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梅娘小说创伤书写的呈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强占东北并开启了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关东军于 1942 年在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梅娘作为东北沦陷时期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是殖民活动的亲历者，也是殖民历史的记录者，她见证了家乡遭践踏、人民受凌辱，她以被殖民地区女性作家的细腻感知以及悲悯的平民立场，书写着阴郁沉闷的故事，也诉说着沦陷区人民的创伤。她在动荡的环境当中，企图通过一系列灰色故事的描绘控诉着那个特殊的时代。梅娘在十四年沦陷历史中的创伤书写不仅在战争年代给予了弱势群体以人道主义关怀，给予了读者以情感上的共鸣；而且在和平年代同样帮助我们窥见创伤的实质，去寻求疗救良药。

“创伤”这一概念源自希腊语，最初意指外力对人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创伤最早出现在医学领域，随后沙可和弗洛伊德将其引入心理学和精神学领域，其内涵也从单纯的身体损伤扩展到心理创伤和精神创伤。二战后，美国耶鲁学派的创伤理论家凯茜·卡鲁思将创伤的内在特性与文学、历史、文化相结合，开启了创伤概念从心理学向文学领域的转变。文学作为一种记录创伤、寻求疗愈的手段，催生了创伤书写。对于作者来说，创伤书写以文学为载体，通过独特的审美形式，将个人或群体的创伤经历、情感表达和疗愈过程呈现出来。由于梅娘的生存空间和成长轨迹都与东北沦陷区密切相关，所以她的笔触涉及到了这片土地上的大部分国民，她通过儿童视角、女性视角、侨民视角，诉说着各自的创伤体验。

一、儿童视角

随着梅娘阅历的增加和眼界的扩大，她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小姐的闺房中，而是将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社会，她从童年经验、儿童视角来讲述处于底层的孩子所遭遇的生活苦难，通过他们的创伤体验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关照社会的镜子。

（一）阶级差异造成的创伤

《在雨的冲激中》便讲述了一条街上的三个不同阶级的孩子，阶级差异这一在成人世界中等级森严的规矩竟也侵入到了孩童世界中，这些孩童言谈举止各异，显示了阶级差异带给他们的身体损伤和精神创伤。作者设置了一个雨天，通过他们遮蔽风雨的方式来展现三个阶层的贫富差距；同时通过雨天这个恶劣的天气来使人物产生矛盾冲突，显示了阶级对立对于孩童精神世界的戕害。处于底层、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孩子在垃圾中翻找出食物，来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中产阶级的孩子所拥有的白袜和雨伞象征他们宽裕的物质条件；上层社会的少爷们拥有汽车、华贵的服饰、还有仗势欺人的汽车夫。作者将他们放置在同一个空间场域中，使他们产生矛盾冲突，三个阶级之间彷佛有厚障壁，他们无法达到相互理解，更不必说相互尊重。

《傍晚的喜剧》中的小六子和长生也是两个阶级的代表，作为底层童工的小六子不仅承受着繁重的工作，还要随时应对小少爷长生的消遣和捉弄，他没有反抗的权力，因为处于社会的底层，阶级的差异使他如蝼蚁般渺小，为了勉强度日，他只能忍耐。

阶级性的强调和身份歧视已经通过成人世界的浸染，而渗透到各个年龄阶段甚至是儿童世界，成为一株醒目又顽固的毒草，这带来的精神创伤和戕害恐怕会伴随他们的一生，而这样的阶级歧视也会不断传输给下一代，成为一种循环。

（二）社会欺凌造成的创伤

在梅娘的作品中，施加在儿童身上的社会欺凌包括生活的困苦、精神的损伤、社会其他人群对他们肉体上的伤害以及旁观者的助纣为虐。

《傍晚的喜剧》虽以喜剧为题，却实实在在地刻画了小六子的悲剧，家庭的困苦使他成为一名童工，做着超出这个年龄承受范围之内的活计，作为弱势群体的童工，他还要承受着内掌柜对他毫无来由的打骂，完全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不仅如此，内掌柜对他的打骂变成了看客眼中的“喜剧”，他们助长着施暴者的气焰，冷漠的消遣着小六子的苦难，小六子的悲剧反而成了他们无聊生活的调剂。

梅娘的另一篇儿童小说《侏儒》描写了一个受尽侮辱、歧视的侏儒形象，他是油漆店的学徒，也是店主和其人女人的私生子，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遭受到女主人非人的折磨，她将自己遭到背叛的痛苦全都发泄到侏儒身上，周围的邻居、油漆店的其他工人对此都已习以为常，并且都视侏儒的生命为蝼蚁。这一切导致他痴呆、麻木、身体发育不健全，精神肉体双重创伤。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并没有失去爱人的能力，他保持了内心的纯真，通过痴傻的方式表达了对女人的爱，并且为了救女人而被疯狗咬死，最为让人感到悲凉的是，邻居们将侏儒的死视为一种热闹，人性的冷漠让我们感到彻骨的悲凉。

