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身份认同的摇摆

日本在国家身份的构建上长期体现出双重认同倾向，福泽谕吉曾提出著名的“脱亚论”，他认为“我国虽处亚细亚之东锤，但其国民精神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①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国家战略定位上始终游移于“脱亚入美”与“脱美入亚”两种路径之间，并受到来自美国与东亚双重结构性因素的深刻牵制。

一、国家身份概念解析

“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这关乎到一个国家如何认知和界定“我是谁”这一主观定位，不仅决定了国家如何看待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还深刻影响其对他者的态度、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以及对战略行为的判断。②

国家身份具有以下四种特征。首先是社会建构性，建构主义强调，国家身份并非先验既定，也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在国家与外部行为体之间的持续互动中通过意义生产与规范交换逐步建构而成的社会产物。

其次国家身份具有多重性。国家身份并非单一结构，而是具有多元维度和多层属性的复合体。国家可以同时具备“民主国家”“地区国家”“和平国家”“海洋国家”等多重身份。这种多重性既提供了灵活性，也带来了战略选择的张力。

第三，国家身份具有显著的规范性功能。国家行为者在形成身份的同时，也会认知到与其身份相适应的“应然行为”或“恰当行为”。卡赞斯坦认为，身份不仅定义“我们是谁”，也限定“我们应该做什么”。

第四，最后，国家身份具有结构依附性与再建构性。国家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受到国际结构变迁、国内政治结构与精英认知等因素的持续影响，从而不断进行自我修正与再建构。因此，一个国家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既有稳定期，也有转型期，尤其在重大国际格局变动或国内意识形态更迭时期，其身份重构尤为显著。

二、“脱亚入美”对外战略

“脱亚入美”战略是日本在冷战后面对国际结构剧变与地区安全格局不确定性背景下，延续战后“亲美西化”外交传统、深化日美战略依附关系、以维系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的重要选择。

冷战结束初期，日美同盟曾一度陷入所谓的“漂流状态”。然而，朝鲜半岛核危机、台海危机等事件迅速暴露了东亚地区潜在的不稳定性。在此背景下，1996 年日美双方签订《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日美安保的对象从“日本本土防卫”扩大至“应对影响日本安全的地区事态”，此举深化了“西方一员”身份认同。其后出台的1997 年新版《防卫合作指针》，正是该战略共识的法律与政策转化体现，是冷战后日美安保体系转型的关键制度节点。进入21 世纪，小泉纯一郎时期日美关系极为密切，提出“日美同盟为全球共同利益而行动”的口号，体现出日本“脱亚入美”战略向全球层面扩展的新趋势。同时，2005 年日美两国启动“日美同盟未来构想”磋商，明确将中国军事动向列为潜在关切对象，进一步将日本安全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捆绑在一起。2015 年日本通过了《安保相关法》，事实上放宽了对集体自卫权的限制，使其具备在特定条件下行使武力的法律基础，从而使日本能够在全球安全事务中与美国展开更为密切的军事协作，参与范围也由此显著扩大。

从东亚物质层面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日本日益将其视为东亚地区挑战本国地位与利益的主要竞争者，这种对华敌意认知显著削弱了区域内部的安全互信基础。一般而言，一国在特定情势下所受的局势约束，主要取决于其与其他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性质，同时也与其在特定安全环境中发动威胁或进攻性行动时所需承担的战略成本与决策意志高度相关。因此，某国所能形成的威慑效应，可视为综合考量其能力、利益、决心与外部环境认知等多重因素的函数。③ 进一步而言，在调节变量的作用下，国家对他国“能力—利益”转化效率的主观评估成为关键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他国威慑可信度（Ct）的不确定性认知函数：Ct = f（（国家能力 × 国家利益 × 战略决心） ÷ （被他国认知的局势约束力 × 能力—利益转化系数））。④

依据上述函数模型，威慑可信度不仅取决于一国的物质能力、战略利益与决策意志，还深受他国对其所处局势约束力的主观认知影响。将中日两国实力状态代入该函数，得到以下结论：

