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纪年词语在蒙语彝语等语言中的使用

[摘要] 十二生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采用生肖纪年。蒙语中的生肖纪年法与汉语一致，体现了文化的交融性；而维吾尔语以“鱼”代“龙”，云南哀牢山彝族以“穿山甲”代“龙”且排序有变，则展现了各民族特色。在彝汉文化交融中，生肖词语还衍生出了地名。

[关键词]十二生肖；文化交融；生肖纪年词语

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的形象化代表。受汉族影响，许多少数民族也采用十二生肖纪年。现今汉语、蒙语、藏语、满语中的十二生肖在构成和排序上完全一致。然而，部分民族在接受汉族生肖文化时出现了个别差异。例如，如维吾尔语的十二生肖以“鱼”代“龙”，而在其排序上保持一致；云南哀牢山彝族的十二生肖中，“穿山甲”取代了“龙”的位置（现在也有无“穿山甲”的情况），同时排序上也发生了变化，以“虎”为首。本文将主要介绍蒙语等语言中的十二生肖纪年词语。

一、蒙语中的生肖纪年词语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多数碑刻附有元代白话汉译文。我们查阅《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中的官厅文书，摘录了十二篇文献，每篇代表不同年份的皇帝圣旨或王子令旨。每篇标题下第一行为圣旨标题及颁布年份，加点字为生肖纪年年份；第二行依次为蒙古文、八思巴字译写、蒙古文转写及元代白话汉译文。这些文献为研究生肖纪年词语在纪年和官方文件中的使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1）薛禅皇帝牛年圣旨（1277-1289）

ᠦᠬᠡᠷ ᠵᠢᠯ᠎  h}u k|R jil  hükʻer ǰil（牛儿年）

（2）薛禅皇帝龙年圣旨（1280）

ᠯᠤᠤ ᠵᠢᠯ  lu jil  lu ǰil（龙儿年）

（3）完者笃皇帝马年圣旨（1294）

ᠮᠣᠷᠢᠨ ᠵᠢᠯ  mF Rin jil  morin ǰil（马儿年）

（4）完者笃皇帝狗年圣旨（1298）

ᠨᠣᠬᠠᠢ ᠵᠢᠯ  nF ToLi jil  noqoi ǰil（狗儿年）

（5）海山怀宁王蛇年令旨（1305）

ᠮᠣᠭᠠᠢ ᠵᠢᠯ  mF ToLi jil moqoi ǰil

（6）曲律皇帝鸡年圣旨（1309）

ᠲᠠᠬᠢᠶ᠎ᠠ ᠵᠢᠯ  t ki L jil  tʻakʻiya ǰil（鸡儿年）

（7）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1314）

ᠪᠠᠷᠰ ᠵᠢᠯ  bRs jil  bars ǰil（虎儿年）

（8）也孙铁木尔皇帝鼠年圣旨（1324）

ᠬᠤᠯᠤᠭᠠᠨ᠎ᠠ ᠵᠢᠯ  Vu lu T n jil  quluqana ǰil（鼠儿年）

（9）妥欢帖睦尔皇帝猪年圣旨（1335）

ᠭᠠᠬᠠᠢ ᠵᠢᠯ  T TLi jil  qaqai ǰil（猪儿年）

（10）妥欢帖睦尔皇帝羊年圣旨（1343）

ᠬᠣᠨᠢᠨ ᠵᠢᠯ  TF nin jil  qonin ǰil（羊儿年）

（11）妥欢帖睦尔皇帝兔年圣旨（1351）

ᠲᠠᠤᠯᠠᠢ ᠵᠢᠯ  t_w lLi jil tʻawlai ǰil（兔儿年）

（12）妥欢帖睦尔皇帝猴年圣旨（1368）

ᠪᠡᠴᠢᠨ ᠵᠢᠯ   bi qin jil  bičʻin ǰil

从文献中可见，除海山怀宁王蛇年与妥欢帖睦尔皇帝猴年圣旨的碑刻无元代白话汉译文外，其余十篇文献均将生肖纪年译为“×儿年”。蒙古使用生肖纪年始于十三世纪，当时蒙古人创制了文字，并与汉族在军事、文化上频繁接触，初步了解了汉族文化。十二生肖纪年法便是蒙古人采用的新文化措施之一。