梅娘通过描写贫困生活和人性丑恶，揭示家庭苦难对儿童的伤害，指出这些苦难的根源在于社会黑暗和日本殖民统治。因此，她的作品不仅是对儿童苦难的呈现，更是对黑暗社会和殖民者的控诉与抗议，展现了那个时代独特社会现象的本质。

二、女性视角

梅娘以女性作家敏锐的女性视角，用细腻的笔触和深入的思考，透视女性的多种命运走向和精神面貌，挖掘她们在家庭和社会的两相挤压下所受到的创伤。梅娘在描写这些女性时，融入了自己的切身体悟与女性意识。她深入剖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女性遭遇创伤的文化和历史原因，剖析了家庭伦理、文化环境、殖民统治对女性的影响。

（一）家庭伦理失衡下的女性创伤

家庭是以男性为标志、为本位的，家的秩序是严格的男性秩序。家庭通过符合道德的方式将女性纳入自己的统治秩序，比如为其赋予女、妻、媳等身份，成为某种职能或工具，成为家庭的一个附属物，在不动摇父系统治的前提下，维持着家庭的完满。

梅娘小说塑造的家庭女性多为两类女性，她们的创伤体验也各不相同。第一类女性大多数是大家庭中的女儿，他们所受的创伤主要是成为家庭内部倾轧的牺牲品，就像《一个蚌》中的梅丽，作为封建大家庭中庶出的小姐，她只能按照家人为她安排的轨迹行走，梅丽的父亲和继母为了使没落的大家庭复兴，通过假意的温情来使梅丽安心成为家庭转运的工具，他们中断了梅丽的学业、断送了她的爱情。父亲白老爷一心攀附天津财力雄厚的朱家，把女儿看成家族摇钱树，根本不在乎朱家少爷的一身脏病，对于女儿的幸福他也毫不关心。梅丽在这样的家庭中无人倾诉、更无人可依，她的命运就如同蚌一样，在烈日的灼烧之下，只能承受被啄去肉仁的痛苦。

第二类女性就是显宦家庭中互相倾轧的妻妾，作为家庭中较为年长的女性，她们站在了父权文化的一方，在维护家庭利益的同时也剥夺着同为女性的女儿们的正当权利，她们既是父系统治的受害者，又成为压迫更加弱势女性的加害者。比如三婶和娘等人，长期压抑、异化的家庭关系与等级秩序已经对她们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不可逆的创伤，她们的价值感已迷失，不再关注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意义，而是将自己的价值完全寄托于丈夫、儿子和金钱之上，并将全部精力投入利益争夺中。她们的创伤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既源自于畸形的家庭，又归咎于自身。

（二）时代动荡下的女性创伤

在沦陷区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梅娘从女性自身的体验出发，讲述了女性在动荡的时局中所受到的大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覆巢之下，难有完卵，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空间本就狭小，生存技能本就微弱，更不必说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女性的利益总是率先被威胁和剥夺的。

《一个蚌》中梅丽和琦在湖中划船时，遭到四个醉酒日本士兵的调戏，士兵们嘴里唱着“我是二八的满洲姑娘”1，将满洲姑娘视为取乐工具。在百货商店，梅丽和秀文又遭遇日本醉汉的轻浮行为，醉汉用生硬的汉语称呼梅丽为“媳妇”，还试图拉秀文的手。面对日本人的蛮横行径，周围路人选择袖手旁观或避而远之，无人敢出手相助，女性在这种局势下孤立无援，只能默默忍受。梅丽虽对这种不公正待遇心生反感，却只能委曲求全，显得愤闷又无力挣扎。

同样，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女性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变得极为困难。《蟹》中的少女玲玲聪明坚强，具有抗争意识。她原本计划到北平上大学，像父亲一样创办实业，但时局动荡使她的求学之路被迫中断。她对黑暗的社会和腐败的家庭充满憎恨。即使有读书机会的知识女性，也因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凋敝的经济条件而不得不中断学 ⇓ 像《鱼》中的芬，只读到高中便被父母禁锢到家中过起枯燥的小姐生活。受教育权的被剥夺，她们失去了通过读书开阔眼界、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断送了她们成为时代新女性的可能性，只能在闺房的狭小天地里接受“小姐”的认知。

