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一、从台湾地区大学语文教育现况谈起

综观现今中国台湾各大学语文类仍是大多系所所必修的核心（通识）课程，其设计规划的理念大致可分为两类系统：一类着重在经典作品的阅读赏析；而另一类则着重写作表达能力的培养。前者是传统大学语文的设计思维，目的是透过阅读经典作品，来增进学生的美感体验，甚或加深学生们的思想层次。然而，以往这类课程为了便于课堂讲授，又或为省去对“经典”作品的争议（现代作品由于时距较短，认知与评价往往容易产生争论），选文大多以古代文言作品为主，使学生感觉与中学语文教学内容极为近似，因而得到了“高四国文”的戏称。而后者主要着重在语文能力的实用层，不专注于讲求美感养成或思想深化，而将语文教学设计重心放在其作为“工具”的实用性。摆脱了传统国文课的制式认知，从生活上的语文使用入手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这类教学确实提高了学生的接受度，但不免会有“样样通却样样松”的问题。例如新闻写作在新闻传播学系的教学可能必需结合诸多理论，但这些都非中文系教授所能及的范围，因此对这类教学内容往往只能相当概略地予以介绍。因此，这种教学内容，对相关科系并不够用，而对非相关科系却也用不到，因而多半其实也达不到原先“实用”的预期效果。

当然，前述两种语文教学的偏向，何者较符合中国台湾现今所谓“主流”其实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美感”、“思想”这种虚无飘渺、难以掌握的概念，“实用性”显然对大多数人更具有吸引力。然而，作为教学者，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这类教学设计上的两大问题：首先，所谓语言的“实用性”其实是一个比我们想象更为复杂的问题。虽然中文表达能力确实在大部分的学科领域中都有其重要性，但每一学科对于语文如何“用”的要求大不相同。比如说建筑、设计类科系可能有着对客户营销、简报能力的需求，而医学系则可能更多地强调与病患沟通的能力（医生们对病患作着类似设计营销简报内容的说明，不仅很难达到效果，更容易产生医病纠纷）。因此，语言表达要达到理想的“实用性”，实则最少在课程设计上必须透过科系间的协作才有可能实现。只是如此一来，即便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达成这种“客制化”须克服的种种困难，我们仍需要面对是中文系在语文教学中主体性丧失的窘况。其次，语文表达作为一项“技巧”当然有许多值得传授的内容。但不可讳言的，表达“技巧”的运用纯熟与否从来不是大多数学生学习表达最核心的障碍。（否则为何传统起承转合的作文教学，不能教出好的作文？）从教学现场来看，思想、经验、识见等方面的不足，往往才是大多数学生表达内容里最为欠缺的部分。思想深度不足，学生表达内容往往只停留在最直观的层次，只会不假修饰地表达当下的想法，无法进一步去酝酿、组织、思辨，所以往往要让学生说出他们喜欢“什么”不难，困难的是要他们进一步去延伸解释。而生命经验不足，使得学生们的表达内容往往很难打动人心，这种局限性本可藉由援引他人经验作为补足，但多数学生对此种材料库建构极为贫乏。因为识见不足，导致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表达，在没有对照组的情形下，他们很难以察觉自己的不足，对语文使用则抱持着一种得过且过敷衍的心态，这样如何能有好的学习？

事实上，大学语文教育之所以陷入上述进退失据的窘境，其实并非大学端课程设计单一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似乎未曾深思与高中之前国文教育衔接之问题。着重“阅读赏析”来设计课程的一派，充其量只注意到应当适度增加白话文的比例来“活化”课程，但显然并未察知此前国文教育最被诟病的教法问题，因此仍多半停留在篇义、句意、字意的理解，或不断补充许多作者、题解式的背景知识。虽然也有许多用心的老师，针对课程设计了许多深度的思辨议题，透过与现代社会情况的连结，让文学经典的现代意义得以被理解或彰显。然而不可讳言的，落实到实际教学上，这种引伸讨论往往是有赖于教师精心设计引导，但对多数学生来说，不管是被诠释的文本本身，或是教师援引来诠释讨论的材料，大多并不熟悉或兴趣缺缺。试问假若当大多数学生对社会新闻都知之甚浅或漠不关心，又如何能够理解杜甫描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景，更遑论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种胸怀产生感动。学生们无所感、无所思，使得多数学生仍旧只是持续地被老师灌输喂养的一群。所以这类教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在于教育思维未从“授之以鱼”进化到“授之以渔”。而着重“实用”的一派则大多太过自信地认为，前端的语文教育已经做好相当程度的奠基工作。正如字亩文化冯季眉社长在为《美国读写教育改革教我们的六件事》一书所撰写的序文中所言：“虽说是从探讨‘读写教育’出发，但其实更多的焦点是放在‘写作教育’，毕竟，阅读教育早已获得更多关注，而写作教育，不但是国际间的教育新课题，也是当代家长、教师普遍的难题。[]”言下之意，其实就是学生对阅读已有充足的训练，接着该来教“写作”。然而，学生们真的学会如何阅读了吗？又或者说，学生真的有充足的阅读量了吗？这显然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阅读习惯与阅读素养

2016年国际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Ipsos MORI）进行了一项名为“全球无知地区排行榜”的调查，很不幸的中国台湾在众多地区（总共40个地区列入调查）中排名倒数第三。事实上，这份调查原名应为“认知的危险性（PERILS OF PERCEPTION 2016）”，媒体为了耸人听闻，把其简化为“无知程度的调查”确是不妥，也无怪乎调查结果让部分人士气急败坏地跳出来反驳[]。然而细究调查内容，其实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调查单位总共设计了12个问题（中国台湾地区仅调查了11题）来让民众进行预测判读（见附表一）问题内容涵盖宗教议题、性议题、社会贫富、医疗、人口、乃至于国际发展等层面，民众综合自己的知识以及周遭所获得的信息来对这些议题进行判断或预测。调查结果显示，台湾地区民众对于这些生活周遭贴身相关的议题，认知与客观现实情况都有相当程度的落差。而这个结果或许比纯然调查客观知识性问题（例如以认不认识宾拉登？知不知道伊斯兰国组织？等问题来作为所为国际知识水平测验标准）更具有意义。因为这些问题，一来由于牵涉的复杂性，人们不能透过被动式的课堂听讲或教科书内容得到简便的解答。二来由于“现实情况”往往是不断在变动的，所以这不是一个透过一次学习然而就能够输入知识库的，而是必须不断地Update，随时接收新的信息才能更加贴近实情。因此要在这项调查中取得好的成绩，必需要仰赖民众不间断地自行阅读新的文本或资料，而这正是中国台湾教育目前最欠缺的一块。

参考文献：

1 曾多闻．美国读写教育改革教我们的六件事，台北：字亩文化，2018，页15。

2可参见黄郁琪：〈台湾真正的无知就是相信了所谓“全球无知地区排名”〉一文，出自https：//www.hungry.tw/2016/12/Index-of-Ignorance.html。但这篇文章的反驳有许多问题，例如擅自将知识＝国际观，甚或用所谓台湾是边缘地区，联合国资料不全来质疑所谓标准答案的正确性，但事实上，对方的答案都有提供引用出处，如果要质疑，首先应该先去质疑这些数自统计推论的正确性。

作者简介：谢乙德，1982，男，博士，副教授，广西百色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