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中庸恒解》与朱子《中庸章句》的比较研究

刘沅(1768—1855)，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扬、碧霞，后人多尊称其为槐轩。四川双流人，以教徒讲学为业，不涉仕途，遍注群经，自成一家，开创出槐轩学派，不仅有着“川西夫子”的美誉，而且还被清国史馆立传旌表，足见其学术地位之不凡。当时，朱子的四书已成为官学书籍和科举指定书目，影响非常地广大，但是刘沅不因朱子的地位而对四书坚信不疑，而是不媚时学，不慕权威，撰写了《中庸恒解》，试图纠正朱子之误。除此以外，刘沅之所以撰写《中庸恒解》，是出于当时的社会弊端，以及《中庸》本身就不好理解的原因等等，种种原因，推动着刘沅注解《中庸》。

一、刘沅对朱子的辩驳

刘沅之所以对朱子进行辩驳，是因为刘沅认为朱子在《中庸章句》中的有些解释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要辩驳朱子。刘沅挑战朱子的权威，并不是出于门户之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首先就是觉得朱子的意思上是有遗漏的，刘沅说：

沅不佞，沐浴圣朝之化，幸得童而习之，沈濳反复者有年，觉其不无遗义。因钞存私说，以待高明，非敢与朱子抗衡，亦以为敝帚之享，而无负君父之教云尔。1

刘沅显然已预料到辩驳朱子可能带来的麻烦，所以申明自己绝非是出于门户之见，更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只想恢复子思《中庸》的本意。

除此以外，虽然刘沅辩驳朱子，但是对于朱子的贡献，刘沅也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于朱子的赞赏：

今仍遵朱子作三十三章，以便初学。而其首尾贯通之旨，则仍就子思本意，不敢曲从朱子。2

朱子分章诂句。淳熙间，与《论》、《孟》、《大学》，编为《四书》，以之试士，而此书益昌。3

《中庸》一篇，首尾文义衔接，本一章，不可强分也。郑康成《注》始离其章句，以便读者。朱子又寻其脉络次第，分为三十三章，较郑康成为精密。4

朱子曰：“知者知之过，既以道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贤者行之过，既以道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于互说之意，最明也。5

朱子曰：“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极是。6

这一类的夸赞很多，从中可以看出，刘沅辩驳朱子，绝不是出于门户之见，因为其中刘沅毫不吝啬对朱子进行夸赞，所以刘沅仅仅是为了恢复儒学的原貌，所以刘沅只对于他认为朱子解释错误的地方进行辩驳，但是对于朱子说的对的地方进行极力的赞赏。

二、认为中庸很重要但是不好理解

《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才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大学》《孟子》《论语》并称“四书”，成为严密精微的理学体系的一块基石。朱熹集注“四书”后，“四书”地位进一步凸显，取代“五经”成为儒家最主要的经典。但是中庸却不好理解，按照刘沅的理解，《中庸》的文义非常的幽隐深奥，辞意岭断云连，不容易从中把握主旨。

然其文义幽奥，辞意岭断云连，读者或拘牵旧说，而不得其指归。

而其言汗漫，读者不免易生枝节，且道在吾身，非有奇邪。8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庸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盛极一时，如果不进行正确的理解，那么就会产生很大的错误，不知道进行自我的修养，只知道进行文字上的区分，这是不行的。

朝廷以之取士，人人诵习圣学之盛极矣。第返诸身心求其实践者，亦不易。盖其义非可以空言晓，亦非可以文字求。必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然后知此书所言，莫非吾身实理。故今训释，惟取明白易晓，而不敢以艰深影响之辞，致生学者之畏难焉。9

综合以上中庸刘沅对于《中庸》的理解，也推动着刘沅去注解《中庸》。

三、当时的社会弊端

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之后，往往会对人的心理形成一种压制，丧失了原本产生初期的一种生命力，这是官学的一个普遍的特点。而且成为官学以后，一部分人将学问视为仕途的工具，从而丢掉了学问本身的意义。

后世儒者，知标诚字为圣学矣，但其所谓真实无妄者，末俗或藉口而务纷华。忠孝仁义、至诚不二者，百无一二；声色嗜欲、诚心陷溺者，不可胜言。则诚之一字，又为末流歧路矣。10

除此以外，之后的儒者过于尊崇朱子，从而过于纠结于文字上的解释，从而忽视了功夫上的践履。

后儒纷纷议论，不本诸天理实践，而求诸语言文字，愈辨愈惑，转令本文尘封。今愚但就白文口气释之，其诸家论说，难以徧摘。11

四、更加通俗化的理解

除此以外，刘沅认为，朱子在内的宋儒，将原始儒学原本简易明了的义理讲的过于的高远，从而使想要学为圣人之人不敢学圣学。为此，刘沅认为，这绝不是圣学本来的目的，圣学本来的目的应该是鼓励别人学习圣学，所以刘沅强调更加通俗化的解释。

朱子在《中庸章句》中说：

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12但是刘沅有不同的主张，刘沅说：

费，无乎不在，隐，精微莫测，费无不隐，隐即在费，二字分析不得。13

刘沅认为，费和隐不能当做体用来理解，这也反映出对于这种义理探究的反驳，更加的实际。

对于中庸的解释，更加的朴素，朱子认为：

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为天子也。14

刘沅认为：

至受命为天子，其谬尤甚。中庸以道教人，惟欲人全其天命之性，全性即全道，道即是德，不愧于天，更何忝于父母？其为天眷顾，亦理本相通，气原一贯也。上而为君为相，如尧舜禹汤文周，固为受命。下而为师儒，如孔孟亦是受命。受命只是受天眷顾，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天生德于予，知我其天，子思岂教人修道受命为天子乎？受命二字错解，致人不敢学圣人。15

从中可以看出，刘沅相比较朱子而言，在解释方面更加的通俗化。刘沅认为不能理解为受命成为天子，如果这么理解的话，就会导致普通人都不敢学圣人了。除此以外，对于《中庸》中的其他解释，相对于朱子而言，刘沅也有着更加通俗化的倾向。比如朱子在《中庸章句》中这么说：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舜年百有十岁。16

对此，刘沅有着不同的看法，认为这几句话不能做绝对的理解，不能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应该从更加普遍的角度来理解，不然的话，太高了，普通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然凡为孝子，必尊、富、飨、保，而后为大孝，岂理也哉？夫子因其德而叹其遇，重在德为圣人句，时解多误。次节推开说，言凡大德必享天心，禄、位、名、寿，就世俗所喜言，以歆动人懋德耳。君相师儒，一官一邑，无愧其职，人尊奉之，即得位也。衣食饱暖，不徒豢养，即得禄也。令闻广誉，人推典型，即得名也。康强逢吉，全受全归，即得寿也，不必说到大富贵去。17

五、更加的尊重经典

除此以外，相对于宋儒而言，刘沅对于经典更加的尊重，认为经典是绝对不能随意篡改的，一旦随意篡改，就容易丢失掉圣人本有的意思，忽视经典本身的丰富的含义，而且还容易造成误解。更重要的是，刘沅认为经典是不能随便篡改的，如果经典可以随便的篡改，那么经典也就没有意义了。

比如朱子在解释《中庸》第二章的时候说：

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18

朱子认为在“中庸”二字之前应该有一个“反”字，这样才能够与前面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相对应，并且王肃本里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刘沅却不这么认为。刘沅认为圣人是故意这么写的，因为这样写可以更加丰富的表达出圣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