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对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继承与突破

摘要：刘咸炘以章学诚弟子自称，其目录学思想多源于章学诚，但并非与章学诚亦步亦趋。本文试简要分析刘咸炘对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继承与突破。

关键字：刘咸炘；章学诚；目录学

一、刘咸炘与章学诚目录学思想

刘咸炘是清光绪年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位知名学者，治学广泛，于校雠、目录、文学、书法等均有所涉猎，著有《续校雠通义》《目录学》《校雠丛录》等目录学著作。蒙文通盛赞其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刘咸炘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却先后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徐有富在《试论刘咸炘的成材之路》中，从家学渊源、私淑章学诚、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勤于写读书笔记等方面论述了刘咸炘的成材之路，其中就提到了章学诚在史学和校勘学上对刘咸炘的影响。[1]刘咸炘也曾在《宥斋自述》中说到“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将自己当作章学诚的学生。可见章学诚对其影响之大。

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校雠通义》中，他提出目录校雠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部次条别从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也是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精华。

而刘咸炘在《目录学》中说到：“所谓目录学者，古称校雠学，以部次书籍为职，而书本真伪及其名目篇卷亦归考定。古之为此者，志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西方所谓批评学相当。中具原理，至于校勘异本，是正文字，虽亦相连，而为末务。”其观点与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一脉相承。虽然刘咸炘的目录学思想是从章学诚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并非与章学亦步亦趋。本人试简要分析刘咸炘在目录学思想上对章学诚的继承与发展。

二、刘咸炘对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继承

1、将目录学作为治学之手段而非目的

章学诚目录学的核心思想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理论突破了传统目录学单纯注重分类编目的局限，将目录学提升至学术史研究的高度。在章氏看来，目录学绝非仅是“部次甲乙”的简单技术性工作，而是关乎学术本体的重要学问。他以“道器论”为哲学基础，认为学问与图书资料的关系恰如“道”与“器”的辩证统一：图书典籍作为具体载体（器），承载着学术思想（道），而目录学的根本任务即是通过整理文献来揭示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认识使得目录学从文献整理技术转变为探究学术源流的系统性学问，其方法论强调贯通古今学术演变，通过考辨文献的流传与分类，最终达到“明学术之旨归”的治学目的，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文献依据。

刘咸炘作为章学诚学术思想的继承者与发展者，明确提出“章实斋先生全部学识从校雠处，吾之学亦从校出”的治学宣言，深刻揭示了目录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他将校雠学（即广义的目录学）定位为“群学门户”，认为唯有通过系统梳理文献的“体”（内容结构）与“器”（物质形态），方能把握学术思想的“旨”（理论精髓）。在其《目录学·弁言》中，刘氏将目录学定义为“明书之体性与其历史”的学问，这一表述既继承了章学诚“辨章学术”的核心要义，又突出了对文献本体特征的历史性考察。这种双重维度——既关注文献的物质形态演变，又注重学术思想的传承流变——构成了刘氏目录学理论的鲜明特色。

二者的目录学思想共同体现出三个重要理论特征：其一，将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有机统一，使目录学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其二，强调通过文献系统的梳理来把握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体现了宏观的历史视野；其三，注重目录学的实践价值，将其作为读书治学的门径与基础。这种理论取向不仅拓展了传统目录学的学科边界，更提升了其在学术体系中的方法论地位，对现代文献学与学术史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以六艺统群书，推崇《七略》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原道第一》中论述了图书目录的发展和起源，他认为战国以前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皆出于一”“私门无著述文字”，《周礼》的三百六十官实际上构成了图书的自然分类表，那么“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章学诚还在他的《文史通义》中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也”，强调“器”和“道”的统一性，也是将六经作为古代典章制度的源流演变来研究。战国以后，官司失守，才有了私人著述。此时目录学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人为的图书分类表，而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部次条例，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王重民先生在《校雠通义通解》（6页）中写到：“就是说《七略》的体系，是结合着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并且溯源于《周官》，以部次当时所有的重要图书资料。”[3]因此，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提出了“宗刘”的主张，极力推崇《七略》。

刘咸炘则继承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同样看重六经与《七略》，并提出了“明统知类”的目录分类方法。刘咸炘认为“诸子统于老孔；校雠论文统于七略；史法统于三体；诗派统于三系。明于老孔而后诸子之变可理；明于七略而后四部可治文体可辨；明于三体而后史成体；明于三系而后诗合教。”其中“统”的含义就包括了以六艺统群书和以七略统义例两层含义。[2]

三、刘咸炘对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资料不断增加，种类越加繁多，原有的七部分类法已经不能适应图书发展的新情况，四部分类法便逐渐兴起。章学诚一开始极力发展《七略》的分类方法，但是在之后又指出“《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在传统看法中一般认为是章学诚早年轻视四部，之后意识到七部分类法的弊端转而肯定四部分类法。但实际上他对四部一直持否定态度，只是碍于文字狱的震慑，未能畅所欲言。[4]章学诚后期虽然尝试在具体分类中将史、集收回到经、子里面去，将史、子遗为集，希望四部分类法能够像《七略》一样，在图书分类中呈现出学术流变的脉络。[5]但实际上却并未真正实现七略分类法与四部分类法的融通，言“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最后只能为“七略肖子”，并没有提出真正行之有效的分类标准。

刘咸炘在目录学理论上既承袭了章学诚“宗刘”的学术立场，又基于文献发展的客观现实，明确提出"四部万不能复为七略"的理性认识。他深刻意识到，随着学术演进和典籍增殖，汉代《七略》的六分体系已难以适应后世文献分类需求。然而，刘氏并未因此简单否定《七略》的学术价值，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以七略法治四部"的折衷方案，通过"尊经"、"广史"、"狭子"、"卑集"的调整策略，在保持四部分类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机融入了《七略》的学术精神。其中，"尊经"延续了《七略》"六艺略"的核心地位，"广史"反映了史学发展的时代特征，"狭子"对子部进行学术纯化，"卑集"则调整了集部的定位。这种分类思想的创新，既尊重了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又体现了学术批判的现代意识，成功实现了古典分类理念与实用分类体系的辩证统一，为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思路。

在他看来，《七略》的分类方法和四部分类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说“经、史者，《七略》之六艺；子者，《七略》之诸子、兵书、术数、方技；集者，《七略》之诗赋。 如此， 则四部犹七略也， 何必如章氏分裂史部诸目， 强编文集， 而后为七略肖子哉？”。刘咸炘“以七略法治四部”的思想虽然和章学诚有相似之处，但他却反对章学诚强行分裂史部而编文集的做法。

同时，刘咸炘有相当明晰的分类标准，这个标准便是“体与义”。“体”是著述的体裁；“义”是学术的系统。章学诚由于过于注重学术系统，在互着别裁上多失本与通之辨。而刘咸炘在对四部分类法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却始终坚持“辨体知类”的思想，贯彻体与义的标准，拯救了当时混乱的分类法，不可不谓之进步。[2]

参考文献

[1]徐有富.试论刘咸炘的成材之路[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

[2]王美玲.刘咸炘目录学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2.

[3]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4]王化平，周燕.浅议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的评论[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

[5]章益国.从“六经皆史”到“四部皆通”——论章学诚的知识分类学[J].学术月刊，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