台转化中把原生唱法编入新创剧目,像锡林郭勒乌兰牧骑《草原记忆》重构潮尔道合唱并加入多声部呼应;教育反哺时设立“非遗传承班”培养青少年,乌兰察布少儿呼麦队学员三年增长 120% ,该网络让乌兰牧骑成为草原文化的“活态基因库”
二、晋陕蒙草原传统声乐技法概述
2.1 地域特征:文化交错带的声乐多样性
晋陕蒙交界区作为农耕- 游牧文明交汇带,形成三大声乐文化圈:内蒙古草原区以长调为核心,强调“诺古拉”技法和自由节拍,如《丁赫尔扎布》的绵延颤音;陕北黄土高原区的信天游以四度跳进和即兴甩腔为特征,如《蓝天的诗》中呼应沟壑地貌苍凉感的“拦羊嗓子回牛声”;晋北农耕游牧交错区的爬山调融合蒙汉调式且节奏规整化,如《走西口》的“紧打慢唱”,这种多样性成为乌兰牧骑创新的土壤。
2.2 主要声乐技法及其文化内涵
长调(乌日汀道)以自由节拍与波折音技法模拟风声马嘶,如《辽阔的草原》中 20 秒拖腔象征长生天崇拜;呼麦通过喉音分裂技法形成双声部,低音“卡基拉”模仿冬风、高音“西奇”模拟鸟鸣,体现萨满教“三界和谐”观;阜新东蒙短调字头押韵且叙事性强,80 段歌词的《云良》讲述爱情传奇,被誉为“蒙古族百科全书”;晋蒙交界区的爬山调运用“叠字垛句”技法,如“山丹丹开花六瓣瓣红”,反映半农半牧生活矛盾。
2.3 传统声乐技法面临的挑战
乌兰牧骑传承面临三重挑战:近十年因老艺人离世, 30% 乌力格尔传统曲目失传且青年传承意愿薄弱;电子娱乐普及使短调民歌受众老龄化,阜新地区 70 岁以上听众占比超 60% ;游牧转定居致长调自然语境消失,那达慕大会舞台化削弱其仪式性演唱功能。
三、乌兰牧骑演唱艺术对传统声乐技法的活化与重构
3.1 传统技法在乌兰牧骑演唱中的应用与创新
乌兰牧骑通过技法解构与重组实现传统声乐的舞台转化:库伦旗乌兰牧骑在《初升的太阳》中将单人呼麦革新为“五声部呼麦”,以和声层次模拟草原晨景;锡林郭勒乌兰牧骑在流动舞台车上演唱《敕勒歌》,用汽车引擎声替代风声,重构现代游牧意象;韩梅辅导的短调剧目《龙梅》将原曲 8 段歌词扩编为 30 分钟音乐剧,强化叙事张力。这些实践让传统技法脱离原生语境后仍保有文化内核。
3.2 乌兰牧骑演唱对传统技法的现代化改造技术媒介与流行元素的介入催生新声乐范式:肃北乌兰牧骑德吉组合在《冀州城》中嵌入电子合成器,让呼麦低频声部与 Dubstep 节奏融合,使青年受众覆盖率提升 40% ;银沙乐队《孤勇者》以电吉他演绎阜新短调旋律,在保留字头押韵传统的同时将节奏加速至 120BPM ;呼和浩特乌兰牧骑开发“ 5G+ 全息帐篷剧场”,歌手与全息牧群共演《腾飞的骏马》,突破了地理限制。
3.3 活化与重构过程中的文化融合与创新
乌兰牧骑推动的跨文化杂交体现三重维度:准格尔旗乌兰牧骑《鄂伦春人民好生活》融合鄂伦春“赞达仁”山歌、晋北耍孩儿、蒙古族潮尔,形成“森林 - 草原”声景;“乌兰牧骑 + ”模式将乡村振兴主题植入传统曲式,如《春风十万里》以信天游腔调演唱生态移民故事;查干乐团在欧洲巡演中以呼麦技法演绎巴赫复调,实现“蒙古自然律”与西方古典主义的对话。
结论
乌兰牧骑通过“活态重构”模式,构建传统声乐技法现代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在应用层面,以技法解构与媒介融合突破传承困境;在文化层面,以多符号整合重塑草原文化认同;在机制层面,依托“基层采集—舞台转化—教育反哺”三级网络实现可持续创新。其经验启示在于:传统艺术的保护需摒弃静态博物馆式思维,转而构建开放型创新系统——在维系文化基因的前提下,主动接纳技术赋能与跨文化杂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量化评估声乐改造中的文化适应性,并拓展“乌兰牧骑范式”在跨境游牧文化圈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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