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合唱抗战歌曲的社会教育价值

自 1931 年 9 月九·一八事变，至 1945 年 9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坚持了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最终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1]。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众多词曲作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抗战歌曲，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有力武器。相比较与其他诸如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以及报刊文字等宣传形式，歌曲易于传播，有着更广泛的受众，是抗战期间最为普及的文化宣传形式。西南合唱抗战歌曲不同于沦陷区歌曲的悲愤控诉，也区别于延安歌曲的革命动员，西南合唱抗战歌曲更具后方支援民族团结文化坚守的独特属性，通过集体传唱的形式，在识字率低、信息传播不便的战时西南，承担起历史记录者精神凝聚者价值观塑造者的社会教育功能，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战时动员，更延续至当代，成为传承抗战记忆、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资源[2]。战时西南的抗战贡献常被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主流叙事覆盖，而西南合唱抗战歌曲以音乐叙事的方式，记录了大后方民众的抗战实践，成为建构完整抗战历史认知的重要素材。

1.历史认知建构

1.1 记录后方支援的平民抗战史

西南合唱抗战歌曲多取材于本地民众的真实经历，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让听众通过歌词与旋律触摸历史细节。当代研究显示，西南联大师生曾通过合唱《滇缅公路谣》（创作于 1939 年3 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认识到西南民众的贡献，打破了西南偏远落后的刻板印象。这种基于艺术的历史认知，比教科书的文字描述更具感染力，也更易被记忆。

例如，四川作曲家江定仙创作的《川军出川歌》（合唱版）（创作于 1948年），以男儿上战场，母亲把饭装；妻子缝衣裳，乡亲送路旁的直白歌词，配合川剧高腔的激昂旋律，还原了 1937-1945 年间 300 余万川军出川作战、后方民众筹粮筹款的史实；云南音乐家林之音改编的合唱曲《滇缅公路谣》，以石头磨破脚，汗水泡烂衫，修条公路通缅甸，运枪运弹打东洋的歌词，记录了 20 万西南民众徒手修建滇缅公路的艰辛，填补了后勤支援战场的历史叙事空白[2]。

西南是多民族聚居区，战时各民族共同参与抗战，这一史实通过合唱歌曲中的民族音乐元素融合得以呈现，成为教育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渊源的鲜活素材。例如，贵州作曲家黄友棣创作的《苗汉合唱抗日歌》（1940年创作），以苗族飞歌的自由节奏开篇，汉族山歌的规整旋律承接，歌词苗家箭，汉家枪，合在一起打豺狼；苗家寨，汉家庄，同守西南好家乡，既保留了民族音乐特色，又传递了民族团结抗敌的核心思想。

2.民族精神培育

2.1 凝聚坚守后方的信心

不同于前线歌曲的冲锋式动员，西南合唱抗战歌曲更侧重持久战的信心培育，通过旋律的沉稳性与歌词的现实性，缓解民众的焦虑。例如，重庆音乐家刘雪庵创作的合唱曲《嘉陵江上》（创作于 1939 年），以嘉陵江的滔滔江水为意象，歌词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下回去，配合四部和声的渐进式激昂，既表达了对沦陷家乡的思念，又传递了坚守西南、等待反攻的决心。西南联大师生常在空袭间隙的操场上合唱此曲，学生们手挽手、肩并肩，在和声的共鸣中感受到不是一个人在坚持，这种集体体验成为战时心理抗压的重要教育方式。

2.2 凝聚家国一体的责任感

西南合唱抗战歌曲善于将个人生活与国家命运结合，让民众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理解抗战义务。例如，四川民间艺人改编的合唱《送郎参军》（创作于 1938 年），以正月里来是新春，送郎参军去打日本人；二月里来暖洋洋，郎去参军我守家堂的民歌体歌词，配合四川清音的轻快旋律，将参军从强制性义务转化为夫妻同心的选择。在四川农村的征兵宣传会上，村民们通过合唱此曲，逐渐理解丈夫参军、妻子持家都是抗战贡献，这种生活化的教育方式，比单纯的标语口号更易被接受，也让家国一体的价值观深入基层。

2.3 凝聚文化不屈的精神

战时西南不仅是军事、经济后方，更是文化坚守的阵地——高校内迁、文化团体西移，让中华文化在西南得以延续。西南合唱抗战歌曲中，大量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以文化传承培育民族不屈的精神。例如，云南音乐家费孝通参与创作的合唱《论语选唱・卫灵公篇》（不详），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儒家经典为歌词，配合古琴旋律与合唱和声，将传统文化与抗战精神结合。西南联大师生在文化节上合唱此曲，既传承了儒家气节思想，又表达了宁死不屈的抗战决心，这种文化自信的教育，让民众认识到抗战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文化存续[3]。

3.价值观传承

3.1 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

相较于教科书的历史事件罗列，西南合唱抗战歌曲以情感共鸣的方式，让当代青少年更易理解爱国主义不是抽象概念。例如，云南师范大学将《滇缅公路谣》纳入新生入学教育，组织新生合唱时，结合滇缅公路纪念馆的实物展览，让学生在旋律与史实的结合中，理解爱国主义是具体的行动。这种沉浸式教育，避免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化，也让西南抗战的平民贡献被更多人知晓。

2.2 民族团结教育的地域样本

西南地区是当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西南合唱抗战歌曲中的多民族协同元素，成为地域特色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资源。例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中小学，将《苗汉合唱抗日歌》改编为苗汉双语合唱，在音乐课上组织苗族、汉族学生分声部演唱，同时讲解战时苗汉民工共同修路的史实，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民族团结是历史传统，也是现实需要。这种基于本地历史的民族团结教育，比泛泛的民族政策宣讲更具针对性和感染力[4]。

2.3 艰苦奋斗精神的现实镜鉴

当代青少年生活条件优越，对艰苦奋斗的理解多停留在文字层面，而西南合唱抗战歌曲中记录的徒手修公路筹粮支援前线等史实，成为艰苦奋斗教育的生动案例。例如，四川成都的抗战纪念馆定期举办合唱抗战歌曲活动，组织青少年演唱《川军出川歌》，并邀请抗战老兵讲述川军穿着单衣、拿着老枪出川的经历，让青少年在旋律与口述史的结合中，理解艰苦奋斗不是苦行，而是为目标坚持的勇气，这种教育方式也让艰苦奋斗的价值观更易被认同和践行[5]。

结论

西南合唱抗战歌曲并非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而是具有活态教育价值的文化资源。以音乐为媒介，将西南抗战的平民史民族史文化史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教育内容，既填补了抗战历史叙事的空白，又培育了民族精神与集体素养。在当代，随着抗战记忆传承民族团结进步美育普及等教育需求的提升，西南合唱抗战歌曲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它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地域样本，更是连接历史与现实、个体与集体、文化与精神的纽带。未来，若能进一步挖掘其地域文化特质，将其纳入中小学德育、美育课程，以及社区文化建设，必将为西南地区的社会教育注入更多历史厚度与精神力量，让西南抗战精神在新时代持续发挥教育作用。

参考文献:

[1]罗玉芳.抗战时期大后方救亡歌咏运动研究[D].西南大学,2024.

[2]尹蒴.昆明版《益世报》中抗战音乐活动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23.

[3]钟玉凤.抗战时期贵州校歌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23.

李宇，女，副教授，硕士，湖北省荆门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