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德的追寻：《证言》中的罗曼斯因素

摘要：《证言》的现有研究多聚焦丽迪亚嬷嬷的性别操演、现代语境下的权力空间等，但未能揭示杰德在整个故事中的关键地位，以及小说中时常隐现的罗曼司因素。对比杰德、艾格尼斯和丽迪亚嬷嬷等主要人物形象，探察她们复杂关系之下的隐形动力。研究发现杰德的经历是罗曼司中的追寻原型、王子--公主人物原型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置换变形，由此可以更好地把握该小说的内涵。

关键词：罗曼斯；《证言》；阿特伍德；追寻；原型

引言

作为《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续作，《证言》（The Testaments）继续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国外学者主要从身份操演、女性主义等角度展开研究（Dam 172；Weiss 1）。国内学者还从食物书写、空间、话语权力等方面进行研究。阿特伍德的其他作品也引发了热烈探讨，刘晓静注意到阿特伍德诗歌中的神话因素（126），董雯婷则从《使女的故事》中发现罗曼司传统与原型（2018，143）。然而，目前学界对《证言》的研究多聚焦于丽迪亚嬷嬷这一人物，对关键人物杰德的重视相对不足。从杰德与艾格尼斯、维达拉嬷嬷、丽迪亚嬷嬷的关系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原型及其移用，以解释这些人物关系及其主要情节的设置，从而对整部小说的文学特征阐发出新的解释。

成功的追寻：杰德的基列国冒险之行

罗曼司先描述一系列次要的冒险事件，最后导向一个主要的、高潮性的冒险，其中，主要冒险通常在故事开始时就已经声明，主要冒险的完成则宣告故事的圆满结束，这种重大的冒险即追寻（quest），是罗曼司的一大特征（弗莱 256）。《证言》中，杰德经历的多次冒险可以分为主、次两类，使《证言》具有罗曼司的因素。如，基列国爪牙制造“意外”害死杰德的养父母，杰德侥幸从中逃脱，这是次要冒险；杰德在反基列国组织的支持下，学习近身搏斗、改名、纹有“上帝—爱”字样的纹身，假装是受了珍珠女孩传教的影响而加入基列国，是主要冒险的准备环节，也可以看作次要冒险，因为此时杰德还没有直接与基列国势力对抗；故事行至高潮，杰德和艾格尼斯动身逃离基列国时，遇到维达拉嬷嬷，杰德发起攻击，二人得以成功逃脱，是主要冒险；最后二人渡过海洋，终于登陆，标志着她们不仅逃离了基列国，而且存活了下来，至此主要情节戛然而止，因为杰德带艾格尼斯逃走的计划已经实现，而一旦追寻结束，罗曼司本身也就画上了句号。

阿特伍德并没有循规蹈矩：在故事的较早阶段，她并未点明追寻的出现，但埋下了伏笔。杰德首次出场于第四章《寻衣猎犬》，这是杰德的养父母尼尔和梅兰妮所经营的二手服装店的名称，在该章节内反复出现了十余次，“寻衣猎犬”的弦外之音，即杰德必将展开命运般的追寻（阿特伍德 42）。阿特伍德对罗曼司追寻模式的第一步变形，即在故事开头声明追寻目标，是文学形式的创新。

