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治理水平提升的路径研究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基层党建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引擎，其引领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效。本文从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出发，分析基层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关键作用，提出通过组织体系优化、治理机制创新、资源整合赋能等路径，构建“党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与内生动力。

关键词：基层党建；乡村振兴；治理水平；路径优化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战略的提出，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大举措。乡村振兴战略涵盖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个方面的目标，旨在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发展与繁荣。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凸显基层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中央一号文件作为指导“三农”工作的重要政策文件，持续强调基层党建的重要性，表明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引领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直接面对广大农民群众，是党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其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强化，对于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本质是通过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基层党组织作为“神经末梢”，能够实现政策传导、资源整合与社会动员的三重功能。从政策传导角度看，基层党组织能够将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准确、及时地传达给农民群众，并确保政策在农村得到有效落实。例如，在农村土地政策的执行、农业补贴政策的发放等方面，基层党组织发挥着关键的政策宣传和执行监督作用。在资源整合方面，基层党组织可以整合农村内部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同时积极争取外部的政策、项目、资金等支持，将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于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和关键领域。比如，通过党组织的协调，将闲置的农村土地集中流转，引入农业企业发展规模化农业产业。在社会动员方面，基层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建设，激发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例如，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通过党员带头示范，发动群众参与村庄清洁行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党建引领可降低乡村治理中的交易成本，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在乡村治理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利益协调困难等问题，容易出现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导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基层党组织通过建立规范的组织制度和沟通协调机制，能够减少信息传递的层级和失真，降低谈判、监督等交易成本。同时，党组织以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能够协调各方利益，打破集体行动中的“囚徒困境”，促进村民之间的合作。例如，在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中，基层党组织可以组织村民共同出资出力，避免因个体利益博弈而导致项目无法推进。

二、当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基层党建的嵌入性挑战

2.1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2.1.1治理主体碎片化

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与新兴社会组织协同不足，存在“各自为政”现象。村民自治组织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本应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际运行中，部分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弱化，未能充分履行自治职责。一些村委会在决策过程中缺乏民主性，未能充分听取村民意见，导致决策难以得到村民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部分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不明晰，管理不规范，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职责不清，在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方面难以形成合力。新兴社会组织如农村专业合作社、志愿者协会等，虽然在某些领域能够发挥独特作用，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引导和整合，与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缺乏沟通与协作，各自为战，无法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最优配置。

2.1.2资源整合能力弱

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受阻，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化需求。在土地方面，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土地碎片化现象严重，制约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一些地区由于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农民与土地受让方之间容易产生纠纷，影响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资金方面，农村融资渠道狭窄，金融机构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不足，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领域。同时，由于农村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吸引外部资金的能力有限。人才方面，农村地区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外流，导致农村人才匮乏。农村现有的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缺乏专业的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对人才的需求。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侧重于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对市场机制的运用不足，无法有效整合各类资源，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2.1.3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基础设施短板与数字化鸿沟并存，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亟待提升。在基础设施方面，部分农村地区道路交通条件差，道路狭窄、路况不佳，影响农产品运输和村民出行。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灌溉能力不足，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电力供应不稳定，在用电高峰期时常出现停电现象。在数字化方面，农村地区网络覆盖不足，网络速度慢，部分偏远地区甚至无法实现网络信号全覆盖。这导致农村居民在获取信息、开展电子商务等方面存在困难，难以享受到数字化发展带来的红利。同时，由于缺乏数字化管理手段，乡村治理在信息收集、分析和决策等方面存在滞后性，难以实现精细化治理。例如，在农村环境卫生治理中，无法通过数字化手段实时监测垃圾堆放情况，及时安排清理。

2.2基层党建的嵌入性挑战

2.2.1组织功能虚化

部分农村党支部存在“空转”现象，党员老龄化严重，年轻党员参与度低。一些农村党支部组织生活不规范，“三会一课”等制度落实不到位，党组织活动形式单一，缺乏吸引力，导致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农村党支部在乡村事务决策中缺乏主动性和权威性，未能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党员队伍结构方面，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地区农村党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老党员虽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党性觉悟，但在接受新观念、新技术方面存在一定困难，难以适应乡村振兴对党员能力素质的新要求。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有限，年轻党员大多外出务工，对农村党支部的活动参与度低，党组织缺乏新鲜血液和活力。

2.2.2机制创新滞后

“三会一课”形式化，党建与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中心工作结合不紧密。“三会一课”作为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制度，在部分农村党支部中流于形式，往往只是简单地传达文件精神，缺乏对实际问题的深入讨论和研究。党建工作未能与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有机结合，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党组织未能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帮助农民找准产业发展方向，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术、资金等难题。在生态保护方面，党组织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教育不足，未能有效组织党员和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例如，一些农村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过程中，党组织没有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导致旅游项目开发缺乏规划，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

