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价值观对早期新式知识分子职业的影响

早期新式知识分子是在传统社会的构架内，在科举制度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事物。早期新式知识分子是一批最早接触新学，拥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在社会上立足的基础是他们所学的技术以及应用技术所获得的职业。但在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传统社会里，在整个社会都轻视技艺的环境中，这些新生的知识分子必然要受到主流文化的轻视和排斥，他们是时代的“早产儿”。在被社会普遍接受并认可的过程中，他们的感受是满心的无奈、尴尬和委屈。

由于有科举制度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选官制度做保证，传统士人仍然居于社会的正统主导地位。在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价值观念的指导下，新式知识分子和旧式士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传统士人出于维护自身特权利益的本能，出于保守、落后的封建传统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偏见和盲目排外心里”，对早期新式知识分子极力贬低，把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称为“奇技淫巧”，“雕虫小计”，把他们说为“杂品、末流”，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尤为士人所不齿。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早期洋务事业举步维艰。1867年当奕奏请京师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计划“专取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并前项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试录取”，后又进一步将招生范围扩展至“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并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此举立即引来了保守士人的强烈反对，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官僚群起攻之，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4 当时社会舆论对此事也是一片反对之声。最后虽然以奕訢的胜利而结束了这场争论，但由于舆论的负面影响，在招考时，报名的人数极少，无奈之下，只能将正途和杂项人员一并收入。最后在实到的72 人中，选取30 名。但由于正途人员拒绝投考，导致招收的学生质量低劣，“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

早期留美幼童归国时的境遇，也颇能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新式知识分子的态度。当留学生满怀激动，希望用所学到的知识报效国家时，社会的冷遇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象中的欢迎，使我们愈发激动，可是天呀，全成泡影。……当靠码头时，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欢迎的微笑来招待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到中国海关道台办公处，却雇佣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动颇迟缓。我们还被暴露在惊奇、嘲笑地人群中，令人难堪”。[]幼童归国时在码头上的经历，已经明白地说明国人对他们的排斥。在后来的工作中，幼童遭受的待遇低下，所用非所学，正统士人的歧视等等，让他们充分领略到了一个“边缘人”的尴尬。这些幼童有的被“分拔天津水师、机械、鱼雷、电报、医馆等处当差。”[]167 虽然他们大都服从政府的分配，到岗就职，但对政府这种不顾学生专业，完全由官员的主观臆断来确定职业的做法，表示了相当的不满。留美幼童归国后所享受的待遇也是相当低下的，月薪四两银子，“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至于我们家人冻饿与否，政府更不予理会了，苛刻的待遇使我们难以形容。”留欧学生的派遣虽然目标比较明确、具体，而且他们归国后大部分被分派到海军部门任职，但是失才现象却相当严重，尤其是第四届留欧学生的状况更是如此。由于船政局经费困难，将第四批留欧学生中途撤回，政府将这批技术人员或是“散诸四方，就食它省”，或是“留厂效用，亦以工程作辍之故，莫罄所长”。一方面举国上下都在感叹人才难觅，另一方面却是人才资源的大量浪费。这种现象充分暴露出，清朝腐朽制度与现代社会不相融合的方面。迫于社会的压力和感于个人际遇，这些掌握西学知识又从事新型职业的早期知识分子们，因为没有熟读经书，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走传统的士进道路不被主流社会接纳，而觉得低人一等，对没有参加科考耿耿于怀充满悔意。严复为了向主流社会靠拢，先是向朝廷捐了一个监生，后又“制科举之业，冀以科第显”，经过几次乡试终以失败结束。直到宣统元年，“由于获得了朝廷一个钦赐文科进士出身的头衔，才算是勉遂了这一第的心愿。”[]9 而这时严复已经五十七岁了，科举制度早已废除。这件事让他哭笑不得。

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士与仕浑然一体，在政治与学术紧密结合的传统氛围中，“知识技能、社会特质和文化特质等都在传统模式的阈限内经历着一种精致化的成长过程”，因此早期新式知识分子的遭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开始，早期新式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尽管不为社会所重视，但是却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符合社会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