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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生态与历史意义研究

作者

黄挺高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 浙江省余姚市 31540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和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性,“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浙东抗日根据地作为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是红色基因的重要承载形式。其传播生态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记忆载体,更是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的活态资源。然而,当前对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多聚焦于政治史或军事史视角,缺乏对传播生态系统的系统性解构。本研究聚焦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传播生态与历史意义,旨在对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进行细化与深化,以期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作用。

一、关于传播生态的研究

传播生态是研究传播活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学科,强调传播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其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在学科起源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阐述媒介对感知、文化和社会的塑造作用,提出“地球村”理论。在学科拓展阶段,尼尔·波兹曼系统阐述媒介生态学定义,强调媒介作为文化环境的研究。在理论深化与跨学科融合阶段,大卫·阿什德提出“传播生态学”概念,分析信息技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认为传播生态是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指引着人们行为,并赋予行为意义。(Communication Ecology: Theoriesand Strategies for the Control of Information,1997)。在全球化与本土化阶段,于 2000 年正式成立媒介生态学研究学会,推动学科体系化,定义媒介生态学为“研究符号、媒介与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学科”。在我国,邵培仁首次系统提出媒介生态学理论框架(邵培仁,2001)。支庭荣出版《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构建中国本土传播生态学体系,提出技术、组织、内容、交往等多维度分析框架。传播生态以“环境—主体—媒介”为核心范式,强调传播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动态互动。

二、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主客体关系的分层研究

(一)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主体

1. 组织体系:多层级传播网络。根据报刊、戏剧、文学创作等传播媒介,将其传播主体分为以下组织体系。(1)党政系统:浙东区党委→党报委员会→浙东韬奋书店→基层通讯员网络;浙东行政公署→行署文教处→社会教育工作队(含政工队、四明社教队)。(2)军事系统:三北游击司令部→纵队政治部→《战斗报》编委会→战地通讯员体系(3)民间系统:地方戏曲团体(改良越剧戏班)、斋教等宗教组织。

2. 主体特征研究。(1)指令性传播。党政系统作为核心传播主体,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性传播,以及“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2)特殊性传播。体现了传播主体隐蔽化,如报刊队员采用货郎伪装等方法,在敌方区域传递报刊。(3)地域性传播。浙东位于浙江东北地带,属于吴方言体系,外来非吴方言体系的干部需要一定的文化调适。

(二)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客体

探索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战士的分众传播策略,实行差异化传播。针对农民群众,典型案例有山区农民对“减租”政策的理解偏差,体现政策语言与方言表述的张力。对工人侧重劳动权益与抗战动员的结合,如《新浙东报》上对工人相关内容的报道。对沿海渔民,侧重海上战斗报道。对工农群体,通过改造“的笃戏”等,以喜闻乐见的地方性传播形式,实现文化反哺。对行政人员、战士通过战地广播、《新浙东报》《战斗报》报刊等形式强化集体荣誉感,如“英雄连队”“海上狼牙山之战”等事迹报道。对中间群体,有“两面派”士绅,知识分子等,以文学创作、翻译活动等构建文化认同。对敌方群体主要为日伪顽军,通过报刊传递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对日本侵略军传递战败和不正义战争,瓦解对方意志等。

(三)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主客体关系

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主体的多层次性和传播客体的分层次性,形成了传播主客体关系的多样性。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是相互作用的过程,表示在社会环境下,多个参与主体进行意义协商的过程,包含信息传播过程的反馈调整,主客体间的建构意义。传播活动中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之间的角色转化,传播者既是传播主体,又可以是传播客体。如《战斗报》报刊稿件的收集与传播,有通讯员、战士、党政领导等群体。党政干部、民间艺人、农民群众等多元主体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的传播体系,使得红色文化传播在群体中得以广泛渗透。例如,党政干部通过组织“识字班”“社会教育工作队”等形式,在乡村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民间艺人则通过改编传统戏曲形式,如越剧、莲花落等,将抗战主题融入地方文化,使红色文化传播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

三、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生态维度的多维解构

在抗日战争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传播生态呈现出复杂的多维特征,体现在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媒介技术等多个维度。

(一)时代背景维度

国际环境的变迁对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传播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浙东成为连接华中与华东抗战力量的关键节点,这一地理优势使得中共能够利用浙东的特殊位置进行有效的舆论宣传和信息传递。同时,国内环境的复杂性也推动了中共传播策略的调整。国民政府“消极抗日”政策的倒逼,使得中共不得不加强舆论攻势,以巩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传播生态不仅服务于抗战动员,还承担了塑造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功能。

