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晚唐诗学观探析

摘要：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诗论家，他关于诗歌的论述主要存于其著作《瓯北诗话》以及《陔余丛考》中。本文从赵翼对于几位晚唐诗人的评价展开，从诗与史、诗歌用意与新变、诗歌典故运用以及赵翼的诗人批评等方面详细论述，深入了解其诗论中对于晚唐诗人某些侧面的关注反映出的诗学观念。

关键词：赵翼；晚唐；诗学观；瓯北诗话

引言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晚号三半老人，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诗人和诗论家。他的《瓯北集》存诗近五千首，以五言古诗著称。赵翼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为“乾隆三大家”。他论诗注重“性灵”，与袁枚观念相近，被称为“性灵派”的副将。后世对赵翼诗学观的研究，柳方委的《论赵翼的宋诗观》从赵翼宋诗观的革新、风格等方面展开论述，并比较了他唐宋诗学观的差别，最后总结了赵翼宋诗观的影响与历史地位。张境悦的《刘克庄赵翼唐宋诗学观异同研究》从二人诗学观形成的背景论起，比较二人诗学观的相同之处与差异，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二人诗学理念不同的原因。这两篇硕士论文全面地探究了赵翼的唐宋诗学观，不过还未有人对晚唐诗人进行总括并加以研究，因此在前人优异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以《瓯北诗话》和《陔余丛考》为主，对其中提到的晚唐时期几位诗人，根据赵翼的评价进行分析研究。力图更加清晰得了解各位诗人的诗歌风格与优劣，并在此之中一窥赵翼诗论的精神特点与其诗史价值。

一、论晚唐诗之诗史价值

赵翼兼有史学家与文学家两重身份，他的史学思想对诗学理念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其“诗史”观念上，其诗史观又可以细化成“文学史”观与“诗史互证”两个部分。赵翼的诗论著作《瓯北诗话》以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十位诗人分卷，后两卷散论了韦应物、杜牧、皮日休、梅尧臣、苏舜钦等诗人以及一些诗歌创体、佳句摘抄。这种体例为历代诗话所少有，朱东润先生评价为“诗话中的创格”。

（一）“文学史”观：对诗歌史的纵向观照

赵翼从唐代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李白和杜甫讲起，紧接着择选了中唐时期的两位不同风格与诗派的典型诗人——韩愈与白居易，再论及晚唐诗歌成就较高的李商隐、杜牧、皮日休等人。纵观其论述，可以窥见唐代诗歌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高峰再转型继而影响宋代诗歌的发展，还可以从中感受到唐代不同时期诗歌气象、风格的差异，以及诗人创作理念与关注点的变化。以律诗为例，赵翼称：“今平心阅之：五古、五律，则脱胎于汉、魏、六朝及初、盛唐；七古、七律，则参以中唐；七绝并及晚唐”。《瓯北诗话》卷十二更是单独拎出七言律诗一种追根溯源，细数其发展与转变：

自谢灵运辈始以对属为工，已为律诗开端；沈约辈又分别四声，创为蜂腰、鹤膝诸说，而律体始备。至唐初沈、宋诸人，益讲求声病，於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如圆之有规，方之有矩，虽圣贤复起，不能改易矣……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於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对属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於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於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後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於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西昆体行，益务数典，然未免伤於僻涩。东坡出，又参以议论，纵横变化，不可捉摸，此又开南宋人法门，然声调风格，则去唐日远也。

李白古诗多律诗少，自是胸中有才气因此不屑于被格律对偶等形式所束缚，其诗歌不做过多地镂刻。但绣口一出，诗句于“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杜甫大量写作律诗，扩展了律诗的内容范围，将律诗与社会现实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使之承载的思想更加深刻，意味也愈隽永，同时还在律诗中加入创体，全然扫除了齐梁的宫掖之风。之后中唐的韩孟、元白两诗派从不同角度对于律诗进行改造，及至晚唐，律诗愈写愈工，“日趋於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成为了诗人逞才显能的工具。晚唐的李商隐作诗重技巧与工丽，其律诗因修饰过度、典故堆砌以致诗歌晦涩、臃滞，为赵翼所不喜。为此宋初诗坛受李商隐、温庭筠所影响的杨亿、刘筠等人的“西昆体”也一同被赵翼所批判。赵翼论诗不仅注重诗人诗作的创新，还探究他们之间的承继与因袭关系，同时还注意到诗歌的发展不止在于诗人自觉地改造，还有时代变化的因素。这种文学史眼光，在当时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二）偏好“诗史互证”角度辨析晚唐诗之优劣。