罗曼司的完整形式是成功的追寻，分三个阶段：危险的冒险开端、生死搏斗和欢庆（弗莱 256）。可以用希腊术语分别称这三个阶段为“对抗”（agon）或冲突、“生死关头”（pathos）或殊死搏斗、“承认” （anagnorisis）或发现，即对主人公的承认——主人公明确证明他是一位英雄，即使他在冲突中战死也是一样，即英雄人物的重现和为人们所知（弗莱 256，263）。杰德潜入基列国时必须通过掩饰身份来与维达拉等众嬷嬷周旋，“必须通过四位创建者的面试”，其中“维达拉嬷嬷的面试是最难的”，但杰德通过了她的考验，“维达拉嬷嬷说我表现出了适宜的谦恭，那预示着我能成功融入阿杜瓦堂的公共服务共同体”（阿特伍德 253-54）。若杰德作为间谍与维达拉嬷嬷初次照面，呼应着罗曼司追寻的对抗阶段，则杰德带艾格尼斯出逃时打昏维达拉嬷嬷，影射着罗曼司追寻的生死关头阶段。最后，对主人公英雄身份的承认则通过“第十三届研讨会”完成。主讲人向后基列国时代的听众介绍杰德所作贡献：“人们普遍认为，文献详尽描述的这次任务对基列的最终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由妹妹亲身携带出来的物证——植入纹身部位的一枚微点情报存储器”，她揭露了高级机密，进而导致“军变和大规模的民间反抗”（阿特伍德 433）。

一个涉及冲突的追寻，需要两个主要人物：一位主人公（protagonist）或者英雄人物（hero），另一位是敌对人物（antagonist）或敌人（enemy）（弗莱 257）。每个时期的社会统治阶级或知识界都喜欢用某种罗曼司的形式表现其理想，因为罗曼司中德才兼备的男主人公和美丽漂亮的女主人公代表他们的理想人物，而反面人物代表对他们的威胁因素（弗莱 255）。在罗曼司中，支持追寻的那些人物被理想化为简单的勇敢和纯洁；阻碍追寻的那些人物则被漫画为简单的邪恶和怯懦的小人（弗莱 267）。作为追寻的一方，杰德（藏匿于加拿大时化名为黛西）嫉恶如仇，怀着正义感勇敢走上街头，却无法适应人群的暴乱，天真地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引来基列国地下组织，间接导致了养父母被残害。杰德的不经世事、纯洁正直不只是青少年的特征，还对应着罗曼司典型追寻者的特质，即理想化的、简单的勇敢和纯洁。作为阻碍的一方，尽管同为政权初创者，丽迪亚嬷嬷一直作心理斗争，而维达拉嬷嬷却从未表露出对基列国意识形态的矛盾心态，而是完全成为了它的口舌。她教育基列国的女孩：男人的大脑有像手指的东西，而女孩就像猫一样没有人类的手指，解释了基列国男女的所有差异。同时，她对潜入基列国的杰德缺乏戒备心理。可见，维达拉嬷嬷展现出罗曼司中阻碍追寻的人物所常有的简单的邪恶。

王子--公主的变形：拯救艾格尼斯的杰德

除了对追寻相关人物的理想化之外，杰德的名字和性别也表现出典型的文类戏仿特征，既呼应和映射着罗曼司通用的王子公主人物模式，又是对这一模式的扭曲变形。

杰德这一人物前后使用了妮可（Nicole）、黛西（Daisy）和杰德（Jade）三个名字，分别对应着她生于基列国、被偷渡并藏匿于加拿大、得知自己的真正身份并展开追寻三个阶段的经历，也暗示着她的自我意识尚未建立的儿童时期、对世界的认识过于理想化的青少年前期、逐渐适应成人世界的青少年后期三个心理阶段。黛西（Daisy）化名为杰德（Jade），是为了摆脱花朵的脆弱形象，追求坚毅。黛西（Daisy）以雏菊（daisy）为名，这与罗曼司中公主常以花朵为名字是相吻合的（董雯婷 2018，146）。雏菊（Daisy）是“珍稀的花朵”，任由他人摧残或呵护，这也是基列国女性的普遍境况。与之相反，玉（Jade）的质地相对坚硬。在罗曼司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穆斯林占领西班牙以及十字军东征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东方的因素深深渗入中世纪罗曼司，为罗曼司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董雯婷 2017，113）。尤其在东方文化中，玉象征着纯洁、正直，甚至被认为有疗愈、抵御祸患、为爱人之心提供能量等作用。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杰德的纹身是交叉排列的“LOVE”“GOD”字样，既像十字架（crucifix），又像一把佩剑，仿佛指向中世纪十字军东征（crusading）。杰德在紧要关头出拳打倒了维达拉嬷嬷，而她那意义不明的纹身正是位于手臂，增添了传奇色彩；杰德动用武力，保护了面临威胁因素的艾格尼斯，这似乎与“玉”的所谓的抵御功效有所联系。因此，从黛西改名为杰德，凸显了杰德的所谓男性气质，暗示了杰德与罗曼司王子—公主模式中王子人物原型的对应。

