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正是在当时“全盘西化”的背景下，梁漱溟为了拯救中国传统文化 ，着手钻研儒家思想，在1919 年夏天开始杜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这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为中国新儒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是他最后由佛转儒的标志，是他成为当代新儒家创始人最根本的证据。

梁漱溟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他的新儒学思想在中国近现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科学与哲学关系

反对科学主义的“理智”，崇尚哲学（玄学）的“直觉”。 梁漱溟反对“五四”时期流行的“科学与哲学没有区别”、“科学等于哲学的观点”，坚决反对科学主义思潮。只要对它不加以必要的节制，就会任意泛滥成灾，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导致人性的丧失，不利于人民追求生存意义和道德价值 。这启示我们，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流的今天，在新时代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政治上持久和平，经济上共同繁荣，文化上开放包容，安全上普遍安全，生态上清洁美丽的世界，更要积极构建人类生命健康共同体，中国正在积极构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并且有利于强烈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新干涉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单极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因此，梁漱溟坚决反对将科学与哲学混为一谈。他认为，科学与哲学存有本质上的区别：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例如，19 世纪人类发现的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三大自然科学。同时科学还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例如，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而哲学研究的是生命本体；从研究的方法来看，科学的方法是“理智”，强调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表现形式的抽象思维和理性认识，其主要特征是概念性、推导性、严谨性和确定性，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哲学的方法是“直觉”，强调以感觉、直觉和表象为表现形式的形象思维和感性认识，其主要特征是情感性、想象性和形象性。同时，就科学的“理智”与哲学的“直觉”认识发生的形式和过程而言，他们也存在区别。直觉是本能的一次得到，而理智则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由不知最后到知；直觉是不“操心打量”的，遇事只要“当下随感而应”，听凭体悟，而理智则需要思考和逻辑分析，需要对“感觉”进行综合。

梁漱溟对科学和哲学之区别的分析，无疑具有某些合理的地方。但是，他强调科学与哲学的差异性，而忽视了它们的相同性，这就割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免有失之偏颇。哲学也是有理智的。与此同时，各门具体科学与哲学密切联系，紧密相连，各门具体科学与哲学是哲学的基础和前提，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哲学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二者都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都遵循认识发展的规律：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都遵循认识发展的历程和两条道路：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

二、 提倡孔子的人生哲学

儒家哲学，尤其是孔子的生命智慧、乐观主义感染了他，点燃了他的生命之火，使他从佛家的虚幻中走到新的光明之中。 人生苦与乐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因为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关系，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共同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人生就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的过程，不经风雨怎见彩虹例，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例如，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指出，“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的与民同乐的思想。人们只知道跟着太守玩乐，却不知道太守是因为人们的快乐而感到快乐。人们只要实现了这种“绝对的乐”，就会便一切“要求计较之感销归乌有”，从而达到“无我”、“忘我”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关注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所以一遇机会就重新朗现。为天下骚然、民不聊生、伏莽遍地、水旱濒闻的景象所刺激，亲历其境、触目惊心之下，梁漱溟便按捺不住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回到我的思索、探求的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上，促成我的实际行动的，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书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当和尚。这两大问题在我身上始终矛盾着，运行着。后来，中国问题占主导地位，人生问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1 为人生和社会问题所缠绕，漱溟经历了复杂而又独特的青年时代。1911——1917 年间复杂多变、困惑而痛苦的人生经历不仅对梁漱溟一生极为重要，而且对辛亥革命后的一批知识分子来讲也具有一定的时代典型性。这样，为着“救世救国”的大目标奋斗，他决心顺从父亲生前的志愿放弃佛学，关心社会。他已定决心“既已到北大教书，便要搞出点名堂，走自己的路。”2

例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指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这句话体现了范仲淹以及许多古代仁人志士的高尚品质和远大政治抱负，即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幸福之上，为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前途担忧，并为之努力奋斗。体现了一种忧国忧民，先人后己的高尚品格。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人生一切经历过的，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事事如意，心想事成。故此，他视“绝对的乐”为孔子人生哲学的归宿。

三、追求儒学的现代化

儒学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是动态互动的，需在批判继承中实现文化创新与价值转化，坚持辩证否定观，具有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互不冲突且具有互补性，其重义轻利，道德规范的民本思想、价值理性与现代社会的伦理需求、精神文明建设相契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文环境支撑和精神支柱，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儒学自身需适应现代社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实现现代化转型。例如，将传统民本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理念，将重农轻商调整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促进社会秩序与文化认同，儒学强调治国安邦和长治久安，天人合一，有助于构建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和民族凝聚力。其伦理体系可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的个人主义倾向，促进社会结构合理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人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综上所见，近年来学界对梁漱溟研究的成果是丰盛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侧重点似乎在对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评析方面，对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因此，加强对梁漱溟的文化学术思想的全面研究，还有待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去努力。

参考文献：

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 年4 月第1 版，第30 页。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1999 年7 月第2 版，第 10 页。

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 年4 月第1 版，第30 页。

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 年4 月第1 版，第3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