伴随中国在综合国力上的持续提升，尤其是将更多资源投入于军事能力建设，日本的安全焦虑日益加剧，可视为函数中“能力”变量的显著上升。此外，日本政策界普遍担忧中国意图对现有地缘安全格局进行结构性重塑，从而提高其战略利益目标的权重，即“利益”项同步上升。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认为以往对中国构成一定制约的外部力量，如美军主导的地区威慑结构与既有国际规范，正逐步失效或弱化，导致模型中“情境约束力”这一分母变量下降。在上述三重变量叠加作用下，日本对中国威慑可信度（Ct）的主观评估呈明显上升趋势。

在观念层面，如建构主义所强调的那样，认同并非一成不变，受多重因素动态驱动，具有可变性与情境性。总体而言，冷战后日本“脱亚入美”战略的演变，是国家身份认同惯性、安全环境变迁、国际地位诉求与美日战略利益契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总体趋势来看，“脱亚入美”构成了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主轴，并深刻影响了其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与国际身份构建。

三、“脱美入亚”对外战略

在全球格局多极化、地区合作热潮兴起的背景下，亚洲内部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呼声逐渐增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的活跃、中日韩经济联系的深化，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扩展，使日本认识到，单纯依赖美国已难以应对新的区域力量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逐渐成为东亚不可忽视的地缘力量。日本意识到，与其单方面围绕美国展开外交，不如在东亚范围内寻找新的战略协调与合作机会，以免在区域秩序重塑过程中被边缘化。这种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为“脱美入亚”战略倾向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基础。

1997 年桥本龙太郎提出“亚洲外交”强化路线，他指出“日中关系是日本外交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提出应通过领导人互访、经济合作与对话机制，稳定并深化双边关系，并积极推动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同年桥本本人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就经贸合作、安全对话、环境保护等议题达成多项共识。21 世纪后，鸠山由纪夫政府提出希望建设“没有美国主导的东亚共同体”，强调日本应更多依托东亚自身力量构建多边秩序，体现明显的“脱美入亚”意图，这一战略被广泛视为日本“脱美入亚”倾向最为明确的一次外交政策尝试。其借鉴欧洲联盟（EU）的经验，推动东亚国家在经济、金融、安全、文化等领域实现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初步设想成员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十国，以及可能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此举虽未完全排除美国参与，但鸠山强调，东亚共同体应以亚洲国家为主体，不应由美国主导，体现地区内部自主协调的原则。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是冷战后日本“脱美入亚”战略最为直接、公开的尝试之一，反映了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力量对外交自主化、区域融入化的强烈期待。然而，受限于国内外结构性制约与实际操作上的复杂性，这一构想最终未能落地。鸠山政权的失败也进一步验证了，尽管日本在身份认同层面存在一定的“亚洲回归”冲动，但现实中对美依赖、地缘冲突与内部异质性等因素，仍使“脱美入亚”始终难以成为主导方向。四、日本身份认同的结构性摇摆与双重战略并存

尽管“脱亚入美”与“脱美入亚”在表面上呈现出方向性的对立，但实质上，这两种战略路径并非简单的二选一关系，而是日本根据国际结构演变、地区权力格局变化以及国家身份认同需求，灵活切换与交替推进的双轨战略安排。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这种战略双轨并行性反映出日本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的深层张力：一方面将自身定位为“西方民主阵营”的一员，另一方面又受限于地理位置、历史联系与经济利益，不得不面对作为“亚洲国家”的现实归属。因此，日本外交实践中的摇摆与挑战，实际上是其在“身份安全”与“地缘利益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过程，日本通过双轨外交策略保持战略灵活性，争取在不同力量中心之间维持最大程度的自主与回旋余地。

