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菊打官司》村长的困惑到《羊的门》村长的盘算

《圣经·新约》：“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无论是原著《万家诉讼》还是电影《秋菊打官司》，都是以秋菊为第一视角展开情节，故事终了，观众彷佛一步步跟随秋菊从山村到市里，如同亲历。在这样始终揪着心的跟随中，必然生出一股同情来。苏力老师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对普适主义法制的批判：“（法律）制度的逻辑限制了一种人人知道的知识以及其他的可能性”和冯象老师《秋菊的困惑》：“法治现代化作为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首要任务便是每时每刻地生产出秋菊来，让他们成为自己教育、改造的对象。”二者虽然意见相左，但都是从这一视角展开，直到凌斌老师《村长的困惑》，才让人们真正注意到这个在影片中一直处于次要、从属地位的村长。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秋菊把行政复议的官司打到了市法院，与旅店老板、律师三人合计官司有多大胜算，旅店老板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行政诉讼法刚颁布不久，总得找一个民告官的例子把这个法普及了，这肯定是人家上边的意思，要是秋菊输了，那以后谁还信这法？”听上去，村长只是“上边”政策贯彻落实的“工具人”。凌斌老师也在文章中写道：“村长是“公家人”，用庆来父亲的话说是“政府的人”，政府保全村长的面子，是村长替政府执行公务所必须乃至应当获得的政治条件”，似乎又重申了村长的工具地位。但事实仅仅如此吗？我们不妨来回顾以下两个细节。

首先，是在李公安对两人调解后，秋菊看村长拿出钱来有意赔偿，以为此事可以就此了结，不料村长却把钱扬到地上，秋菊受到羞辱离开；第二个情节是一件容易被忽略的小事，秋菊第一次找到李公安讲出了冲突缘由，李公安问：（村长）为啥（打人）？秋菊：俺家想盖个辣子楼，砖瓦都备好了，村长就是不批。他说有啥文件。我说你有文件可以，把这文件拿来给我看一下。他说不用给我看，他就是文件。从中不难看出，村长的反应如此激烈，并不能单纯归结于性格和行事风格，这两处事件触碰到了村长的底线，或者说是村长的权威和其建立起来的某种秩序受到了挑战。李公安是秋菊从村外请来的，村长如果乖乖听从调解，和和气气给赔偿，在他看来就像是被“压了一头”，在村子内部，他是绝对权威，应该说一不二、一呼百应，如果今天秋菊随随便便找来哪个“外来的和尚”就把他镇住了，那下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再对他的“指令”有意见应该如何处理？庆来在争执中提出要看文件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村民对他不信任、不服从，而只认“上边”的东西，那他这个村长就是“纸糊的老虎”，毫无威信可言了。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社会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在乡村这样一个微缩社会中，村长正是石头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这个村子里存在着一种由他而产生的秩序，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整个村子的动向，影响了村子的荣辱兴衰。苏力老师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村干部对“地方性知识”有着绝对把握，是国家机器获取“地方性知识”的基点，村干部对国家机器的配合是出于利益交换的考量。一方面，他借助国家权力对乡民行使权力，借助国家权力强化自己在乡间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地方性知识可以影响国家权力的行使，借助乡民的力量强化自己对于国家的地位。由此看来，这个角色的存在绝不是“工具人”这么简单。

那么村长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推至波纹中心，创建秩序的呢？这不是秋菊故事中要重点讲的问题，《万家诉讼》对此未着重笔墨，但在另一部文学作品，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之一《羊的门》中可见一斑。

呼家堡的当家人呼天成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在内呼风唤雨，把村人控制在掌股、在外左右逢源，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络。从最开始发现村民们的集体偷盗行为时，呼天成的一双眼睛对着瞪地人发怵的几百双眼睛，“他强迫自己牢牢地站在那里，强迫自己的两腿不要发抖，尔后，他慢慢地转过脸去，叠在一起的人脸实在是太可怕了，就像是一垛一垛的森森可怖的墙，那黑白混浊的眼仁重重叠叠地木着，看去就像是群狼咆哮前的沉默！”但是很快，他明白了，“只要镇住了心，就镇住了人。心很小，人很大，可心是人的主。”由此，开启了他漫长的“镇人心”的过程。

呼天成的第一步，就是让村民时刻感觉到生活在集体之中。集体的面粉厂被经营的红红火火，这片土地的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恩惠，只要听话，房子、工作集体都包分配，出了事也会帮忙照应，听话听得好还能成为模范，带大红花，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如此丰厚的条件开出来，十个人里，也许有九个都会抢着答应。

在德国电影《浪潮》中，高中老师带领学生们做了一个政治实验：从教大家穿相同的制服、做相同的标志性动作到教大家服从纪律，并以此为荣，而后又进一步发展成让大家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最后学生们开始自发地反对那些不这样做的人。这些接受实验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背景，却都不约而同地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了狂热分子。呼天成的”呼家堡十法则”为村民们制定了村歌、村操和村规细则，整齐划一、日复一日，与电影中的场景异曲同工。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班级中一直处于边缘的男孩在“实验”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实验结束时因不能接受落差而饮弹自尽。与之类似的还有影片《芙蓉镇》中的懒汉王秋赦，在特殊时期得势，借团体之名狐假虎威，尝尽了甜头。呼天成对集体的塑造，也是从这样的几场运动开始的，从孙布袋卖脸到建新村，最后竟然发展成陆续有村民砍下手指借着为集体劳动做出牺牲的由头争当典型，以获得尊重。正如在法社会学课堂上提到的群体极化背后推手之一：尽管可能存在与他人不同的判断，但为了维护其在群体中的声誉或群体团结，而刻意掩盖个人观点，团体对个人的影响是近乎可怕的。这与《乌合之众》：“人一到群体中，为了获得认同，个人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令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的观点不谋而合。一系列操作之后，呼天成的领袖地位和绝对权威就建立起来了，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上文中所提到的差序格局就慢慢形成了，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做起“向心运动”，向着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力中心“呼伯”不断靠近，以获得在格局中更接近中心的位置，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话语权。

此外，是更巧妙的一步，抽空村民的信仰而扶植自己成为信仰。巴尔扎克说：“以利益为主的阵营总会动摇，但以信仰为主的却是分化不了的。”呼天成完成这一步，靠的是几件看似不经意的小事。第一件就是盖“地下的新村”，在把地上活人住的新房盖得整齐划一的时候，呼天成把地下死人住的坟墓也“整齐划一”了。原来村里有呼、刘、王三大姓，祭祖的时候难免聚集，呼天成以不搞封建迷信为由头，清明节村集体送花圈悼念，这样一来血脉和姓氏的力量自然就被冲淡了许多。第二件事，是不让信基督的母亲在临死前受祷告，直到母亲抱憾咽气也没有松口，生生把呼家堡“封建迷信”的风气给压住了。第三件事，也是埋藏最深的一条暗线，文章另一条主线故事的主人公呼国庆，正是被呼天成看清情感需求，把情人送到他身边成为他的信仰、支柱而对他形成牵绊，成为呼天成操纵人心的一枚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