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渭看明末书法与山人文化

[ 本文为嘉应学院科研项目“明代‘山人’文化与书法研究”（320E2002）成果。]

摘要：中国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瑰宝，历经二千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其风格与内涵深受各个历史时期文化背景的影响。山人文化为明代隐逸文化的表现形态同样影响着明代书法的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明末山人书家，他们的生活经历、独特的性格特征以及文化取向，共同塑造了他们独特的书学思想和艺术创作风格。本文通过讨论徐渭的生平、作品的功能、书写内容、书论审美倾向以及书法实践在山人中的代表性，进而了解山人文化在明末书坛的影响。

关键词：明末书法  徐渭  山人文化

明代晚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动荡不安，宦官专权、朝政腐败等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思潮出现，并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书法界出现了两种主要趋势，一种是以坚守传统，注重规范和法度的书家，他们是除“台阁体”外还有以董其昌为首的“云间书派”群体。他们在继承吴门书派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风格的正统一路书家。如董其昌书风不仅继承了晋唐的传统，更融入了个人的创新与禅宗思想，强化黑白虚实对比，营造出萧散淡远的意境，展现了一种超脱尘俗的艺术境界，但董书用笔受赵孟頫影响，曲尽其妙，注重笔墨的流畅和线条的柔和，雄强不足。另一类是强调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书风，以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为代表的“晚明狂放派”，他们延续并弘扬了吴门书派的豪放风格，追求书法的个人化表达。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字长文，号天池，晚年又号青藤，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徐渭出身官宦之家，庶出，父亲早卒，由嫡母抚养成人。从小聪慧过人，却怀才不遇，到二十岁方中得秀才，在之后的20年间他参加过八次乡试均不第，“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人且争笑之。”[[[] （明）徐渭：《自为墓志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639页。]]期间参加胡宗宪幕府，抗击倭寇，多建奇功，展示出他在军事方面的能力，胡因罪下狱，乃至精神失常。曾九次自杀未果，因精神疾病复发杀妻而下狱。在监狱的七年，徐渭花了大量研习书法，为后来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奠定基础。友人保释出狱后，纵情山水，四处游历，许多杰出作品都是这段时间创作出来的。

徐渭在文学领域展现出非凡的创新精神，被誉为“16世纪中国文坛的奇才”。他的作品涵盖了诗歌、散文、戏剧等多个体裁，以其敏锐的心灵、富有叛逆性格的深刻思想，得时代风气之先，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对徐渭的评价极为贴切，精准地评价了他的诗与书法：“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 （明）袁宏道：《徐文长传并序》《古文鉴赏辞典 明代 清代 附录》，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1年，第1627页。]]“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 《佩文斋书画谱》卷43《徐渭传》。]]徐渭自称：“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可见徐渭对自己的书法最为得意。

徐渭与山人文化

明末时期，由于国家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频发，许多文人士子无法顺利取仕而选择隐逸山林，在出仕与归隐之间是抱有矛盾态度，以“隐于市”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另外，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外来文化的传入，儒学思想的逐渐式微，佛道等哲学思想开始兴起，文人群体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了质疑和反思，从哲学到文学艺术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潮。这种思潮的变迁推动了山人文化的兴起，使得更多文人追求自然与心灵的和谐统一。冯保善这样描述山人文化现象：“至明代中后期，一个以不仕、多艺、能诗、好游、不事治生、以诗干谒为特征的山人知识群体崛起，并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山人文化的存在。”[[]]山人群体中都是多才多艺、能文能诗，喜欢游历山水，但不担任官职，也不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生计活动，常常通过诗歌来干谒权贵或寻求赞助，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现象。这些士人以“山人”自称，“山人”也成了他们普遍使用的称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往往喜欢以自然景物、地名、动植物等为灵感，为自己取一个或多个别号，以表达个人的志趣、情感或是对某种事物的热爱。徐渭热衷于“山人”给自己取号，有天池山人、青藤山人、金垒山人、金回山人、之罘山人、白鹇山人、鹅鼻山人等。徐渭取字号“山人”，表达了其独立的人格和不羁的精神，体现了山人文化追求自由、反抗世俗的精神内核。

