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嵌入”到“互嵌”：高校志愿服务参与“百千万工程”的转型

1.1 单向嵌入模式的特征与局限

传统高校志愿服务参与“百千万工程”的嵌入模式，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行政驱动型嵌入，即通过政府部门统筹协调，将高校志愿服务项目纳入地方发展规划，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二是项目牵引型嵌入，以短期志愿服务项目为载体，聚焦特定领域（如教育帮扶、文化传承）开展点对点服务；三是情感联结型嵌入，基于高校师生的乡土情结或社会责任感，自发组织志愿服务活动。这一模式在初期阶段有效整合了高校资源，推动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扩容，但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其局限性日益凸显。

首先，组织架构的科层化导致协同效率低下。高校志愿服务团队与地方政府、村社组织之间缺乏扁平化沟通机制，信息传递存在层级壁垒，难以快速响应乡村发展的动态需求；其次，服务内容的同质化造成资源配置低效。多数高校志愿服务集中于支教、义诊等传统领域，缺乏对乡村产业升级、数字治理等新兴需求的精准对接，形成“供给过剩”与“需求短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周晓虹，2020[3]）；最后，评价体系的单向性制约可持续发展。现有评价体系以高校内部考核为主，侧重服务时长、参与人数等量化指标，忽视乡村发展的实际成效与居民满意度，导致志愿服务陷入“为活动而活动”的形式主义困境。

1.2 互嵌式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互嵌式发展是指高校与乡村社会通过资源共享、能力共建、治理共商，形成郑杭生（2022）提出的社会互构型共同体关系[4]。相较于单向嵌入模式，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层面：

1.2.1 双向赋能的资源流动

突破传统“高校输出—乡村接收”的单向资源流动模式，构建知识、技术、人才与乡村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双向循环体系。例如，高校可依托学科优势为乡村提供产业规划、电商培训等智力支持，同时将乡村作为实践教学基地，引导学生在田野调查中深化对国情农情的认知，实现王春光（2021）提出的文化资本转化目标[5]，推动知识反哺与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1.2.2 协同创新的治理结构

建立由高校、地方政府、村社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平台，通过定期联席会议、项目共研机制等，实现需求精准识别、方案联合设计、过程共同监管。这种治理结构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的权力壁垒，赋予乡村主体平等的话语权，确保志愿服务项目与在地需求的深度契合。

1.2.3 动态进化的生态系统

互嵌式发展并非静态的合作关系，而是随着乡村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升级的动态系统。通过建立长效跟踪评估机制，实时监测志愿服务成效，根据乡村产业升级、文化振兴等新需求，及时调整服务内容与方式，形成“需求反馈—方案优化—效能提升”的闭环迭代。

二、现实困境：高校志愿服务嵌入“百千万工程”的深层矛盾

2.1 制度性壁垒制约深度融合

当前高校志愿服务参与“百千万工程”的制度设计，尚未完全突破传统行政管理框架。一方面，高校内部缺乏跨部门协同机制，志愿服务往往由团委或学生会单线推进，难以整合学科资源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高校志愿服务的管理存在“重项目

落地、轻体系建设”倾向，缺乏长期合作的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导致服务项目呈现出“碎片化”特征[6]。

2.2 知识生产与实践需求的结构性脱节

高校学术体系的知识生产逻辑与乡村发展的实践逻辑存在内在张力。例如，部分高校开展的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侧重实验室成果转化，忽视对乡村生产习惯、市场环境的适应性改造；文化创意类志愿服务则多停留于艺术展演层面，未能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IP价值与产业转化路径。这种“为研究而服务”的倾向，削弱了志愿服务的实际效能。

2.3 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协同机制缺位

高校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尚未形成有机统一。多数高校将志愿服务视为学生社会实践的“附加任务”，未能落实《关于深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的实施意见》[7]指出的长效机制建设要求，导致学生参与积极性不足、服务专业性欠缺。同时，教师参与志愿服务的激励机制不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对社会服务贡献的认可度较低，制约了智力资源向乡村的持续输出。

三、转型路径：构建互嵌式高校志愿服务体系

3.1 组织机制：从科层管理到网络治理的结构革新

建立“校—地—社”三级协同网络：校级层面成立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中心，统筹全校学科资源，制定中长期服务规划；地方层面与市县政府共建志愿服务总站，负责需求收集、项目对接与政策协调；村社层面设立志愿服务工作站，吸纳本地乡贤、大学生村官等担任联络员，确保服务精准落地。通过区块链技术搭建数字化协同平台，实现需求发布、资源匹配、进度跟踪的全流程可视化管理，提升组织协同效率。

3.2 实践模式：从项目驱动到生态培育的范式升级

推行“需求导向—学科支撑—产业转化”的服务链模式。首先，通过田野调查、大数据分析等手段，精准识别乡村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领域的核心需求；其次，依托高校优势学科组建跨学科服务团队，如“农业科技 + 电子商务+法律实务”组合，为乡村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最后，建立成果转化基金与产业孵化基地，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向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延伸，形成“服务—产业—反哺”的生态闭环，印证数字赋能路径[8]。例如，某高校依托生物工程学科，帮助对口帮扶村开发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并通过校友企业搭建电商销售渠道，实现志愿服务从公益属性向产业赋能的升级。

3.3 资源整合：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循环的机制创新

构建 “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多元交换体系。高校向乡村输出技术专利、管理经验等知识资本的同时，注重挖掘乡村的文化遗产、生态资源等特色资产，通过建立乡村文化数字博物馆、生态旅游规划实验室等平台，将乡村资源转化为教学科研素材。例如，某艺术院校与传统村落合作开展“非遗活化”项目，学生在记录、传承民间工艺的过程中完成毕业设计，相关成果既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又丰富了高校的教学案例库，实现组织互嵌式资源增值[9]。

3.4 评价体系：从单一考核到多维共评的标准重构

建立“三维度四主体”评价体系：三维度包括服务效能（乡村发展指标提升）、育人成效（学生能力成长）、创新贡献（理论与实践突破）；四主体即高校、地方政府、服务对象、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评价。例如，在服务效能评价中，引入乡村居民满意度调查、产业产值增长率等硬性指标；在育人成效评价中，将志愿服务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设置实践学分与创新奖励；第三方机构则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影响评估等方法，对项目的可持续性进行独立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