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礼让美德的内涵重构与价值转向
于煊
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阜阳 236037
(二)赋新义:平等、法治、公共意识的融入
基于时代适配性突破,新时代礼让美德需注入平等意识、法治精神与公共理性的新内涵,构建“传统内核+时代元素”的复合型内涵体系。
平等意识是新时代礼让的价值基石。平等并非“拒绝退让”,而是“尊重他人主体性”的前提下的主动包容。在公共生活中,平等意识体现为“不因身份、职业、财富差异而区别对待”的礼让行为:例如,公交车上,年轻人为孕妇、残疾人让座,是基于“对方更需要帮助”的平等判断,而非“身份等级”的服从;在团队合作中,同事间礼让发言机会,是基于“每个人都有表达权利”的平等认知,而非“职位高低”的妥协。这种平等型礼让既避免了“等级依附”的局限,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时代理念。
法治精神是新时代礼让的规则边界。新时代礼让需以法律为底线,实现“德治”与“法治”的协同。一方面,礼让不得违背法律规定,如在产权纠纷中,不能因“礼让”而放弃合法的物权;在交通事故处理中,不能因“私了”的礼让而规避交通法规的责任认定。另一方面,法律可为礼让行为提供保障,如《民法典》中“相邻关系”条款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为邻里间的礼让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部分城市出台的“文明出行条例”中,对“机动车礼让行人”的规定,将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义务,强化了礼让行为的约束力。例如,杭州推行“车让人”法规后,通过监控抓拍与宣传教育,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比例从2015 年的 30%提升至 2023 年的 95% ,有效减少了交通纠纷,体现了法治精神对礼让美德的赋能[4]。
公共意识是新时代礼让的实践导向。公共意识要求礼让行为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将个人行为与公共秩序关联。在公共空间中,公共意识体现为“克制个人需求,兼顾他人与集体利益”的礼让:例如,图书馆内保持安静,是对他人“阅读权”的礼让;垃圾分类时正确投放,是对“公共环境”的礼让;网络交流中理性表达,是对“公共话语空间”的礼让。这种公共型礼让突破了传统“私人领域”的局限,成为构建文明公共生活的重要支撑。以上海外滩“五一”假期的客流管理为例,游客自觉遵守“靠右行走”“不扎堆停留”的规则,主动为他人让出行进空间,正是公共意识驱动下礼让行为的集体体现,保障了数十万游客的安全有序游览。
三、转向:社会发展中的礼让价值升级
礼让美德的价值意义在现代社会实现了从个人到社会、从国内到国际的多维拓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一)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治理的功能延伸
传统礼让美德的价值主要聚焦于个人品德修养,强调“克己复礼”以塑造君子人格,如《论语》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2[25]的修养要求,其社会功能多通过“个人—家庭—宗族”的链条间接实现。而在新时代,随着社会治理复杂性的提升,礼让美德的价值逐渐从“个人层面”拓展至“社会治理层面”,成为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的重要辅助力量,实现了“修身之德”向“治国之策”的功能延伸。
在基层矛盾调解中,礼让美德通过“六尺巷工作法”等实践模式,成为化解纠纷的有效工具。安徽桐城将六尺巷典故中的“礼让”“和合”思想转化为基层治理方法,总结出“听、辨、劝、借、让、和”六步工作法:“听”即倾听双方诉求,“辨”即厘清矛盾焦点,“劝”即引导换位思考,“借”即借助六尺巷等文化典故,“让”即推动双方主动退让,“和”即达成和解协议。例如,桐城某社区曾因“加装电梯”引发高层与低层住户矛盾——高层住户急需电梯方便出行,低层住户担心采光与噪音影响。社区调解员运用“六尺巷工作法”,先组织双方参观六尺巷,讲述张英礼让故事;再引导高层住户理解低层顾虑,主动提出“承担部分隔音设施费用”,低层住户也退让一步,同意调整电梯安装位置。最终双方达成共识,电梯顺利加装。这种“以礼化矛盾”的治理模式,相比单纯的法律裁决,更能兼顾“法理”与“人情”,减少矛盾化解后的隔阂,提升治理效能。
在公共服务优化中,礼让美德推动“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良性互动,提升公共服务的温度与效率。例如,在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主动为老年人、残疾人“优先办理”业务,是对特殊群体需求的礼让;群众在排队办理业务时,自觉为紧急事务者“让行”,是对公共服务效率的维护。这种双向礼让构建了“服务者有温度,被服务者有风度”的公共服务氛围。
(二)从邻里和谐到国际交往的价值辐射
传统礼让美德的价值辐射范围多局限于“邻里”“乡邻”等地域共同体,如六尺巷典故中调和的是“邻里宅基纠纷”,“孔融让梨”维系的是“家庭兄弟关系”。而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礼让美德的价值突破了地域与国界限制,延伸至国际交往领域,成为展现中国形象、推动国际合作的文化软实力,实现了“邻里之礼”向“国际之礼”的价值辐射。
在国家间的政治交往中,礼让美德体现为“平等相待、尊重差异”的外交理念,与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高度契合。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始终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礼让”化解分歧,推动合作。例如,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提出“管控分歧、共同发展”的倡议,避免冲突升级;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尊重东盟国家的合理关切,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实现区域和平稳定。这种“以礼相待”的外交姿态,区别于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5]这种外交理念的文化根基,正是中华传统礼让美德在国际领域的创造性转化。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礼让美德体现为“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搞“零和博弈”,而是通过“让渡部分利益”实现共同发展。例如,在中老铁路建设中,中国不仅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还主动培训老挝铁路员工,分享铁路运营经验,推动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在中非合作中,中国尊重非洲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不附加政治条件,通过援建医院、学校等民生项目,帮助非洲国家改善基础设施。这种“以让利促合作”的模式,正是礼让美德中“互利共赢”思想的国际实践。截至2023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额累计超过 12 万亿美元,直接投资超过2000 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 万个就业岗位[6],充分体现了礼让美德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价值。
四、结语
礼让美德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经历了深刻的内涵重构与价值转向。从传统典故的文化根基到当代实践的创新探索,礼让美德实现了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治理、从邻里和谐到国际交往的功能拓展与价值升华。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又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展望未来,礼让美德需要在教育培育、制度保障与文化传播等方面协同发力,进一步推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文明进步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传统礼让美德的现代转化不仅关乎文化自信的建立,更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安徽省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桐城市志[M].合肥:黄山书社,2010:328-330.
[2]孔子.论语[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12(为政篇)、38(子路篇)、25(里仁篇).
[3]老子.道德经[M].陈鼓应,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45.
[4]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杭州“车让人”文明出行实践报告(2023)[R].杭州: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2023:15-17.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23.
[6]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21)[R].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8-
作者简介:于煊(1996—),男,安徽阜阳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基金项目:2024 年阜阳师范大学思政工作研究专项重点项目“‘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4SZGZ03ZD);2024 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青年项目“教育家精神赋能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2024CXQ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