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的实践探索
麦海峰 麦燕霞
遂溪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524300 湛江经开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524000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度推进与环境风险因素高度交织叠加的特定阶段,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环境风险、交通运输活动伴生环境风险以及极端气象条件诱发环境风险等多类型、多源头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频率及其潜在环境危害与社会影响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这类事件不仅对局部乃至流域性的水体、大气、土壤等生态要素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国内外频发的重特大环境事故应急处置实践反复昭示,构建一套反应更为迅捷、数据更为精准、组织更为高效、韧性更为强大的现代化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体系,不仅是切实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科学化水平的技术根基。
一、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面临的困境
(一)技术装备配置与实际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
现有应急监测设备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时常暴露关键短板,便携式现场快速检测设备灵敏度不足导致低浓度污染物难以被及时捕捉,部分高端仪器尽管实验室条件下精度达标却因体积庞大功耗过高而无法适应野外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即时布设需求,车载及船载平台配备数量明显低于实际风险分布密度导致跨区域协同响应滞后,专用防护装备与极端气候环境适配性欠佳的问题直接影响相关工作人员在有毒有害或高温高湿场景下的持续作业能力,移动监测车在山区或水域等特殊地理单元的可达性与稳定性面临现实约束,仪器备用配件储备不足造成高强度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后的替换修复周期被不合理延长,部分设备的数据采集频率与通信模块传输带宽无法满足污染团快速迁移过程中的实时预警需求,导致应急监测网络对污染态势的时空覆盖密度与分析效率未能达到预期水平[1]。
(二)跨层级跨部门协同机制运行效率受限
应急监测行动涉及生态环境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水利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及地方政府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常态化的会商决策流程依然存在职能边界交叉与信息壁垒问题,现场指挥部临时建立的指挥链与属地管理权限在职责分工与资源配置方面时有发生不对等情形,监测数据的格式标准与传输协议尚未在省级及以下层级实现完全统一造成不同来源数据整合效率低下,区域间监测资源共享补偿规则缺乏制度性安排致使跨省界流域污染事件应急响应中设备调度和人员协作效率受损,部门专网系统间的物理隔离状态客观上制约了水气污染物扩散预测模型所需基础数据的实时获取与融合分析能力,演习演练缺乏全要素联动设计致使实战中应急监测计划与人员疏散方案的匹配度难以在紧急事态中得到充分验证。
(三)专业人才储备与实战经验积累呈现显著断层
基层监测机构具备复合型专业背景的操作人员比例偏低,能够同时胜任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生物毒性筛查、重金属形态分析等高要求监测任务的技术骨干集中在少数重点实验室,常态化的技能轮训机制未能有效覆盖所有一线监测单元导致部分新配设备长期闲置或使用不当,缺乏系统化的污染事故复盘机制使关键处置经验沉淀不足削弱了同类事件的响应预判能力,偏远地区监测站点因职业发展空间限制面临人才持续流失问题造成应急待命力量结构性缺员。
二、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的优化实践策略
(一)构建分级分类的智能装备配置体系
针对应急监测设备适用性不足问题,推动研发轻量化高精度检测模块与传统大型设备形成功能互补,重点开发具备多参数同步捕获能力的便携式质谱联用仪以适应复杂介质快速筛查需求,强化无人机载移动监测平台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空间覆盖能力并配套设计防风防雨型传感器防护组件,基于区域风险特征评估结果差异化配置有毒有害气体红外遥测车与地表水自动采样机器人等专用装备集群数量,建立省级应急监测装备动态储备清单实施跨辖区智能调度机制,引入模块化设计理念实现车载设备核心部件的快速插拔替换从而降低故障停机时间,同步升级设备数据链的通信加密协议与带宽冗余设计保障污染团三维迁移轨迹的高频回传效率,最终形成覆盖全域的多层次立体化装备支撑网络 [2]。
(二)创新多源异构数据的实时协同决策机制
突破部门信息壁垒的关键在于构建环境应急指挥云平台,整合生态环境部门污染源数据库、水利部门水文监测网络与气象部门精细化预报产品的元数据资源,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域数据确权与交换协议确保敏感信息的安全共享,开发具备自学习能力的多模型耦合预警模块,同步关联交通管制方案、人员疏散路径与应急监测点位布设策略的动态优化算法,强制推行省级以上监测机构统一采用 ISO 17025 标准框架下的数据编码格式与质控标识规则,建立跨省界流域应急物资调度积分兑换制度以激励区域协作深度,通过每季度开展全流程无脚本实战演练持续验证协同响应预案的适配性,形成贯通国家—流域—省—市四级指挥单元的闭环决策支持体系。
(三)专业人才储备与实战经验积累呈现显著断层
基层监测机构具备复合型专业背景的操作人员比例偏低,能够同时胜任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生物毒性筛查、重金属形态分析等高要求监测任务的技术骨干集中在少数重点实验室,常态化的技能轮训机制未能有效覆盖所有一线监测单元导致部分新配设备长期闲置或使用不当,缺乏系统化的污染事故复盘机制使关键处置经验沉淀不足削弱了同类事件的响应预判能力,偏远地区监测站点因职业发展空间限制面临人才持续流失问题造成应急待命力量结构性缺员,前沿技术方法培训周期不足造成操作人员在突发条件下对新型污染物筛查时产生技术选择偏差,年轻技术人员参与大型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的实践机会有限导致其面对复杂污染源甄别与高危环境作业时面临心理适应力与决策经验的双重考验 [3]。
总结
综上所述,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作为防范化解重大环境风险的基础性工程,其系统性突破既依赖于技术装备的智能化迭代与标准化流程的弹性适配,更需要跨域协同机制的制度化创新与专业人才梯队的可持续培育。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伴随新污染物持续涌现、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以及跨界污染风险加剧等新挑战,现有体系在超大规模事件快速资源调度能力、多介质复合污染实时解析精度、基层监测网络韧性储备水平等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未来能力建设需进一步强化风险感知的前瞻性布局,深化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在污染溯源与趋势预判中的融合应用,推动应急监测标准与国际先进体系的动态接轨,最终形成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要求相匹配的应急监测新质战斗力,为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更为坚实的技术支撑与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 岳广庆 , 丁莹莹 , 李超 . 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现状及对策 [J].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 , 2025, 43 (05): 217-219.
[2] 廖德兵 , 倪文琳 .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急监测的困难和对策探讨 [J]. 清洗世界 , 2024, 40 (02): 159-161.
[3] 王新娟, 肖洋, 刘云龙, 等. 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 [J].化工管理 , 2023, (34): 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