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培育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

引言：森林生态系统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承担着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庇护所与繁殖场的关键功能。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森林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栖息地萎缩、破碎化加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锐减，生态链失衡风险凸显。森林培育作为修复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不仅能提升森林覆盖率，更需兼顾栖息地的生态需求。深入探究森林培育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协同机制，对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科学价值。

一、森林培育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现状分析

我国森林培育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建国初期的10%提升至2024 年的24.02%，森林蓄积量达194.93 亿立方米，这一成就标志着我国在生态修复领域迈出了坚实步伐。但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仍面临严峻挑战，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近30 年我国天然林面积减少约12%，栖息地破碎化率超过60%，导致78%的陆生野生动物种群呈现栖息地片段化分布。这种破碎化不仅割裂了物种的迁移通道，更导致基因交流受阻，加剧了种群衰退风险。

以秦岭地区为例，作为全球3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大熊猫、川金丝猴等旗舰物种至关重要。近 10 年，该区域通过大规模退耕还林、荒山造林等工程，森林培育面积增加 15 万公顷，但人工林单一化问题凸显。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人工林多为单一树种的速生林，垂直分层结构简单，导致大熊猫栖息地适宜度仅提升 8%。而对于依赖复杂林层结构获取食物与庇护的川金丝猴，其栖息地连通性未得到显著改善，核心种群与边缘种群间的基因交流仍被阻断。这种现象深刻反映出当前森林培育在质量标准、树种配置等方面，与野生动物栖息地功能需求间存在显著匹配差距[1]。若要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全面提升，亟需建立兼顾木材生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复合型森林培育体系。

二、森林培育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实践策略（一）基于近自然林培育的栖息地结构优化

近自然林培育以模仿自然森林演替规律为核心，通过保留乡土树种、维持异龄林结构、减少人为干扰等措施，构建具有完整生态功能的森林系统，为野生动物提供多样化微生境。该理论强调森林培育需兼顾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的垂直结构完整性，通过天然更新与人工辅助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森林的生态韧性与栖息地承载力，避免单一人工林导致的生态功能同质化问题[2]。

福建省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近自然林培育工程，针对此前人工杉木林占比过高导致的栖息地单一化问题，采取保留天然母树+补植乡土阔叶树的培育模式。工程保留楠木、栲树等天然母树2.3 万株，补植米槠、木荷等乡土树种15 万株，构建针阔混交的异龄林结构。经过5 年培育，森林郁闭度从0.6 提升至0.8，林下灌木层覆盖度增加40%，草本层物种丰富度提升28 种。监测显示，该区域鸟类种类从87 种增至112 种，豹猫、黄腹角雉等濒危物种的活动频率较此前提高60%，验证了近自然林培育对栖息地结构优化的显著成效[3]。

（二）廊道网络构建与栖息地连通性修复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廊道理论，栖息地廊道通过连接孤立的森林斑块，降低物种迁移阻力，促进基因交流与种群扩散，是解决栖息地破碎化的关键手段。廊道网络构建需结合物种迁徙习性与地形特征，科学规划宽度、走向与植被组成，优先保护天然植被带，辅以人工造林补充，形成核心斑块-廊道-缓冲带的复合生态系统，提升整体栖息地的连通性指数。

云南省哀牢山地区针对黑长臂猿栖息地被公路、农田分割的问题，实施森林廊道+生态梯田的连通性修复工程。根据黑长臂猿的树栖习性，规划3 条宽度50-100 米的廊道，选用长臂猿喜食的榕树、毛杨梅等树种进行造林，同步在廊道两侧设置200 米缓冲带，限制农业扩张。工程累计造林860 公顷，修复天然廊道32 公里。监测数据显示，廊道建成后黑长臂猿种群间的基因交流频率提升35%，种群数量从修复前的12 群增至17 群，活动范围扩展至此前隔离的森林斑块，成功缓解了栖息地破碎化对种群存续的威胁[4]。

（三）社区参与的森林-栖息地协同管理

社区参与理论强调将当地社区纳入森林培育与栖息地保护体系，通过利益联结机制激发保护内生动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具体实践中，该模式以建立社区共管委员会作为核心组织架构，委员会成员由政府代表、社区居民、科研专家按比例构成，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资源分配、项目推进等实际问题。在能力建设层面，依托林业科研院所和职业院校开展生态技能培训，内容涵盖苗木培育、野生动物监测、森林病虫害防治等专业课程，累计已为西南林区培养3000 余名持证生态管护员。

在经济替代产业培育方面，根据不同林区特色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开发观鸟导览、自然教育等高端生态旅游产品，云南高黎贡山社区通过此模式实现户均年增收 2.8 万元；在林产品资源充足地区，推广仿野生食用菌栽培、林下中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贵州赤水竹林社区发展竹荪种植后，森林资源消耗率下降42%。此外，通过建立生态补偿积分制，将社区居民参与巡护、栖息地修复等行为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抵扣医保费用，显著提升居民参与积极性。制度保障上，通过地方性法规赋予社区保护监督权，建立网格化+信息化监管体系，每位居民都可通过手机APP 实时上报盗伐、偷猎等违法行为。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区保护成效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与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挂钩，形成了政府引导+社区执行+科研支撑的协同管理体系。这种多方共治模式不仅有效遏制了森林资源过度开发，还促进了传统社区向生态服务型社区的转型。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推行森林管家协同管理模式，选取 12 个行政村的200名村民组成保护队伍，开展森林巡护、病虫害监测与栖息地维护工作。保护区为村民提供每月2000 元岗位补贴，同时指导社区发展天麻种植、生态蜂蜜等林下产业，年增收达80 万元。

结束语

森林培育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协同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现状分析揭示了当前森林生态修复中栖息地功能提升的短板，提出的近自然林培育、廊道网络构建、社区协同管理等策略，经实践案例验证具有较强可行性。森林作为生态系统的核心载体，其培育需始终以满足野生动物栖息地需求为导向，兼顾结构完整性与功能连通性。未来需进一步强化生态监测与科技支撑，推动森林培育技术与栖息地保护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稳定提供持续保障。

参考文献

[1]李响.断鼻家族重点栖息地保护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23.11-12.

[2]王子涵.基于小型哺乳动物栖息 园设计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21.5-6.

[3]高梦雨.我国野生动物重要栖息 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21.9-10.

[4]丁佳颖.北京市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综合价值计量与应用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20.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