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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search

历史文化保护背景下的环线公路项目合同结构比较分析

作者

杨晓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650300

1、引言与背景介绍

在城市快速扩张与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公路项目开始穿越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城市环线项目尤为典型。这类项目不仅承载着提升城市交通效率的功能,更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协调及社会公众认同等多维价值目标,项目合同结构的选择因此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性、社会性与工程性的关键议题。

以青岛市南环线改扩建项目为例,该项目旨在通过优化绕城通道,缓解老城区交通压力,同时保护项目沿线的历史街巷、古建筑及非物质文化空间。在如此复杂的社会—物理环境中,合同组织结构直接关系到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的控制能力、公众参与度、文化协调性与风险应对效率(高伦 & 陆岷峰,2024)。

本文将以该项目为案例基础,围绕三种典型合同结构——传统项目合同结构(Design-Bid-Build, DBB)、设计与建造一体化合同结构(Design and Build, D&B)与管理承包合同结构(Management Contracting)——展开比较分析,结合文化保护区域的特殊性,批判性评估各结构在文化适配、执行效率与多方协调方面的表现,并提出适用于此类敏感区域基础设施项目的合同结构优化建议。

2、青岛市南环线改扩建项目的合同结构比较分析

2.1 传统项目合同结构(Design-Bid-Build)

在青岛市南环线项目的前期可行性研究阶段,业主最初采用了传统的设计—招标—建造(DBB)合同结构,即由设计院先行完成全部方案与施工图,再进行公开招标,选定施工单位实施。这种模式下,业主方在设计阶段拥有较强的控制力,能够充分嵌入文保部门意见、规划单位审查和公众咨询程序。例如,在本项目中,南环线途经青岛市百年历史街区“南仓巷”,设计团队曾组织两轮专家评审和一次社区座谈会,最终将部分隧道段设计下穿保护范围,以减少对地表遗迹的扰动。这种设计前置机制,有利于文化价值的充分表达与风险的前期预判(Turner,

然而,随着青岛市南环线改扩建项目进入施工阶段,DBB 结构的局限性开始显现。设计团队与施工方之间缺乏直接联动,导致部分图纸内容缺乏现场施工的可操作性。例如,在“东门坡遗址段”开挖时,因前期未能准确探测地下古井位置,造成施工暂停近21 天,变更费用增加 240 万元。由于传统合同结构中设计责任不归施工方所有,施工单位对突发文保风险反应缓慢,责任划分争议频繁出现(Masterman,

此外,文保突发事件在此类历史城区频发,而传统结构在信息闭环上的先天不足,使得多次施工变更难以形成统一应对机制,影响项目整体协同效率与公众信任度(孟祥鑫等人,2024)。尽管传统结构有利于前期文化方案的控制,但其线性、刚性的组织模式难以适应历史文化区域中不断变化的现实条件。

2.2 设计与建造一体化结构(Design and Build)

为加快项目南段施工进度,青岛市南环线改扩建项目在“高铁新城至南门立交段”采用了D&B 模式,由总承包商一体承担深化设计与施工任务。该段为高标准城市快速路改造,需在原有道路基础上增加桥梁、绿化、雨污分流等复合设施,工程复杂且工期紧张。采用 D&B 结构后,总承包商在设计阶段即介入施工方案制定,并通过 BIM协同平台与业主、设计顾问、交通局三方实时联动,有效缩短了工期约 5 个月,节约预算 980 万元(Kehinde et al., 2022)。

但在穿越“老城东南门遗址保护区”时,该模式暴露出文化协调机制不足的问题。由于总承包方在设计过程中未与地方文保办形成有效对接,其选用的高架方案破坏了东南门视线通廊,后期被政府责令改回地面方案,导致返工与索赔纠纷(Chan et al.,2005)。该问题的核心在于 D&B 结构对公众参与与文化监管的制度嵌入不足,设计透明度低,缺乏过程性共识构建机制(王帅,2023)。

可见,D&B 结构适用于对时间与资源效率要求高的段落,但在文化密集区若无第三方设计审查与社会参与机制补充,易陷入“效率导向”下的文化适配盲区。

2.3 管理承包结构(Management Contracting)

在“南门立交至古城北桥段” 青岛市南环线改扩建项目采用了管理承包合同结构,由专业项目管理公司作为业主代表,负责整体项目的组织与分包整合。该段地处核心保护区,涉及9 处不可移动文物及 30 余处历史街巷沿线风貌保留区,设计要求复杂、公众关注度极高。管理承包结构允许项目管理方在规划初期即组织各类专业分包团队参与方案协作,包括古建保护专家、社区规划顾问、地下探测机构等,实现多专业、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平台式结构(Cheng, 2019)。

项目管理方引入了 BIM+GIS 系统动态追踪施工进展与文保要素干预点,并设立了由居民代表、城建委、文保办等组成的“文化协调小组”进行阶段性审查,使工程信息透明、反馈及时。在“南城墙根道段”发现地下汉砖基址后,项目方迅速组织方案调整,仅延误 9 天即完成技术变更并取得文保审批。该合同结构展现出较强的灵活性与风险缓冲能力(吴申伦,2022)。

但该模式也存在管理成本高、协同路径复杂等问题。在“城西坡段”的排水设计过程中,因分包单位与管理方沟通不畅,曾出现管道排布冲突,导致重新设计与拆除施工,增加额外成本约 90 万元。因此,管理承包结构虽有协同优势,但对信息化平台建设与过程制度配套提出了更高要求。

3、结论

青岛市南环线改扩建项目的实践表明,三种合同结构各具特点但难以单独应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复杂需求。传统合同结构虽能保障前期设计质量与文化表达,但在施工阶段响应迟缓、协调效率低。设计与建造一体化结构在工期与效率方面表现出色,却因公众参与和文化透明机制不足,在敏感区域易引发争议。管理承包结构则在多方协同、应急响应与文化协调方面具备优势,尤其适用于风险高、治理要求复杂的片区。

因此,建议未来采用以管理承包为主、结合 D&B 效率与 DBB 设计控制的复合型合同结构,并配套使用 BIM 平台与第三方监督机制,提升协调能力与公共价值实现水平,从而实现交通效率与文化保护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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