赵翼论诗还将史与诗结合，诗史互证，借助诗人的作品来考证历史，或根据历史事实来鉴别伪作。如白居易常将奉禄、品服、饮食等编入诗歌中，赵翼十分赞同这种做法，“香山诗不惟记俸，兼记品服……此又可抵《舆服志》也”。杜甫将唐朝盛世崩塌的惊人史实一一写入诗中，其诗歌素有“诗史”之称。赵翼谈及《八哀诗》中的《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一诗中没有提到张九龄论安禄山有反相，请唐明皇杀之一事，且新、旧《唐书》中都没有论及此事，只有张鸯的《朝野佥载》中有提到。“是曲江生平，此一事最关国事之大。乃杜诗中绝无一字及之。即新、旧《唐书》曲江本传及安禄山传亦不载。岂出於传闻而非实事耶。”此事是否为作者杜撰赵翼并未考证，不过我们依旧可以从这段论述中看出赵翼将诗歌、野史与正史相互佐证、补充的理念。翻阅《全唐诗》卷五百之后的诗篇，可以窥见唐代末期黑暗、腐朽、凋敝的惊人史实。聂夷中的《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看似只是简单的农家生活描写，实则蕴涵了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沈德潜谓此诗：“唐时尚有采诗之役，故诗家每陈下民苦情，如柳州捕蛇者说，亦其一也。此诗言简意足，可匹柳文。”《学齐占毕》中注：“二月安得有丝，当是传写之误耳。”赵翼则认为如此描写，才能更加艺术化地再现出当时那一段医疮剜肉般的历史。聂夷中的另一首诗歌《田家》“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亦有如此效果。当然这种艺术效果也并非聂夷中独创，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通过巨大的反差描写使诗歌意味更绵长，水平高聂诗一成。因此可以见得，诗人们在历史的真实的基础之上再运用艺术化的手段，使诗句更加惊心动魄，有振聋发聩之感。赵翼在末尾评价：“今里俗亦有如此者”，可见他在读诗时不仅将诗歌与当时历史相联系，窥见诗人所处时期的社会政治、风俗文化，还会观照自己所处的时代，以诗歌来“明乎得失之迹”。

赵翼站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来评价诗人的作品，他的史学思维常常盖过、甚至影响到他的文学判断。当他看到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便毫不留情地批评到：“此皆不度时势，徒作异论，以炫人耳”。杜牧这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却被赵翼嗤之为“异论”，可见其对于艺术加工的理解被限定在了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这对于一位文学家来说何曾不是一种遗憾。

二、赞赏晚唐诗作之用意与创新性

古来作诗者皆重视“用意”，“意”乃诗歌之旨，起统领全篇的作用。范仲淹指出：“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严羽：“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赵翼：“有意处则情文兼至，姿态横生；无意处虽镂金错采，终觉腻滞可厌”。观《瓯北诗话》卷四：

中唐以后，诗人皆求工于七律，而古体不甚精诣，故阅者多喜律体，不喜古体。惟香山诗，则七律不甚动人，古体则令人心赏意惬，得一篇辄爱一篇，几于不忍释手。盖香山主于用意，用意则属对排偶，转不能纵横如意；而出之以古诗，则惟意所之，辨才无碍。

