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病虫害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和措施分析

自 20 世纪末以来大规模人工纯林建设引发的生态系统简化问题已逐渐显现其负面效应，外来有害生物随国际贸易货物流通产生的入侵频率较20 世纪 80 年代增长三倍有余，2020 年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较本世纪初扩张近两倍，年度直接经济损失超过百亿元。传统依赖化学农药的应对方式因导致抗药性加剧及非靶标生物误伤等问题受到学界广泛质疑，而无人机遥感、分子快速检测等新型技术因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尚未在基层形成全覆盖应用能力。这种技术断层与生态系统复杂性叠加的背景下，如何协调短期控制需求与长期生态安全目标成为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

一、林业病虫害防控中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监测预警能力薄弱

当前林业病虫害监测体系在基层实践层面存在明显短板，多数县级以下监测站点仍依赖人工巡查结合简易诱捕器的传统方式，对松材线虫等具有隐蔽传播特性的病虫害识别普遍存在三至四周的滞后期，部分偏远林区因交通条件限制甚至形成监测盲区，而卫星遥感与物联网虫情测报灯等智能设备由于经费限制和维护技术门槛，实际覆盖率不足重点林区的百分之四十，导致早期虫口密度激增或病害扩散趋势难以及时捕捉，这种预警时效性的缺失往往使得防控窗口期被严重压缩，错过最佳防治时机的情况在基层单位年度工作报告中频繁出现[1]。

（二）检疫技术手段更新滞后

林业植物检疫作为阻断病虫害传播的关键环节，其技术标准与应用设备呈现明显代际落差，多数边境口岸与苗木集散地仍以目视检查结合显微镜抽检为主要检疫手段，对钻蛀性害虫幼虫及病毒潜伏期的检出率长期低于国际标准百分之十五以上，分子快速检测技术因设备成本高昂和专业操作人员匮乏，仅在省级检疫机构实现有限应用，地市级以下单位普遍缺乏高通量检测能力，这种技术断层导致美国白蛾等外来入侵物种在运输环节的漏检率持续居高不下，成为区域性疫情反复暴发的潜在隐患。

（三）生态调控措施应用不足

尽管生物防治与生态调控在学术研究领域已形成成熟理论体系，但基层防治实践中过度依赖化学农药的路径依赖尚未根本扭转，人工释放肿腿蜂等天敌昆虫的案例仅占年度防治总量的百分之十二，林分改造与混交林营造等长效生态干预措施因周期长见效慢，在林业管理考核指标中难以体现即时成效，导致营林部门更倾向选择见效快的化学喷雾作业，这种短视行为不仅加剧了天敌昆虫与鸟类种群密度下降，更诱发小蠹虫等次期性害虫产生多重抗药性，形成化学防治强度与病虫害抗性同步升级的恶性循环。

（四）区域协同机制尚未贯通

病虫害跨区域传播特性与现行行政区划管理之间存在突出矛盾，相邻林区在疫情信息通报与联合防治行动中普遍存在责任主体模糊与资源调配割裂问题，例如松材线虫病媒介昆虫的迁飞范围常覆盖三至五个县级辖区，但各行政单位采用的防治药剂配比与作业时间缺乏统一技术规范，甚至出现防治周期重叠导致药物浓度超标或防治空档期延长等协调失效现象，省级层面虽已建立应急指挥系统，但常态化跨区域物资调度与技术支援机制仍未覆盖百分之七十的重点联防区域，这种碎片化管理模式严重削弱整体防控效能。

二、林业病虫害防控的优化策略

（一）构建智能监测预警网络

推进基层监测站点设备智能化升级进程，重点配备具备自动识别功能的物联网虫情测报装置与便携式林间病害检测仪，依托省级林业数据平台构建覆盖县级行政单元的实时监测网络，通过移动端巡查系统实现护林员日常观测数据的即时回传与分析，同步建立病虫害发生阈值与气象因子关联模型，当特定区域虫口密度超过警戒标准或温湿度达到病害暴发临界点时，系统自动触发多层级预警信息推送，确保乡镇林业站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启动应急响应预案，该模式已在浙江松材线虫病防控试点中验证其时效性优势。

（二）强化检疫技术支撑体系

针对苗木调运与木材流通环节建立全过程追溯机制，在地市级检疫实验室普及分子快速检测设备与远程诊断平台，开发适用于基层操作人员的简易化检测试剂盒，降低高通量检疫技术应用门槛，定期组织口岸检疫人员参与国际最新检疫标准培训，重点提升对钻蛀性害虫隐蔽期与病毒潜伏阶段的识别能力，同时修订省际间苗木调运检疫互认制度，要求跨省运输的林木产品必须附带电子检疫证书与定位追踪芯片，从源头阻断美国白蛾等入侵物种的传播链条。

（三）推广生态调控主导模式

将天敌昆虫繁育中心建设纳入省级林业重点工程规划，优先在松毛虫高发区建立赤眼蜂与肿腿蜂规模化生产基地，通过财政补贴引导林场采用生物防治替代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化学农药喷洒作业，配套实施混交林改造计划，在纯林区域补植抗病虫乡土树种形成生态隔离带，同步建立林分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将天敌种群恢复率与生物多样性指数纳入林业管理考核范畴，推动营林部门从短期化学防控向长期生态调控转型，该策略在福建武夷山生物防治示范区已取得显著进展。

（四）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为主导建立跨行政区协调办公室，统一制定松材线虫病等重大病虫害的联合防治技术规程，强制要求相邻县级辖区执行同步防治时间表与统一药剂配比标准，开发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物资调度信息平台，实现防治器械与生物制剂在联防区域的动态调配，设立区域性应急储备库确保突发疫情时二十四小时内完成物资投送，同时建立省际边界林区联合巡查制度，每季度组织跨辖区专业队伍开展病虫害协同普查，彻底消除防治盲区与责任真空地带[2]。

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林业病虫害防控体系仍处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化综合治理转型的关键阶段，监测预警的时空盲区、检疫技术的代际鸿沟、生态调控的实践断层以及区域协同的机制壁垒构成制约防控效能的深层矛盾，而基层落实环节的资源错配与技术失能进一步加剧防治困境。通过构建智能监测预警网络填补早期识别短板，强化检疫技术支撑阻断跨域传播链条，推广生态调控模式重建森林自控能力，完善联防联控机制破解行政分割困局，可形成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联动的综合治理架构。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病虫害智能监测设备在复杂地形中的普适性改造，促进分子快检技术向县级检疫站点下沉的路径优化，探索基于区块链的林木产品跨境流通追溯体系构建，同时深化天敌昆虫规模化繁育与释放精准度的技术攻关，在松材线虫病等重大疫情跨区域联防中建立权责对等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防控模式从被动应急向主动防御转变，最终构建兼具生态弹性与经济可持续的智慧森防体系。

参考文献

[1]李燕. 林业病虫害防控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J]. 现代农村科技,2022, (12): 26-27.

[2]王建国,孟玲. 林业病虫害防治问题及防控对策 [J]. 农业与技术,2016, 36 (14): 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