三、侨民视角

伪满州国的殖民压迫以及梅娘移居日本的经历，使她对于被殖民者的身份感到更加痛心，她惊异地发现殖民统治带来的创伤远不止经济受压制、政治被统治。更为讽刺的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霸凌已经被后者内在化地接受为一种生存状态，在不自觉地遵守着殖民与被殖民、统治与被统治的秩序与规矩。另外，不论是身处殖民地的女性，经历着战争带来的创伤，女性也由此获得了种族和文化上的双重创伤体验。

（一）殖民秩序内化的创伤

《侨民》是梅娘移居日本期间的作品，它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作为侨民的“我”，在乘坐电车的过程中，偶遇了一对同为侨民的朝鲜夫妇，其中的丈夫命令其妻子为“我”让座。

电车中的乘客国别不一、阶级不同，朝鲜人为“我”让座这个行为显示了这个朝鲜男人在宗主国的明显的等级意识，在他的等级排序中，电车上的乘客从高到低分别是浓妆艳抹的日本女人、被认为是日本人的小公务员“我”、朝鲜男人、朝鲜女人，他已经将殖民者宣扬的统治秩序内化为对自己的规训。所以通过他为我让座这个行为，以及通过他的神情和衣着：他脸上摆着竭力装成的高贵人常有的不怒而自威的样子；他的衣着看似光鲜实则捉襟见肘，这一系列努力想抬高自己身份的行为恰恰表现了他因殖民的等级意识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和向上爬的思想。

那么同样身为侨民的“我”，当朝鲜男人将我认为是日本职员而对我显示出尊敬时，“我”竟也在不自觉中享受着虚假身份带来的优越感，并用居上者的身份来打量着这对朝鲜夫妻，甚至故意制造身份的落差，压榨出朝鲜男人试图掩藏的自卑。“我”在朝鲜夫妇面前精心的包装不也正是说明了殖民秩序已经侵入“我”的评判系统中，“我”也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奴化的行为，这也正是表现了身为侨民所受到的思想上的创伤，即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霸凌已经被后者内在化地接受为一种生存状态，在不自觉地遵守着殖民与被殖民、统治与被统治的秩序与规矩。

（二）殖民统治与男权统治双重压迫的创伤

在民族压迫的背景下，男性群体的进一步压制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命运的悲剧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往往最容易在底层和边缘群体中扎根。

对于殖民地的侨民女性来说，宗主国带来的身份自卑感加之男权带来的性别压迫感，使女性承受着双重压迫的痛苦，并且始终处于“失语”状态。最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意味的是《侨民》当中的朝鲜女人，当她误以为“我”是日本人时，她虽有不甘但会因为“我”宗主国人的身份而为我让座，还会因为身份的自卑感和对“我”的羡艳而偷看我；在面对丈夫时，她胆怯、惶恐，毫无话语权，对丈夫的话唯命是从，从衣着到行动，处处被男性规约着，她失去了作为人的自主权。

在殖民地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同为被压迫的边缘群体，但女性因男权的压迫而处于更弱势的地位，成为“边缘中的边缘”。她们是殖民地语境下的“他者”，遭受双重边缘化。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女性想要突破重重壁垒，重新找回被忽视的话语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四、总结：创伤书写的价值——寻求复原与疗救

书写创伤的目的在于寻求疗愈。沦陷区的殖民历史、人民的悲惨遭遇，这既是个人性的创伤，也是群体性的创伤。被殖民的境遇带给底层生命肉体损伤和精神戕害，加速了底层生命的消解和死亡，这是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处于沦陷区的作家通过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更想以此寻求一个解决办法。

首先要做的就是直面创伤，梅娘的小说很多都通过自我剖白来进行创伤的回忆，那么亲历者在讲述的过程中也加入了自己的评判和态度，这就是一种反思，在这个讲述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问题的所在。另外，不论是儿童、女性还是侨民，对于这些边缘人群来说，在殖民地所感受到的创伤体验大多都是安全感的缺失，家庭无法给予他们庇护、社会无法保证安稳的环境，在外部条件无法带来安全感时，那么创伤复原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个体内部建立安全感，即在内心世界为自己建立成屏障。儿童由于亲情缺失、家庭暴力或者社会暴力而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他们或无奈忍受或变得尖锐锋利，只不过因为他们无处可依、感到虚空；对于处于封建环境的女性来说，她们或许在勇敢地走出家庭、自诩为追求解放和自由，实则虽逃过家庭的牢笼又进入了婚姻的牢笼，从一个依靠转为另一个依靠，她们总会陷入寻求自由又附着他人的悖论，这也是安全感缺失带来的结果；同样的，侨民身在宗主国，异国的陌生环境、国家的殖民处境都给他们带来身份的自卑感和安全感的缺失。面对不稳定的外界环境时，建立内心的安全感，掌控自己的未来，才能走出过去的痛苦，走向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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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云球.论梅娘旅日时期的国族身份建构与反殖书写[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06):94-105.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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