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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之路

作者

郭萧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摘要:1984年,《棋王》与《北方的河》问世,同为寻根文学,《棋王》向内探求着人的精神与文化中国的联系,而《北方的河》将个人融入民族,将文化中国隐入山川河流,并以现代人文地理作为线索按图索骥。缺失父亲般庇护的动荡社会中,知青经验的寻根展现知青一代所经历过的迷惘与探索道路。试将两者的不同寻根道路进行比较,得出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

关键词:《棋王》;《北方的河》;寻根文学

同为寻根文学,阿城与张承志在构建对于知青一代与“文化中国”之间的联系面向着不同的精神向度,《棋王》向内探求着人的精神层面与物质生存基础之间支撑与被支撑、相互统一的关系;《北方的河》则在个人面对时代精神创痛时选择将个体融入山川体认中寻求民族身份认同。不同的寻根面向,内里是一致的对于时代与身份定位的探寻。

一、向内与向外的勾连——《棋王》的“吃”与“棋”及《北方的河》中的地理河流

(一)棋王的“吃”与“棋”

在《棋王》中,“吃“与”棋“[1]成为知识青年个体向内发掘自我生命以及进行文化寻根的触手。开篇火车送行,”我“便与棋呆子王一生结缘,一边是王一生看中”我“捏棋子儿的手指,与”我“挤挤挨挨地在火车小桌上下棋,一边是王一生仔仔细细地搜刮尽一粒粒餐饭和半星油水。捡烂纸的神秘老头向王一生传授象棋秘笈,他提到的“生道”与“棋道”与“吃”和“棋”两方面对应,而再扩大一些,阿城直指人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层面。“棋”所代表的是文化中国、道家精神等上层建筑。正如捡烂纸的老头所说,“为棋不为生”[2],作为以“棋”为代表的精神层面和以饥欲为代表的物质生活无法混为一谈抑或相互替代,王一生认为下棋和饮食都是人生存的基本需要,“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而小说中的“我”却认为下棋是为精神的调剂,除去最基本的温饱外,人还渴求着美好食物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可以说,《棋王》将精神文化等因素支配到生存层面中去,同时也在庸俗生活中体悟人生的文化内核,王一生与“我”从开始的各执一词到最后的认同对方,生道与棋道,物质基础与精神上层最终成为文化中国中的浑然统一。

(二)《北方的河》中的现代人文地理河流

在《北方的河》中,知青则向外寻求着以河流为表征和中介过渡到地理中国,进而引申到的文化中国。男主人公为了写出好的地理论文,获得未来导师的青睐而选择重游知青时期便走过的河流地理,在这之中,现代的地理学知识成为关键的媒介,联系起迷惘的知识青年与精神思想中宏大的文化中国及文化精神脉络。主人公作为知识青年与人文地理研究生[3]的双重身份使得知青个体生命经验与文化中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成为可能。“这个记忆他珍存了十几年。他一直牢牢记着,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地站在山顶,面对着那伟大的、劈开了大陆、分开了黄土世界和岩石世界的浩莽大河的时刻。他现在明白了:就是这个记忆鬼使神差地使他又来到这里,使他一步步走向地理学的王国。”主人公又一次来到汹涌奔腾的黄河岸边时,知青岁月的记忆攀上他的肩膀。正是当年他作为知青所经历的关于北方河流的一切,塑造了他往后人生的主调,使得他时时受到人文地理的影响,使得人文地理这一学科成为连结起知青一代与文化中国的媒介与桥梁。