徐渭的书学思想构成在山人文化中的代表性

明末儒家正统思想受到严重抨击，王阳明心学在这个时候有了最好的发展环境。以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童心说”的出现将晚明的文艺艺术思想解放推到极点。“童心说”是李贽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即人最纯朴天然、源自真性情、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然流露。他强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关心人的“真心”是否存在，引导文人士大夫实现并表达真实的自我，是对宋明理学的程式化、教条化猛烈抨击。

徐渭的书论主要集中在对古今书家的评论，鲜明表现出“心学”的根源。在讨论运笔说：“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将用“心”置于书法学习的统领位置。他重视临摹，但主张在临摹中寄兴，要有“真我面目”，他这样说道：“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他不满足于模仿古人，强调“真我面目”，书法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生活情感和个人修养的体现，力求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重视书法的趣味，而趣味需与自然相通，从自然中领会书法要义。“手之运笔是形，书之点画是影，故手有惊蛇入草之形，而后书有惊蛇入草之影；手有飞鸟出林之形，而后书有飞鸟出林之影。”[[]]徐渭喜欢强调“姿媚”，“媚者，盖锋稍溢出，其名曰姿态”，他提出通过侧锋的使用，“侧笔取妍”，增强媚姿。他也是按着这一审美理念进行书法实践，在袁宏道评价其书法“苍劲中姿媚跃出”中得以印证。

徐渭的书学思想也影响着明末及清初山人的书法思想和实践。晚明的书学观念的主流是追求性灵表现，主张让书家的性情成为书法的中心。赵宧光《寒山帚谈》称：“情游物外，不囿于法中谓之调。”[[]]自创“草篆”，具有明显的主张个性的主情思想。王铎在《跋米元章告梦贴》中说道“字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恨古人不见我”。他乞求摆脱传统的束缚，做出创新。李日华认为书法的真谛发自自己的灵明，“断断乎不在笔墨间得者，可不于自己灵明上大加淬治来。”这种影响力证明了徐渭在山人文化中的代表性地位，他的思想跨越时空，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徐渭在山人文化影响下的书法实践

书家在进行书法创作时，其书写内容与书法风格之间的结合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结合不仅体现了书家的诗文价值取向和思想追求，还能通过书法风格的选择和运用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徐渭的书法作品内容主要有自作诗词、抄录古人诗词、临摹作品、题画诗词、应制而作。抄录的古人诗词多为李白、杜甫、苏轼的诗词，表明了徐渭对他们诗歌中表现出来的豪放、深刻和自然之美的高度赞赏。还有陶渊明《饮酒》、苏轼《和陶归园田居六首》等体现隐逸精神的山水田园诗，体现徐渭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追求精神自由和超脱世俗的人生态度。在万历九年，徐渭有代翰林院张元汴所创作的草书轴应制书《代应制咏墨词》《代应制咏剑词》《代应制咏月词》，其内容为指定，但极为用心，作品艺术造诣很高。徐渭在题《墨笔葡萄图轴》：“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自撰青藤书屋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晚年生活，以卖书画为生，潦倒终生，表达了他悲凉无奈的心情。

山人文化与书法风格的异变。元末明初已经出现大幅式作品，到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到明代，社会经济繁荣，高门大梁房屋增加，家中悬挂名人字画成为当时的时尚。高堂大轴作品的流行改变了书画欣赏方式及审美，将书法的呈现空间从书斋把玩或文人雅集的形式，转变为悬挂于墙体的欣赏方式；审美取向由追求精细典雅转向视觉冲击，局部转向整体。另外，由于手工业的发达，制笔产纸工艺得以提高，出现了羊、獾及兼毫和以青檀树皮为原料所制的大规格尺寸宣纸。工具及载体的改变，书者的书写方式、笔法、章法、墨法也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