《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游牧民族的首部史书。从后半部分开始，书中采用新的历法记载大事年表。第141节首次出现十二生肖纪年：“鸡儿年（辛酉、1201年）”，标志着《秘史》以生肖纪年的开端。此前，书中无明确纪年，仅以年龄记录时间，如成吉思汗九岁与孛儿帖成婚（61节）[ 何启龙.十三至十六世纪蒙古历法的几个问题[J].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2，（00）：110-144.]。我们统计了书中出现生肖纪年词语共32次，除去概况中提到的两次以及同一章节中反复出现的生肖词语，共有19次[ Sechin Jagchid，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M].台北：经联出版社，1979.12. ‚]。其中，1202年“狗儿年”出现两次（153、157节），1204年“鼠儿年”出现两次（193、197节），1205年“牛儿年”出现两次（198、199节）。将重复出现的次数合并后，生肖词语共使用16次。书中生肖顺序与汉族历法一致。关于“始与何年”，学者们看法不一。“因该纪年法以十二相像循环往复使用，周期较短，则势必造成有首年（鼠儿年）究为何年，非经考订，殊难获悉[ 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12，2346页.]”，《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认为有待考证；Н·Л·茹科夫斯卡娅、竺林在其论文中表示蒙古的12年周期纪年法和汉族历法一样，始于鼠年。

13-14世纪，回鹘蒙古文碑刻的文字使用发生了显著变化。元朝建立前，碑刻以回鹘蒙古文为主，汉文为辅；元朝建立后，汉文成为主体，回鹘蒙古文与八思巴文为辅。例如，宁夏达鲁花赤甘州海牙所立石碑以汉字为主，共二十一行，约六百多字，体现了元代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此外，元代汉语白话中“鼠儿、龙儿、马儿”等词语的出现，可能受到蒙古语影响，反映了蒙汉文化的深度融合。这种“某生肖＋儿年”的语言现象，不仅是词汇形式的变化，更是两族文化长期交流的有力证明。

（一）彝汉文化交流下的生肖词语在地名上的使用情况

彝族的十二属相，除了可以用来纪年，还可以用来纪月、纪日；更为有趣的是，在贵州省多个地级市和自治州，生肖动物词语还用于标记农村集市贸易日期、集市贸易地点，形成了“生肖名+场”字的地名，这种十二生肖系列地名是彝汉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十二生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我国的一些地区除了生肖纪年、纪月、纪日外，还出现了不少的十二生肖地名，根据《方言与中国文化》（2006）统计，十二生肖相关的地名，主要集中分布在贵州省，特别是黔西南、黔南自治州地区。同时，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汉彝杂居区域，也有一定数量的此类地名存在。生肖地名的语源有两种[ 周文德，詹莎莎.彝汉文化交融下的贵州十二生肖地名[J].民族学刊，2020，11（05）.]，一是源自地形地貌特征的，像某生肖动物而得名，如龙头山、马鞍山，这类命名直观形象；二是源自农村集市贸易场期，以对应的十二生肖日标记场期而得名，如辰日、午日、亥日赶集而被命名为龙场、马场、猪场的集市贸易地。后者出现的原因是为了能够更方便的按期赶集。

这些蕴含着浓郁生肖文化气息的地名，不仅是地域文化的鲜明标识，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动见证。

一、小结

本文以生肖纪年词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了其在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进程中的具体表现。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其中蒙语的生肖词语构成与顺序与汉语同；彝族虽在具体属相名称及排序上存在差异，但也同样彰显出对生肖文化的吸纳与改造，反映出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此外，在贵州多地还出现了“生肖字+场”的系列地名，这是彝汉文化交融的结晶。这些表现充分证明，生肖词语在传承发展中持续衍生新的活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