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探析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系列军事问题入手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经集体研究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等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变了红军的进军方向，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开启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1]遵义会议留下了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不断反思总结。纪念遵义会议，就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将经验运用到具体实践，不断将事业推向前进。

一、中国的问题仍要靠自己解决

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极端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集体智慧，通过发扬民主集体讨论和决策，解决军事指挥、组织领导等重大问题的一次伟大实践。遵义会议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本身并不成熟，理论水平不高和实践能力有限，独自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还有难度，解决实际问题离不开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帮助。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次尝试。1963年9月，毛泽东同志同外宾谈话时清晰明确地表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教条主义者盲目地认为苏联的一切做法都是无可挑剔的，完全忽视了将苏联的实践经验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性。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自主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切实可行、也行得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也成功将中国共产党历练成为一个成熟政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熟。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先是四渡赤水，后有兵临贵阳城，接着迫近昆明，调动了国民党军事力量，搅乱了蒋介石围堵布局，在国民党金沙江防线撕开了口子，为中央红军赢得一线生机，最终成功摆脱国民党的重兵重重包围，中央红军转危为安。

二、胜利离不开领导核心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领导机构。遵义会议后，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领导机构调整。扎西会议明确了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指挥军事，苟坝会议确定了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新的“三人团”成员[2]。调整后的中央领导机构，更加符合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增强了党的领导力和决策的科学性，能够更好地团结全党全军，共同应对复杂的革命形势。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随后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使党在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并制定出了更加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在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由被动变主动，领导红军跳出包围圈历经磨难完成了伟大的长征，更是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以及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伟大成就。

三、正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不是本本中的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紧扣时代步伐、适应实践发展需要，才能有力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破解革命、建设、改革时代课题，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积累的宝贵经验。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结束了“左”倾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统治。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策划下，王明等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拉开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序幕。他们奉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左”倾错误的执行，造成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一个接一个地失去南方根据地。面对危险境地，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伟大长征。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了巨大损失，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巨大的冲击，让党和红军清醒的认识到，教条主义行不通，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神圣化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决议也不可行；反倒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军事主张更加灵活机动能，够解决红军面临的实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走过的道路，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得到了党内同志们的认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逐渐形成共识，加速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转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为后续构建引领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树立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典范

遵义会议前，党内“左”倾错误严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博古、李德，在通道、黎平会议上，就红军战略方针与进军路线问题不顾实际、固执己见，引发广泛质疑。遵义会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民主讨论的方式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先后发言，王稼祥、朱德、凯丰等的人也做了表态发言，摆事实、讲道理，纠正错误、解决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既发扬了党内民主，又维护了集中统一，最终达成了共识，彰显了党内民主决策的力量。这种民主集中制的做法，不仅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增强了党内的团结和信任。遵义会议，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并没有简单排斥和惩罚，而是采取耐心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博古、李德，虽然犯了严重的军事指挥错误，但并没有受到严厉惩罚。党通过批评教育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并督促他们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正。博古，在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仍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负总的负责[3]后仍然是中央常委、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德，虽然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但仍可以受邀参加军事会议，并征求他在专长领域的意见。凯丰，尽管坚定支持博古、李德，但其职务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遵义会议，消除了党内的分歧和矛盾，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成为开展党内斗争的成功典范。

小结

站在当下回望90年前的遵义会议，能够真切感受到“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分量。就是90年前的这一场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拨转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今天，遵义会议已然超越了扭转革命前途命运本身，更多的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破解党内矛盾冲突、解决复杂问题等的方式方法，发人深省、给人启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视察贵州并作出“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重要指示。

[2]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