在世俗的追寻罗曼司中常见的是，其追寻有明显的动机和报偿（弗莱 264）。追寻的回报往往就是或包括一位新娘（弗莱 265）。在《证言》中，杰德的追寻的确具有鲜明的目标，即解救艾格尼斯。然而，虽然杰德所追寻的对象艾格尼斯是出身相对高贵的女性，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艾格尼斯与杰德之间产生过浪漫情愫。

若前作《使女的故事》以宫廷爱情为叙事的线性动力，女主人公被动地获得男主人公的拯救，故事的核心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那么《证言》中挺身而出解救艾格尼斯的杰德却是女性（董雯婷 2018，150）。这构成对罗曼司中王子身份的戏仿、对异性恋霸权话语的逆写，反对父权制社会的性缘关系和女性的静态化、被动化的规训和塑造，而着重书写女性力量和女性互助。

一方面，艾格尼斯无需被动地等待一位男性来解救她，而是得到了另一位女性人物杰德的援助，同时，艾格尼斯并没有放弃努力，她主动地促进杰德的追寻。“艾格尼丝让我特别骄傲——经过了那一夜，她真的成了我的亲姐姐。哪怕她已经到极限了，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否则，靠我一个人划根本没戏。”（阿特伍德 419）另一方面，作为《证言》世界观中的女性，杰德缺失罗曼司典型王子的权力，为救艾格尼斯，潜入基列国，须遵守基列国的规范，暂时身陷囹吾，主体性压抑将杰德与罗曼司典型王子形象区别开来。

由杰德可见，阿特伍德在罗曼司的基础上书写女性英雄形象时，并未单纯地将通常所谓女性气质（femininity）倒置为所谓男性气质（masculinity），而将二者有机结合。

在基列国，杰德的生活“邋遢”，热衷于强健身体，这与基列国男性主导的话语相违背，后者通过贝卡的态度体现出来（阿特伍德 339）。“‘男人的身体是强健的’，贝卡说，‘他们在心智上也很强健。女人的强健在于精神。……’” （阿特伍德 340）当杰德反驳说强身健体就是为了抵挡男人的侵犯时，艾格尼斯和贝卡反驳而后沉默，但杰德不作改变。“‘好吧，’她说，‘但我无论如何都要锻炼。’”（阿特伍德 341）杰德具有所谓男性气质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变得更像所谓的男人，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持所谓女性气质。

甚至艾格尼斯也在杰德的潜移默化下开始反思继续保持嬷嬷身份的合理性。“我要舍弃体贴、柔韧的女性特质，去模仿男性的锐利和残忍，把自己改造成一个不完美的翻版吗？我不想变成那样，但如果我渴望成为嬷嬷，又怎能避免那种改变呢？”（阿特伍德 341）艾格尼斯意识到嬷嬷身份正在威胁着自己的所谓女性气质，这为她之后背叛男性主导的基列国做好了思想准备。

杰德融合上述两种气质，富有能量，其主体性兼有自我保持和向外扩张两类表现，她在情节结构上可以胜任罗曼司王子的角色；她对自我性别的认知和与艾格尼斯的携手共进的关系又丰富了罗曼司的王子—公主模式。由此，阿特伍德在富有罗曼司因素的《证言》之中创造出新的意义空间。