(二)社会环境维度

浙东地区的社会环境对传播生态的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共与地方士绅、民间艺人、地方知识分子等的“合作—对抗—吸纳”关系影响了传播策略和范围。地域文化特征下浙东的开放性与浙东山海的封闭性形成了传播张力,促使中共在传播过程中采取“文化调适”策略。例如,通过改造越剧等地方戏剧形式,将抗战主题融入传统艺术,使传播更具地方特色和亲和力。此外,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传统与我党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相吻合,使得中共的传播内容更加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认知。

(三)媒介技术维度

表现出“低技术—高韧性”的特点。通过组织灵活性弥补低技术劣势,展现高韧性。例如有城工部同志转递,有联络站分发,也有发行部直接邮寄或化装进城分发。有凤湖中学语文教材对《时事简讯》文章和社论的选用,进行学校教育二次传播。有团结民间艺人,改造“的笃戏”,通过越剧形式传播。还有《新浙东报》通过“连载小说 + 插图评论”的形式,将抽象的革命话题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生活叙事”等等。

四、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生态的意义诠释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传播活动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以中国共产党在浙东的战略部署为核心,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为导向,通过多层次、多形态的传播实践,实现了政治理念的渗透、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及社会力量的动员,最终达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一)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生态的初始意义

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生态的初始意义是作为政治的传播。政治传播是一种对政治信息和政策信息有目的的传递过程,与特定时期的政治意图和政策实施密切相关(邵梓捷等,2015)。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的初始意义为政治赋权,体现传播生态对权力结构的构建。以《战斗报》为例,同志、我们、战斗、部队、自己等词出现频繁。从词意上看,“同志、我们、战斗、部队、自己”等词体现传播对主体身份构建的认同。以“同志”一词为例,它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面立党为公的旗帜,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孙静波,2021)。凸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约束、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有利于构建更简单、更纯洁、更积极的党内关系。凝聚着群众对政治身份认同的构建,承载着党由弱到强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无数奇迹的“政治密码”。

浙东根据地还以《解放周报》《新浙东报》等核心报刊,结合戏剧、木刻版画等多模态宣传载体,构建了一套分众策略的传播形式。在对内整合上,通过政治认同构建,实现了军民情感共同体建构效果,典型例证为 1945 年北撤期间数千群众自发护送部队的集体行动。还有民众参军率的提升,通讯文稿撰写的积极性,艰苦环境下党政军队人员的坚守等,都体现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认同。在对外瓦解上,实现了心理威慑影响。例如,通过各传播媒介深度报道梁弄战役,形成“军事 - 舆论”威慑,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传播效果。据浙东区党委档案记载,在《解放周报》日文版发行后两个月内,累计发生日军逃亡事件 10 起(涉及 41 人),其中 3 名携该报刊物与投诚通行证向新四军三五支队归附。在国际联动上,通过系统报道美军飞行员营救行动、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投诚等典型案例,成功塑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话语体系。

(二)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生态的意义衍变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传播活动并非孤立的政治行为,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国家文化价值建构的地方性实践。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的深层目的是对国家文化的价值构建,以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演变,凝聚着作为现代国民的中国人之整体认同的政治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走向(黄兴涛,2017)。浙东抗日根据地传播生态通过报刊、戏剧、口述历史等多元媒介,将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践行的行动纲领。由动员群众,到塑造身份认同,到构建军民情感共同体,最终达到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步。例如,在戏剧形式上,通过“戏剧下乡”运动,改造“的笃戏”。删改了大多属封建迷信、低沉、哀伤甚至黄色的旧戏,创作了一批为抗战、为工农兵服务的新编越剧剧目。如伊兵(周丹虹)的《桥头烽火》《龙溪风云》,郭静唐的《生死路》,民间艺人与文艺工作者合编的《赤胆忠心》,三北教育社的《反清乡》《筋竹岙之战》等等,将抗日主张转化为人民可理解的“伦理故事”“事件故事”等,实现“文化武装”,强化了民众命运与共的意识。还有《新浙东报》《时事简讯》等报刊通过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新华社电讯,将党中央的抗战方针与浙东地域实际相结合等等。报刊中的高频词汇“我们”,通常放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群众的意义之前,将党和民族、和群众紧密相连,塑造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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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挺高 .1993 年 . 男 . 汉 . 浙江乐清 . 硕士 . 研究方向:浙东红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