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策略研究

自国家层面大力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颁布实施，为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与政策指引，推动其重心持续下移、资源不断下沉，基础设施网络覆盖范围显著扩大，服务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化浪潮虽为文化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在基层实践中仍普遍存在应用层次较浅、技术赋能程度不高、线上线下未能有机融合等问题，未能充分释放新兴技术在提升服务可达性、互动性与体验感方面的潜能。有关创新发展的学理探讨尚需进一步深入拓展其在基层治理情境中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转化能力。基于此，探求切合新时代特点、回应基层实情的文化建设创新发展路径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一、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资源供给持续性与均衡性不足的挑战

当前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普遍存在资源保障力度偏弱且分布不均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由于财政支持有限及资金长效投入机制尚未健全，使得大量村镇、社区的固定文化场所面临设施老旧、器材匮乏、场地维护困难的窘境，尤其偏远地区甚至难以保障基本开放时长，另一方面专业文化人才队伍严重短缺，基层文化站普遍面临专职人员编制不足、业务素养参差不齐、年龄结构老化及晋升渠道狭窄等问题，导致常态化文化活动的策划组织与专业指导能力薄弱，加之社会力量引入机制不够畅通，多重因素交织导致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受到制约并在区域间形成显著落差[1]。

（二）文化产品与群众需求适配度较低的矛盾

基层文化服务内容供给长期以来呈现标准化、统一化倾向，忽视了对居民多样化、个性化文化需求的精准响应，文化菜单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统一设定，未能充分考虑不同社区的人口结构特点、职业构成差异及地域文化传统，导致活动形式单一重复，例如戏曲表演多集中于老年群体却缺乏青年社群关注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传统展览讲座比重过高而技能培训、亲子互动类内容稀缺，加之需求反馈渠道建设滞后，民意采集机制形式化运行，未能建立科学的动态需求评估模型来及时调整服务内容，使得文化供给与真实诉求之间形成明显错位，资源投入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文化获得感。

（三）行政主导模式下的社会参与激励缺失

现行基层文化建设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推进模式，在组织动员层面过度强调行政指令而忽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价值整合。时政策层面未能构建起完善的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民间团体扶持孵化、企业赞助税收优惠等激励体系，致使社会资源难以有效导入基层文化生态，此外自上而下的考核机制侧重量化指标完成度却忽略对公众满意度的系统评估，进一步弱化了工作导向中对参与式文化建设的关注。

（四）数字化建设与基层场景融合度不足的局限

虽然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加速渗透，但在基层落地环节仍存在显著脱节现象，硬件投入多集中于搭建远程教育平台、数字阅览室等基础工程，却忽视了对设备适用性的技术适配及后续运维保障，造成大量数字终端闲置或利用率低下，软件层面则体现为平台功能设计高度趋同，交互模式繁琐复杂，未能根据老龄群体、低学历人群的操作能力进行界面简化和语音辅助优化，且本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深度不足，线上内容多为传统文化资源平移而缺乏基于社区故事的原创短视频、直播活动等轻量化产品。

二、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策略与方法

（一）构建多元协同的资源供给长效机制

针对资源保障不可持续与分布失衡问题，亟需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市场资源与民间资本有效补充的复合型供给模式，优化公共财政在基层文化建设领域的预算结构设置，确保常规性经费支出纳入年度预算管理并建立专项应急资金池应对突发性维护需求，同步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的文化捐赠税收减免政策及社会资本对接平台建设，降低企业、基金会参与基层文化服务的制度壁垒；在人力资源层面需重塑基层文化队伍结构，既要通过定向招聘、待遇倾斜、职级晋升通道扩展等措施稳定专职人员队伍。

（二）深化需求响应的精准化服务改革

为破解文化供给与居民需求错位矛盾，应当重构文化服务需求采集机制与供给决策流程，建立融合社区网格化数据、线上投票系统及文化消费行为分析的多维动态评估模型，定期生成覆盖不同人群年龄层、职业属性与兴趣标签的分众需求热力图；重点推进服务菜单定制化改革，将标准化基础服务包与自选拓展模块相结合，允许社区根据本地民俗传统申报特色项目资金，例如在传统戏曲强区保留经典剧目展演的同时设立青年文化创作工坊，针对双职工家庭集聚社区增设夜间亲子手作课堂；配套开发文化服务满意度实时反馈平台，将群众评价权重纳入服务机构的绩效考核指标驱动供给内容迭代。

（三）激发社会文化参与的治理机制创新

打破行政主导的单一治理格局需要系统性设计社会动员机制，核心在于培育居民从文化接受者向参与者、创造者的身份转变路径，具体策略包括开放公共文化空间运营权限，委托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图书室、文化活动中心等设施并支持其开展特色经营；建立文化活动创意招标平台面向民间团体或个人征集实施方案，对优秀提案给予资金支持与专业指导；建构多维度激励体系，如将志愿服务时长折算为社区教育学分、设立文化贡献积分兑换公共停车服务等在地资源，同时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向小微文化组织倾斜政策，对活跃度高、运营规范的自组织提供小额运营补贴[2]。

（四）推动数字技术与基层场景的深度融合

为解决数字化应用与基层现实的脱节问题，必须从硬件适配性升级、软件场景化改造及数字素养普及三维度同步推进，硬件配置需考虑城乡地域差异，在偏远地区推广太阳能数字文化驿站等低功耗设备，城市社区则侧重 VR 体验舱、全息投影设备的嵌入式布局；软件平台应放弃通用化产品思维，针对老年群体开发语音交互简化版文化APP 并配备远程协助功能，对青少年群体采用元宇宙社区、数字文创等互动形态；强化在地资源特色转化，建立本地文化数据库并开发方言故事播客、非遗传承人直播等轻量化产品。

总结

综上所述，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是对传统治理逻辑与服务模式的系统性重构，其核心在于通过资源供给机制革新、需求响应模式升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以及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等多维路径，破解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运行机制障碍。这些探索不仅关乎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实质性提升，更是通过文化治理现代化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支点，其经验积累与模式迭代将为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基层实践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1]李英. 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策略分析 [J]. 参花(上), 2023,(09): 131-133.

[2]苏婷. 新时期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发展创新重点探寻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 (12): 256-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