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

第一章 引言

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与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后，党中央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也是文化自信能够扎根的思想前提。[1] 所谓文化自信，不是抽象的自豪感，而是一种稳定、可持续的认同状态。它既体现在国家叙事的宏观层面，也渗透在公众日常的微观选择中；既关乎价值与审美，也关乎制度安排和社会运行。如果缺乏理论的支撑与实践的路径，文化自信就会停留在口号层面，难以落实。“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方法论的抓手，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得到重新阐释，并在现代制度与实践机制中转化为现实力量。[2]

第二章 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强调历史性、人民性与实践性。文化从来不是飘浮的观念，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与生活中创造并积淀下来的精神成果。[3] 它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只有深植于实践，文化才能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在方法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批判中超越。它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也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无论是“民惟邦本”的思想与“人民至上”的理念在价值上的呼应，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与现代治国理政之间的内在契合，都说明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深厚资源库。礼乐文化强调分寸与秩序，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的准则；家国同构使个体情感能够自然过渡到国家认同，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天人合一”则扩展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哲学与美学的支持；“义利观”通过强调以义制利，为市场经济活动校正了价值尺度。可以说，这些思想资源一旦融入当代制度与社会生活也是保持文化定力的重要支撑。

“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理，体现在重释、转译与制度化三个环节。重释意味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筛选与阐释，挖掘其中最符合时代精神的内核；转译则是将这些核心价值通过现代话语体系加以表达，形成教材、影视作品、公共空间设计等可为当下社会接受的形式；而制度化则意味着文化必须进入政策、教育体系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才能真正发挥持久作用。[4] 这一过程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修正。

第三章 实践路径

理论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实践来体现。要让文化自信真正落地，就必须在教育体系、公共文化、国际传播和文化产业等多个维度建立相应的机制。教育是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学校是价值观塑造的重要阵地。在课程设计上，应当在思想政治课和通识课程中更系统地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在经典阅读、研讨中形成思考的习惯。在教育形式上，研学旅行、非遗工坊、节日实践活动等，都能帮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建立情感认同。评价机制也需要改进，不应只关注成绩，还应纳入学生在文化活动中的参与度与传播力，推动“知行合一”的教育效果。[5]

公共文化与国家仪式，是社会情感凝聚的重要场域。传统节日通过当代表达，能够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文化时刻。无论是春节期间的灯会与庙会，还是清明节的祭祀与家族叙事，背后都承载着集体的情感记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纷纷推动线上展示，使传统文化资源突破时空限制，进入公众日常生活。例如“数字敦煌”项目，就让古老的壁画在虚拟空间中重焕生机。[6] 社区文化建设则更贴近日常，人们通过合唱团、书法展演或公共艺术创作，共同营造一种“在场”的文化认同。

在国际传播方面，文化自信不仅需要自我确认，还需要赢得外部的理解与尊重。在“一带一路”的交流实践中，中国通过文化节、艺术展和高校合作等形式，把“和而不同”“义利相权”等价值理念嵌入故事之中，增强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文化产业是文化自信的现实支撑。“国潮”兴起就是鲜活的例证，这是年轻人的文化认同在消费层面的自然流露。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要注重创意设计与产业协同，也要强化版权保护和市场监管，确保优质内容不会被劣质产品挤压。[7] 只有形成健康的产业链条，文化自信才能获得可持续的物质保障。

这些路径并不是孤立运行的。教育传递价值观，公共文化塑造情感共识，媒体传播讲述故事，文化产业提供稳定供给，四者之间本身就是互为支撑的系统。比如，公共文化活动中孕育的仪式感，可以催生新的文化产品；产业的收益与技术，又能反哺教育和社区文化的建设。当这种循环不断强化时，文化自信就不再只是一个理念，而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第四章 结语

综上所述，“第二个结合”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清晰的实践路径。从理论逻辑来看，它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活，既保持了人民立场，也延续了历史价值。从实践路径来看，各文化产业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系统网络。

文化自信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制度保障、社会认同和实践创新的长期过程。归根结底，文化自信不是抽象的姿态，而是一种可感的经验和可持续的制度。当“第二个结合”真正落地，文化自信将不再是一种口号，而会转化为推动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持久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 冯颜利 . 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根基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2021(01):5-11.

[3] 秦宣 .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09):68-86.

[4]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 陈先达 . 信仰与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根本问题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 2019(07):5-12.

[6] 王杰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J]. 理论探讨 , 2022(05):61-66.

[7] 黄宗良 . 中国文化安全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吴宪（2000—），女，汉，籍贯：吉林省通化市,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