二、寻根的不同面向:现代的人与底层劳动人民

(一)《棋王》中现代的人

《棋王》中所追寻的文化中国的主体是现代化的个人,文中有以“我”、王一生、倪斌为代表的不同的知青个体塑造,也有知青群像,大家一起等待锅中的两条蛇肉,一起在晚上议论纷纷,一起前拥后簇地送王一生去和象棋胜者下盲棋等等。《棋王》在人伦日常中发掘属于中国的文化精神价值[4],在叙述者将知青的苦难与伤痛进行相对隔绝的处理之后,人物的向内发掘这一精神体验便显露出来。不论是“我”与王一生贯穿始终的对于“吃”与“棋”的讨论与辨析,还是倪斌为了知青朋友们所作出的努力,围绕的始终是现代化的人道主义,在思考和贯彻对于自己的体察的过程中,独特的文化中国得以被找寻到。

(二)《北方的河》中的底层劳动人民

《北方的河》中,张承志向外赋形,追寻文化中国的脉络,而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主体与形式便是富有政治形态意味的底层劳动人民。 “路边的⽥⾥⻓着碧绿的⻘⻨⼦,整⻬地随⻛摇曳。他们登上⼀段坡道,渐渐地看⻅了⻩⼟台地和浅⼭夹着的湟⽔河滩。铁灰⾊的河滩上也有些棋盘般⽅正的绿⻨地,⼀溜蹲成并排的⼀串花头⼱在⻨浪上蠕动。那是⻘海妇⼥在拔草呢,他给她讲解说,这个地⽅男⼈不会拔草。妇⼥们拔了草,⽤篮筐⼦挎回家去喂⽺。⽺多草缺,所以⻨地⾥没有杂草。他们停了下来,望着湟⽔下游的弯曲⻓滩,⼏道⻩⼟浅⼭的背后,云雾隐隐罩着⼀线银霞般的雪⼭。那边过去就是⻄藏,他继续为她指点着,咱们现在正站在⻘藏⾼原的边缘。”[5]这些穿插在沿河而行的旅途之中的不同形态的底层劳动人民作为象征文化中国的山川河流整体的一个重要部分出现,动态地展现着文明具有的生命活力。

对于知青一代来说,观念里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政权认同遭到破坏和质疑,政治认同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瓦解[6],民族认同的消解和重建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张承志选择将认同感融入山川之中进行重塑,借河流作为血缘及民族历史脉络等意象来绘制诗意的山川地图,以强烈的山川情结作为骨架生长出新的历史血肉。主人公表现出强烈的对于河流与山川的渴望,他再次见到湍急的黄河,便像从前那样试着横渡其间,暗含着以微渺的时代个体融入河水做的民族的筋络血脉里的渴求。而生活在河边的人们是质朴的、民族的、封闭的、古老的,传承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生命履历,生活在润泽而坚实的土地上的人们具有同样坚实的品质,这使得这一族群能够成为民族血脉、文化中国的外向主体,主人公探访从前生活在黄河边上的陕北老汉和他的孙女,也望向湟水河滩放羊的妇女,还见证过哈萨克家族马队的迁移生活。河流如同动脉,连接起华夏土地上的底层人民,也就是民族国家的主体。主人公的游历使得他得以近距离接触到他们并与他们建立真挚而热切的精神关系,在这种精神共鸣之中,主人公成为这个族群被接纳的一部分,“他”对他们的迷恋正是对于山川脉络的迷恋,也就是对于民族及民族文化的渴求。

三、总结

当文化与历史的河流流过处于虚无与求索的知青一代时,他们以苦难与创痛磨砺过的精神进行身份重建的宏大工程,向内向外求索着历史的认同与精神文化的锚点,在历史的车辙中刻下属于自己时代的声音。

参考文献:

[1]张凡姗.认同重建于“山川”中——试析张承志《北方的河》[J].当代作家评论,2007,(04):123-130.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07.04.019.

[2]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J].南方文坛,2010,(06):40-49.DOI:10.14065/j.cnki.nfwt.2010.06.012.

[3]杨宸.“寻根”的“歧路”:论寻根文学对知青经验的转化——以《棋王》和《北方的河》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1):96-112.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9.11.008.

[4]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J].文艺争鸣,1994,(01):53-61.

[5]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读张承志《北方的河》[J].读书,1984,(09):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