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政策对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0 引言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金融从单一信贷发展为证券、基金、保险等综合体系，证券市场作为关键平台，投资者行为直接决定政策效果[1]。近年来，政策持续完善，从绿色债券指引到 ESG 披露和绿色投资指引，政策工具从供给激励延伸至需求引导，推动投资者在资产配置中纳入环境因素。然而，投资者类型多样（机构、个人、外资），决策差异显著：机构注重长期风险收益，个人易受短期情绪影响，外资关注政策稳定与透明度。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市场规模影响，却较少分析政策对决策的微观机制，尤其缺乏对“政策工具—认知—行为”传导链的深入探讨。为此，本文从政策导向出发，结合计划行为理论等框架，界定政策与行为关联，分析影响路径，指出瓶颈并提出建议，旨在完善政策体系、提升绿色资金配置效率。

1 绿色金融政策与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的理论关联

1.1 核心概念界定

绿色金融政策在证券市场的落地，旨在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限制高碳资产配置，包含三类工具：信息披露政策（强制披露ESG 信息等）、激励性政策（税收减免等）、风险缓释政策（纳入抵押品范围等）[2]。

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聚焦资产选择、持仓调整、交易决策的表现，主要维度有：资产配置倾向、决策依据、投资期限、风险偏好。

1.2 理论支撑框架

计划行为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社会责任投资理论共同构成绿色金融政策影响投资者行为的理论基础：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政策通过信息披露降低认知成本以塑造积极态度，通过监管要求强化合规责任以建立主观规范，通过激励与风险缓释政策提升感知行为控制能力；信号传递理论指出政策通过强制ESG 信息披露和明确绿色项目标准缓解信息不对称，帮助投资者准确评估资产价值；社会责任投资理论则强调政策通过缩小收益差距和强化社会责任感，推动投资目标从单一财务导向向财务-环境双导向转型。

2 绿色金融政策影响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的具体路径

2.1 信息披露政策：降低认知成本，引导决策依据转型

强制ESG 信息披露政策解决绿色信息零散化和缺乏规范问题，帮助投资者评估环境因素。政策要求披露资金投向项目的减排量，并通过标准化形式（如证监会指引）统一核心指标，降低信息处理成本。这推动投资者决策从仅关注财务指标转向财务-环境双指标：机构投资者纳入ESG 评分并采取负面筛选策略，个人投资者规避环境违规风险标的，提升绿色资产配置比例[3]。

2.2 激励性政策：提升收益预期，强化绿色资产配置倾向

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本质是收益-风险权衡。绿色资产收益预期低时，即使政策倡导，投资者参与意愿也受限。绿色金融政策通过显性收益补贴和隐性价值提升改善收益预期，引导更多配置。

显性收益层面，税收优惠与费率减免直接提升实际收益：例如，对绿色债券利息免征个税、ESG 基金申购费返还 10%-20% ，使绿色资产在税后收益上占优。

隐性价值层面，政策通过市场规模扩大提升流动性与增值潜力：科创板支持绿色企业上市，增加标的供给；绿色债券纳入主流指数吸引被动基金配置，形成规模扩张—流动性提升—收益稳定性增强的正向循环，尤其影响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的配置决策。

2.3 风险缓释政策：降低风险感知，拓宽投资者参与范围

绿色资产发展初期面临两类风险：违约风险和变现风险。前者因部分绿色项目周期长、收益慢引发投资者担忧；后者因绿色证券市场规模小导致变现困难。

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风险分担与流动性补充降低风险感知。风险分担方面：央行将绿色债券纳入公开市场抵押品范围，使其获得等同国债的安全属性；地方设立风险补偿基金，违约时按比例补偿投资者损失，降低参与顾虑。

流动性补充方面：交易所设立绿色证券交易专区集中挂牌，提升交易活跃度；推广做市商制度解决买卖盘失衡，实现快速交易。流动性改善后，原本回避的短期投资者也开始配置绿色资产。

3 绿色金融政策影响投资者行为的现存问题

3.1 信息披露政策：标准不统一与 “漂绿” 识别难，削弱决策有效性

尽管 ESG 披露政策逐步落地，但标准不统一问题未解决：A 股和港股标准差异（如碳排放核算范围）导致投资者难统一评估；行业差异如制造业细化到单位产品能耗，服务业停留在绿色信贷规模等宏观层面，横向比较难度大。更关键的是，漂绿行为识别与惩处机制不完善：企业通过选择性披露或夸大绿色成效进行漂绿，投资者无法验证信息真实性（如减排量无核算方法），导致信息失真、信任危机，削弱政策效果。

3.2 激励性政策：覆盖不均衡与期限错配，限制行为引导广度

当前激励性政策存在投资者类型覆盖失衡问题：政策更多向机构投资者倾斜（如对保险资金配置绿色资产实施风险资本优惠），而对个人投资者的激励局限于部分地区的费率减免，且覆盖范围较窄（如仅针对特定 ESG 基金），导致个人投资者参与意愿偏低——市场实践显示，个人投资者持有绿色债券占比不足 5% ，远低于机构投资者的95% 。

在激励期限方面，现有政策多聚焦短期交易环节（如申购费减免、利息税优惠），缺乏对长期持有行为的引导：例如持有绿色资产超 3 年缺乏额外收益补贴或税收优惠，这种短期激励与绿色项目长期收益属性不匹配——绿色资产增值潜力多体现在长期（如新能源企业技术迭代红利），短期激励难以培养长期持有习惯，反而可能引发短期投机行为（如申购后短期内赎回以获取费率优惠），违背政策初衷。

3.3 风险缓释政策：工具种类有限与覆盖范围较窄，难以匹配多样化风险需求

当前绿色金融风险缓释工具主要限于抵押品纳入和风险补偿基金，种类有限、覆盖范围窄，集中于绿色债券，难以满足多样风险需求。例如，绿色股票的政策风险无对应工具，投资者自担风险；风险补偿基金规模小，难覆盖大规模违约损失。同时，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东部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已建完善机制，中西部因财政有限政策空白，导致投资者风险感知高、配置意愿低，加剧区域资金失衡。

5 结论

绿色金融政策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通过信息披露降成本、激励政策提收益、风险缓释减顾虑的多渠道机制实现，本质是重构投资者“收益-风险”评估逻辑，推动投资行为从传统资产倾向转向绿色资产倾向。但当前政策在披露标准统一、激励覆盖广度、风险工具多样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制约了行为引导效果。

未来需通过统一披露规范、健全差异化激励、拓展风险缓释手段优化政策框架：一方面破解信息不对称、收益竞争力不足、风险难控等难题，提升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兼顾投资者类型与区域差异，推动绿色投资从“机构主导”转向“机构与个人协同”、从“东部聚集”转向“全国均衡”。唯有如此，方能发挥证券市场资金配置作用，引导资本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为“双碳”目标提供金融保障。

参考文献

[1]张春耕,郗伟明,王中.能效信贷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J/OL].产业经济评论,1-16[2025-09-04].

[2]王宝会.金融有力支撑我国碳市场发展[N].经济日报,2025-09-01(007).

[3]刘思涵,蔡林美.碳信息披露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OL].资源与产业,1-15[2025-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