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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帮扶与农村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于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对口支援的实证分析

作者

谢文

6201051983****0011  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  830014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框架

(一)现实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农村基层治理面临资源约束、人才匮乏、机制僵化等结构性困境。国有企业作为“共和国长子”,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阶段承担着特殊使命。据国务院国资委数据,2021-2023 年中央企业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 1200 亿元,实施项目 4.3 万个,但帮扶效能与治理提升的关联性研究仍显不足。昆仑物流作为中国石油集团全资子公司,依托“物流 + 产业”专业优势,在新疆三个地州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其“以物流贯通带动治理升级”的独特路径,为研究国企帮扶与基层治理互动关系提供了典型样本。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基于 “资源 - 能力 - 制度” 三维分析模型,本研究构建国企帮扶影响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框架:

资源注入效应:国企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输入,缓解农村治理资源禀赋不足;

能力构建效应:通过组织培训、模式创新,提升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与村民参与能力;

制度创新效应:推动治理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形成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研究选取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桐安乡两个村(2018 年起帮扶)、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乌达力克镇巴格买里村(2024 年起帮扶)作为重点调研对象,采用Nvivo12 对 28 份访谈文本、136 份问卷进行编码分析,结合地方统计年鉴与企业帮扶台账开展定量研究。

二、昆仑物流对口支援的实践路径

(一)产业帮扶:从“输血”到“造血”的动能转换

产业链协同发展:在桐安乡英阿瓦提村推广“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牵头成立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引入菌类种植、牛羊养殖等产业项目,带动就业127 人,农产品附加值提升 300% 。2023 年英阿瓦提村农产品销售额突破历史记录,较帮扶前增长12 倍。

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企业投资 + 村集体分红 + 农户收益”模式,确保产业收益反哺乡村发展。例如,菌类种植项目中,企业投资占比 80% ,村集体和农户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占比 20% ,每年利润按比例分配,既保障企业利益,又壮大村集体经济。

(二)组织帮扶:基层治理的结构性重塑

治理主体能力建设:昆仑物流先后选派3 批12 名骨干任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副队长,在工作队员中设党建专干一职,开展 “三会一课” 标准化建设,组织基层干部赴上海、乌鲁木齐、哈密等地考察学习。村“两委”班子大专以上学历占比从 17% 提升至 88% ,决策效率提升 37% 。

人才培养:实施“头雁计划”,选拔培养本土青年党员、致富带头人参与村两委管理;开展“技能培训 + 创业孵化”,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0 余人。

制度创新:建立“村规民约积分制”,将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治理事项纳入积分考核,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优先参与产业项目,形成“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治理体系。

通过协同治理与长效发展机制的双重作用,帮扶村不仅实现了经济增收,更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支撑、村民自主”的治理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三、国企帮扶对基层治理效能的影响实证

(一)经济治理效能提升

集体经济发展:通过产业帮扶,通过 5 年驻村帮扶,桐安乡两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从无到有,最终达23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足1000 元增至1.4万元。通过产业链延伸,村集体年分红增至人均400 元。

产业结构优化:帮扶地区非农产业占比平均提升21 个百分点,物流相关就业占比从 5% 提升至 23% ,形成“物流带产业、产业促就业”的良性循环。

(二)组织治理效能提升

决策机制优化:通过 “四议两公开” 与“村民议事会”结合,重大事项决策周期从25 天缩短至7 天,决策满意度从 70% 提升至 92% 。

干部能力提升:帮扶地区基层干部政策执行力、资源整合能力、群众工作

能力三项指标测评得分分别提高 28、31、25 分(100 分制)。

四、现存问题与优化路径

(一)主要挑战

(1)企业帮扶周期与乡村治理长期需求的矛盾。企业驻村帮扶通常以 3-5年为一个周期,与乡村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存在结构性矛盾。

(2)部分村民参与治理的主动性不足。尽管“村民参与”被纳入协同治理框架,但实践中仍存在参与度不均衡的问题。

(3)数字化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在智慧乡村建设背景下,帮扶村数字化治理水平显著滞后。人才短缺问题突出,村两委成员和村民普遍缺乏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无法有效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提升治理效率。

(二)优化策略

(1)建立政企协同的长效衔接机制

延长帮扶周期与分阶段退出:企业与政府协调沟通,将帮扶周期延长,并制定“帮扶- 过渡- 退出”分阶段计划,逐步将项目运营权移交村集体。

设立乡村振兴基金:由企业、政府、社会资本共同出资,建立专项基金用于项目后续维护和村集体经济发展,通过市场化运作确保资金可持续性。

完善政策配套:政府出台《驻村帮扶项目接续管理办法》,明确企业退出后的政策支持和监管责任,避免“人走茶凉”。

(2)构建多元化村民参与激励体系

强化宣传与培训:通过“农牧民夜校”“草根宣讲团”等形式普及帮扶政策,提升村民知情权;开展参与式治理培训,增强其决策能力。

优化利益分配机制:推行“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模式,提高村民在产业项目中的收益占比;设立“参与奖励金”,对积极参与村务管理的村民给予物质或荣誉激励。

创新参与形式:开发“村民议事 APP”,设置线上投票、意见反馈等功能,降低参与门槛;建立“乡贤理事会”,吸纳返乡人才参与治理,带动村民积极性。

(3)推进数字化治理能力建设

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企业联合通信运营商,优先在帮扶村实现5G 网络全覆盖,建设村级数字服务中心,配备智能终端设备。

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组织“数字村官”“数字农民”专项培训,重点培养村两委成员和青年群体的平台操作、数据分析能力。

开发定制化治理平台:依托企业技术优势,搭建集政务公开、矛盾调解、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例如“智慧村务小程序”,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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