可见当诗歌的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不可兼得时，作者应当以内容为主，即“作诗先有意后有词”、“意在笔先”。 书中引欧阳修《六一诗话》称周朴诗句“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为最佳。而赵翼则认为不如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不着一虚字，不做无意义得议论，用六个意象排列组合成一句诗，且无一“愁”字，而诗人的羁旅愁思就已经跃然纸上。这样一来，再看周朴的诗句便觉逊色不少。晚唐诗人延续贾岛，孟郊等人的“苦吟”作风，极尽雕琢之能事。如温庭筠这般清新、意味深长的诗句不多，大部分诗人经过艰难构思，诘曲其词做出的诗，也只是炫人耳目罢了。正如赵翼评价李贺：“李长吉‘石破天惊逗秋雨’，虽险而无意义，只觉无理取闹。”

唐代末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腐朽，文人们如浮萍一般无处安身。外部的社会国家问题无从解决，他们只能转向观照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这样一来，诗歌中的境界就变得狭小起来，只得在技巧与工丽上下功夫。即使这样，赵翼还是别具慧眼地择选出聂夷中、李商隐、杜牧的现实主义诗歌并加以评价，使后世读者不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能更加全面地了解晚唐时期的诗歌面貌。

赵翼认为诗写性情，诗人将自己独特的内心体悟、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就算是一种创新。随着文学逐渐发展，各种题材内容都被诗人拈入诗中，早已“古疏后渐密”。后来的文人不想拾人牙慧，就唯有不停得出新意、做翻案语，即所谓“意未经人说过则新”。

观杜牧与皮日休的咏史诗，都是作翻案之语。赵翼赞杜牧《题桃花夫人庙》：“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描写息夫人忍辱负重，绿珠慷慨赴死，并无任何直指，而对于她们的不同态度已经从“可怜”二字中流露出来。皮日休的《馆娃宫怀古》与此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表面上诗人是在批判越王“堪羞”，实际上是在指责吴王荒淫误国。两位诗人都通过做反语来出新意，使诗歌意新语工，且含蓄隽永、清音有余。赵翼亦大呼：“吾试为转语，案翻老斲轮”，可见处于“古疏渐密”的清代时期，作“转语”、“翻案语”不失为一种出新意的方法，否则就只有走上因袭模仿的道路。

三、重诗人人品而不因人废诗。

赵翼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论诗讲究诗歌的“用意”即诗的教化功能，同时看中诗人的性情与品质。关于诗人品质问题的讨论自古就有，《礼记·乐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韩愈：“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韩愈如此之语，他也是这样做的。柳宗元与韩愈相交，但二人分歧颇多，但君子不因“不同”而“失和”。柳宗元去世后，韩愈以沉痛心情写下的《柳子厚墓志铭》感情真挚，催人泪下。赵翼因此对韩愈评价颇高，“可见其笃於故旧矣”。对皮日休的评价则全然从个人品质方面展开，没有过多论及诗歌。皮日休深谙于儒家学说，推崇孟子与韩愈，还曾请《孟子》为科举考试科目，为韩愈配请太庙。赵翼赞其《鹿门隐书》论道极有见解。而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如此失节之举，站在所见之道的对立面。赵翼感叹：“是日休学受巢伪官，何其失节若此！岂文人之心，能见道而不能守，固如是耶。”由此看来，赵翼将诗人品德置于诗品之上。“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品德修养高的诗人写出的作品才能情感充沛，风格多样。不过赵翼并没有因诗人品质非上乘而否定他的全部诗歌，就算白居易这样的大家也曾有“贫儒骤富……沾沾自喜，鸣其得意”的时候。赵翼重人品而不因人废诗的态度使诗话显得更加客观公允，评价更中肯，令人信服。

结语

赵翼在对于晚唐诗人的评价中，结合大量史实，围绕其性灵的思想展开。主要从诗人的风格，内容，体例和考据等方面作出评价。每位诗人所占分量不多，但重点突出，因此更容易把握赵翼的诗学观念，论证详实客观，考证充分。为后世研究这几位诗人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赵翼著；李学颖，曹光甫校点.瓯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6.

[2] 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02.

[3] 中华书局.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10.

[4] 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 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 霍松林著.霍松林历代好诗诠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01.

[7] 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上[M].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10.

[8] 羊列荣，刘明今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宋金元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09.

[9] 严羽著；郭少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08.

[10]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 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国学典藏古文辞类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06.

作者简介：万方（1996.10-）；女；重庆三峡学院；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