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认同对社区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社区社会工作者是基层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主观幸福感会影响服务能力和服务时长。目前有关研究认为职业认同是社区社会工作者产生良好心理状态的关键因素，但对其作用机理并未完全展开阐述。基于此，本文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建立职业认同到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模型，并结合我国社区治理的实际情况分析二者的关系路径，构建了二者之间关系模型，并针对二者间联系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一、职业认同的作用机制

高职业认同能更好地经受住挫折，即便服务对象不配合自己也依然会认为这只是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更好地学习和提高自己专业技能的机会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认识重构可以减少自己因为外部的变化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并能极大程度地提高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会根据自己的职业认同去确定自己的职业目标。例如开发出新的社区服务项目或是改善完善已有的工作流程等等。当一次又一次完成目标的时候，都会有成功的体验，这样就会形成正向的循环促进自己的职业认同感以及幸福感。其在时间的推移中也会带来一些良性的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有效抵御一些不利的外界因素[1]。

组织支持感知是一个介导变量，在组织支持充足的情况下，职业认同可更加有效的增强主观幸福感，如：督导人员或同事相互帮衬等等手段可以有效缓解其情绪负荷。另一方面，组织支持还会直接地影响主观幸福感，此时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与职业认同所产生影响的部分重合，二者之间相互作用、交叉影响。另一方面，职业认同能够强化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意义感知，提高对于工作内容的意义性、工作发展机会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判断，使得职业倦怠感减弱，有利于提高总体的生活满意度。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工作满意度这一中介的效用大小是随不同阶段的职业发展有所不同的，新手社工可能会更加依赖于职业认同带来的内在动机，而一些高阶别的工作人员或许更多的是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例如来自组织的支持所带来的获得感。当社区工作者被强制同时完成行政考核指标和专业服务的要求时，就会使得职业认同和工作体验发生断裂，也就不会认为这两者是对等的，这就使得其工作意义感知下降，比如做报表的时候，做完一份报表就少一份为百姓服务的机会[2]。

二、现实矛盾

当前社区治理存在三重矛盾：一是因“专业社会工作者”“行政事务执行者”角色认知不清而造成的认同危机；二是资源配置不到位所引发的工作压力大、有事干但无有效工具解决难题，感到无成就感；三是因评价系统中更多关注结果的考核指标，忽略主体和服务对象感受的心理上的考量，造成“有认同，没有参与”的“裂痕”，组织给予的职业支持感不强，社区工作者普遍认为机构内缺乏职业晋升渠道、进修的机会不多、缺乏心理咨询通道，由此而导致了“低认同—低幸福感”。尤其对于一些突发性工作来说，提前做好准备的事前突发临危受命问题会来得突然，在面对突然做不好工作分配时而生的无力感又将进一步动摇自身工作的情感投入，成为职业认同的重点桎梏之一。

三、对策建议

（一）提升职业认同的路径

搭建职场认同需要贯穿整个专业成长过程，在教育阶段就要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把社会工作理论与社会需求融入其中，并借助于模拟社区来开展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将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联系起来。学校可以和街道办联手设立实习基地，在处理邻里纠纷，组织社区活动等实际的事情中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岗位是什么。刚上岗的同事比较迷茫是因为角色转换有难度，机构要安排有经验的老社工给新社工做帮带，并且要定期给他们做案例督导，在他们对事务性工作和为人民服务这两者混淆的时候可以随时讨论清楚，一职一责，避免混淆概念，让自己失却存在感。虽然评职称目前是重视数量型论文，但是仍然要在服务机构实践、居民满意度评价方面增设新的评价指标。考虑由初级社工-中级社工-高级社工，分别设置不同程度的专业技能要求、不同的薪金提升要求，这可以使每位工作者看到自己的能力水平提升的切实回报，增强工作的积极性[3]。

（二）改善工作条件的措施

为了解决资源分配量问题，考虑到案主是否超载问题，以千户一社工为准；基于现有的具体数字情况作出合理的服务数量限制；同时运用数字化工具缩减重复劳动，比如建立居民信息管理库，可以通过运用一定的自动化机制，自动生成月度服务清单，并用系统方式代替人工输出月度汇报材料等工作；改变目前使用行政指标为主的量化指标，增加服务对象满意度、同事评定维度等内容，让工作人员对于自己做的工作有直观的肯定；根据实际情况让上级或者同事给予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多做反思，不要盲目自信。建立同事互评制度，促进同行之间良好的互助合作氛围；请机构派遣一位专业心理辅导员，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压力管理工作坊。设立专业的情绪管理课程，传授情绪调节、压力应对技巧；组织部分突发事件多发的社区组建应急支援小分队，遇到重点工程任务，则根据区划调配人员；设立相关预警项，如大规模的心理健康风险点预警系统，并且将心理健康预警检查纳入每年的常规体检范围之内[4]。

加强组织文化建设的人文关怀色彩，在工作中增加与社工定期进行非正式谈话的机会，增进对其职业困扰和发展需要的了解；将社工工作的专业分享列入团队建设活动，并设置工作案例环节，通过分享正向的工作经验增加工作者的职业成就感；积极向外界宣传介绍社工群体为民众提供专业服务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如借助媒体报道或者社区活动等形式增加社会各界对外界的了解，在外因的影响下，增加社会组织内部人员对自身工作的认可程度，以此强化个体的职业认同。提高职业认同感能够增强其对该机构的归属感，改善工作环境又能提高职业认同感，两者相互作用形成良性循环。通过从不同侧面、多方面分层次地改善社工的工作，有望逐渐缓解现阶段社区社工幸福感缺乏的问题，为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5]。

结束语：

职业认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联系的研究是完善社区工作者管理模式的一个新的角度，以后研究可以将纵向追踪的数据引入进来检验作用机制是否稳定，并探索地区和领域间的差异性特点，在理实结合的基础上可以形成更加有效的社区工作者支撑体系，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朱姝.工作自主程度对社工师心理健康的影响: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进展, 2024, 14(3):498-506.

[2]张倩秋 方洵.青年社工的职业认同:内驱还是外驱?[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1(4):155-164.

[3]龙欢,张佳琪.社会工作本土化与社会工作者职业情感认同——基于湖南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调查研究[J].社会工作, 2023(4):47-63.

[4]熊竞,赵吉.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超大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双重困境与突破路径——基于上海市 Y 基本管理单元的案例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 2023(7):35-41,49.

[5]樊姝涵.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发展的限制因素[J].经济研究导刊,2023(1):12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