三、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治理水平提升的实践路径

3.1组织体系优化：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治理网络

3.1.1完善组织架构

推行“村党支部—村民小组—党员中心户”三级网格，建立产业链、合作社联合党组织。“村党支部—村民小组—党员中心户”三级网格体系能够将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各个角落，实现对农村党员和群众的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村党支部作为核心，负责统筹协调全村的党建工作和乡村振兴各项任务。村民小组作为中间环节，能够及时传达村党支部的工作部署，收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党员中心户则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联系周边农户，带动村民参与乡村建设。例如，在某村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中，通过党员中心户带头，组织周边农户定期开展村庄清洁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建立产业链、合作社联合党组织，能够打破地域和行业界限，整合区域内的党建资源和产业资源。在浙江“党建+产业联盟”模式中，跨村联建党组织将多个村庄的产业优势结合起来，共同打造特色产业集群。通过党组织的协调，实现了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一体化运作，提高了产业竞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

3.1.2强化人才支撑

实施“头雁工程”，选拔返乡能人、退伍军人担任支部书记；建立“党员积分制”，激励党员参与治理。“头雁工程”注重选拔有能力、有担当的优秀人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返乡能人具有在外闯荡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资金、技术等资源，能够为农村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活力。

3.2治理机制创新：探索“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新范式

3.2.1嵌入协商民主机制

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建立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平台。“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即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这一工作法规范了农村事务的决策程序，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通过“四议两公开”，村里的重大事项决策更加民主、科学，能够得到村民的广泛支持。例如，在某村的道路建设项目中，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从项目的提议、商议到决议，充分征求了村民的意见，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也及时公开，确保了项目顺利推进。建立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平台，为村民和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渠道。村民议事会由村民代表组成，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务进行讨论和决策。

3.2.2数字化赋能治理

搭建“智慧党建”平台，整合“雪亮工程”“数字乡村”系统，实现“一网通办”。“智慧党建”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党建工作信息化、数字化。通过该平台，党组织可以实时发布党建信息、组织线上学习活动、开展党员管理等工作。同时，整合“雪亮工程”“数字乡村”系统，能够实现对农村治安、环境卫生、农业生产等情况的实时监测和管理。广东清远“党建云”平台实现党务、村务、服务“三务合一”，村民可以通过平台查询党务公开信息、办理村务事项、享受各类便民服务。例如，村民可以在平台上申请办理低保、医保等业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服务水平。

3.3资源整合赋能：打造“党建+产业+生态”融合发展模式

3.3.1推动产业振兴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在发展特色农业方面，党支部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引导农民种植特色农产品，并通过合作社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农资供应、产品销售等服务。例如，某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带领农民发展有机蔬菜种植，注册了自己的品牌，产品畅销市场，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在乡村旅游方面，党支部整合当地的旅游资源，组织村民开展农家乐、民宿等旅游项目，带动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2023年江苏省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覆盖率达78%，集体经济收入平均增长25%，充分证明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推动产业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3.3.2生态治理协同

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党建考核，建立党员生态责任区。把生态理念纳入党建考核，促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通过明确生态考核指标，如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达标率、河流污染治理情况等，对党组织和党员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建立党员生态责任区，将村庄的生态保护区域划分给党员，由党员负责监督和管理。例如，在安徽黄山“党建+生态美超市”模式中，党员带头参与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活动，通过自己的示范作用，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党员在责任区内定期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同时组织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活动，提高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四、深化路径：制度保障与长效机制的构建

4.1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将乡村振兴成效纳入党建考核体系，建立“红黄牌”问责制度。把乡村振兴的各项指标，如产业发展水平、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情况、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等，作为党建考核的重要内容，明确考核标准和权重。对在乡村振兴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表彰奖励，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例如，对带领村民成功发展特色产业、实现村集体经济显著增长的党支部，给予一定的项目资金奖励，用于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同时，建立“红黄牌”问责制度，对在乡村振兴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问责。

4.2强化政策协同

推动“党建+金融”“党建+科技”政策落地，如设立乡村振兴党建专项基金。“党建+金融”政策旨在通过党组织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例如，金融机构根据党组织推荐的优质项目和农户，给予优惠的贷款利率和便捷的贷款审批服务。设立乡村振兴党建专项基金，由政府、企业、社会资本等多方出资，专项用于支持农村党建引领的产业发展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党建+科技”政策则鼓励科研机构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合作，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引入农村。通过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在农村的转化应用，促进乡村振兴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4.3培育内生文化动力

弘扬红色文化，挖掘乡规民约的治理价值，增强村民认同感。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农村地区弘扬红色文化，通过建设红色文化纪念馆、开展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等方式，传承红色基因，激发村民的爱国爱党情怀和奋斗精神。同时，深入挖掘乡规民约的治理价值，乡规民约是村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对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的约束和引导作用。通过修订和完善乡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发挥乡规民约在调解邻里纠纷、维护乡村秩序、促进文明乡风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增强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

五、结束语

在乡村治理的进程中，基层党建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通过实施组织重构，优化党组织架构，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开展机制创新，革新工作流程与决策模式，提升治理效率；进行资源整合，统筹调配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打破部门、区域间的壁垒，基层党建切实有效地破解了乡村治理长期存在的“碎片化”难题，使乡村治理得以从分散走向系统、从无序趋于有序。展望未来，为持续夯实乡村振兴的制度根基，需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的适应性。要积极推动治理体系从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逐步向政府、社会、村民等多方协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转型，充分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供明确的规则与保障，从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确保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 冯京霄.乡村振兴背景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D].河北大学，2024.

[2]洪维.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D].浙江大学，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