焦点之外的传奇色彩：高墙与仙女画

大主教贾德（Commander Jude）的宅邸呼应着罗曼司中的深林古堡场景，他收藏的林中仙女画则影射着罗曼司常见的超自然次要人物。

右墙上有一副十九世纪的古画——从门口看不到这面墙，因为谁也不该惊吓这栋宅邸里的女囚们——画面上有个几乎全裸的女孩，不着一衫。背上那对蜻蜓般的透明翅膀为她平添了仙气，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仙女不爱穿衣服。她盘旋在一丛蘑菇上，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那样笑着。那就是贾德的偏爱——含苞欲放的少女，不算完整意义上的人类，保留着淘气的童心。（阿特伍德 328）

在《证言》中鲜有对贾德的刻画，却用不少笔墨来描写贾德的府邸这一主要情节边缘之外的场景。贾德是艾格尼斯的法定父亲，他的宅邸也就是艾格尼斯为数不多可以踏足的空间，他收藏在此的《神曲·地狱》与中古色情画都令人想到中世纪的文学艺术（阿特伍德 328）。“宅邸里的女囚们”应指所有无法随意出入贾德的宅邸的女性，其中包括艾格尼斯。这一封闭空间，影射着罗曼司中惯常出现的森林中的神秘古堡、恶龙、被囚禁的女主人公和英雄这些因素。在《使女的故事》中，使女将基列共和国与野外自然联系在一起，正是一种中世纪式的森林的隐喻；而在这片森林中，大主教和他的家正是龙与神秘的城堡；这种典型的罗曼司式空间总是由非主人公阵营的势力牢牢掌控，使他们的对抗和生存异常艰难（董雯婷 2018，147-48）。由此不难推测，《证言》同样有着典型的罗曼司式空间，贾德大主教及其宅邸呼应着恶龙与城堡，杰德必须冲破重重阻碍进入这一古堡，解救被困的少女艾格尼斯，才算完成使命。因此，对贾德的宅邸的描写，呼应着罗曼司中的深林古堡场景，为《证言》增添了罗曼司的因素。

同时，贾德收藏的蜻蜓仙女也使得《证言》具有罗曼司因素。由于中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基本都是与“纯自然”有关的：即野外、森林、动物等，于是中世纪罗曼司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超越一般就是人物在野外遇到精灵等等，但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以乔叟的作品和一系列的文艺复兴时期罗曼司为例，虽然精灵和巨龙不再出现，但它们仍保留了罗曼司对现实的超越性和理想色彩（董雯婷 2017，115）。助人为乐的仙女等“超自然的”生灵，是主人公在危难之时可以借助的种种力量，也是民间故事中司空见惯的人物，体现了罗曼司所常见的中心人物与自然界之间神秘的密切关系（弗莱 270）。虽然《证言》中精灵形象仅存在于画框之中，并未以生灵的形象辅助主人公的追寻，但其依然与府邸共同营造了传奇的氛围。

结语

《证言》的多个方面具有罗曼司的因素。就情节而言，杰德将艾格尼斯从基列国中拯救出来这一过程呈现出罗曼司追寻模式的特征。就人物而言，杰德与艾格尼斯·耶米玛是对罗曼司的王子--公主人物模式的变形。如果说《使女的故事》显露出罗曼司传统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变式，那么《证言》便是罗曼司追寻情节和王子—公主人物原型的嬗变，使得小说本身既呼应着罗曼司这一典型的文学形式，又在罗曼司传统的基础上焕发出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Dam， Daný， and Sara Polak. “Owning Gilead： franchising feminism through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and The Testa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5.2（2021）： 172-89.

[2]Weiss， Jordyn. “The Gender Performances of Margaret Atwood’s Aunt Lydia in The Testaments.”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39.1（2023）： 1-14.

[3]董雯婷：《论〈使女的故事〉中的罗曼司传统与原型》，载《国外文学》2018年第4期，第143-52，157页。

[4]董雯婷：《西方文论关键词：罗曼司》，载《外国文学》2017年第5期，第109-19页。

[5]刘晓静：《重塑女神——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中的神话解析》，载《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第126-32页。

[6]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证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7]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