虽然这种双重并行的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外政策的灵活性与应变能力，但这种双轨外交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多方面的结构性困境与战略局限。首先双重战略在本质上加剧了日本国家身份的内部分裂，使其在国际体系中呈现出认同上的模糊性。在“西方国家”与“亚洲国家”双重角色间摇摆的状态，导致日本在外交政策表述中经常出现目标不明、逻辑矛盾的问题，削弱了国家战略的一致性与对外形象的稳定性。日本在亚太地区长期推行的双重战略，使其难以真正获得邻国的充分信任。

再次，虽然双重战略为日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战术灵活性，但过度依赖灵活调整也带来了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副作用。频繁在“脱美入亚”与“脱亚入美”之间切换，使外界对日本的战略意图产生质疑，降低了其在国际合作中的可预测性与可靠性。不仅如此，日本国内在外交安全政策上的分歧也因双重战略而被放大。不同政治势力（如保守派与自由派）对国家身份、对美关系、对华政策的认知差异，使得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复杂化，增加了内部协调成本与对外政策连贯性破坏的风险。

总体而言，日本推行“脱亚入美”与“脱美入亚”的双轨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单一路径风险，提高了应对国际变局的灵活性，但也伴随着身份认同裂痕扩大、地区信任流失、战略自主性受限与政策一致性削弱等多重挑战。这种内在局限性深刻揭示了日本国家身份结构性摇摆带来的长期外交困境，表明未来日本若无法在认同与利益之间实现更加稳定的协调，其双重战略仍将继续成为外交实践中的重要矛盾点。

结语

在国际环境变化剧烈的冷战后时代，这一身份困境表现得尤为突出。日本在安全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与在经济上对亚洲区域一体化趋势的积极投入，使其外交战略长期游移在“脱亚入美”与“脱美入亚”的双重路径之间。国家身份无法在西方与亚洲之间实现稳定整合，导致日本对外政策呈现出一定的摇摆与多变特征。这种结构性困境不仅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构建，也限制了其战略自主性与区域领导力的发展。

在面对不断变动的全球与区域秩序时，日本形成了“脱亚入美”与“脱美入亚”双重战略并行的外交模式。这种双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日本在不同国际局势下的灵活应对能力，使其可以根据地缘环境变化、力量格局调整与国家利益需要，在西方阵营与亚洲区域之间动态调整政策重心。然而，这种双重战略模式本身也蕴含着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日本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维系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但这同时加深了对美依赖，使其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难以维持自主战略空间；另一方面，日本试图融入亚洲区域秩序，以提升自身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由于历史问题、政治体制差异与身份认同障碍，难以获得周边国家充分的信任与认同。

在未来，考虑到中美竞争日趋激烈、地区安全环境日益不确定，日本可能进一步巩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通过参与印太战略、深化军事一体化、强化经济安全领域协作，继续以“西方民主阵营核心成员”的身份稳定自身国际地位。尽管与美国关系紧密，但日本也必须认识到，完全排除亚洲邻国的合作并不现实。未来日本可能在维持对美依赖的同时，继续以务实姿态推进中日韩合作、参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以经济与多边外交为抓手，争取在地区事务中维持存在感与发言权。同时，既承认自己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一部分，又强调自身作为“负责任亚洲国家”的地位。这种身份调适有助于在对美同盟依赖与亚洲地缘回归之间找到更加稳定的平衡点，减少双轨战略带来的内部张力，提升外交政策的一致性与可持续性。

总体而言，“脱亚入美”与“脱美入亚”这种双轨战略是对复杂国际环境与国家内部身份矛盾的理性回应，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政策张力与战略局限。展望未来，日本若希望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塑中确立更加稳固的国际地位，必须在深化对美关系与稳妥推进亚洲区域合作之间寻求更精准的平衡，并在国家身份认同层面实现更高程度的一体化与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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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思杨（2000-），男，汉族，湖北省，研究生在读，专业：国别和区域研究。

① 安善花､朱冠群､何雯.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及其东亚史意义[J].东北亚学刊，2022，（01）：67-80.

② Ted Hopf，“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Theory”，Intertational Security，1998，pp.174-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