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本土化看中国文化外译

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各国文化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也是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必然选择 [1]。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成为亟待探讨的现实课题。

从中西翻译史的发展阶段来看，可根据主流翻译对象将其划分为三大阶段：宗教文献翻译、文学翻译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阶段 [2]。在这三个不同阶段中，康僧会作为宗教文献翻译初期的代表，以其“以儒释佛”的跨文化调适策略，成功实现了佛教思想在中国的本土化传播；林纾作为文学翻译初期的典范，通过“以中化西”的读者导向策略，促进了西方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二者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开展翻译实践，但都面临“异质文化初入中国”的相似语境，都通过本土化策略实现了高效传播。

当前，中国文化外译虽然以非文学实用文献（如政策文本、文化典籍）为核心，但在“走出去”过程中同样面临文化隔阂与接受障碍。康、林二人在宗教、文学领域本土化传播的成功经验，对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语言形式、文化调适与读者接受三个层面，系统分析康僧会与林纾的翻译策略，以期为当代中国文化外译提供历史借鉴与实践启示。

1. 本土化翻译

本土化翻译是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其概念界定与流程划分对于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本土化行业标准协会（LISA）对本地化及本土化翻译的广义定义为修改服务或产品以适应不同市场变化的方法 [3]。这一定义符合尤金 ·奈达提出的“自然性”概念，即“信息必须符合译语接受者的语言需求和文化期望”[4]。因此，翻译的本土化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涉及到文化、语言、社会等多个层面。翻译活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和交流。

2. 康僧会的翻译本土化策略

2.1 康僧会翻译本土化策略的三维分析

康僧会（约公元 3 世纪）是佛教初传中土时期的关键人物，其跨文化传播实践具有典型意义。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康僧会“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5]，这一特殊经历使其兼具天竺、中亚与汉地三重文化背景，精通梵汉双语及儒家经典。公元247 年，康僧会抵达建业（今南京），在儒家文化主导的江南地区传播佛教 [6]。面对文化差异，他采取以文化调适为核心的本土化翻译策略，通过语言形式、文化调适与读者接受三个层面的系统化改造，使佛教义理成功融入中国文化语境。

在语言形式层面，康僧会的策略体现在词汇置换与语体改造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大量采用儒家术语阐释佛教概念，如在《六度集经·明度无极章第六》中，以“五教治政”表述佛教伦理规范，其中“奉孝不醉”等要求，以及“孝道”、“孝顺父母”等表述 [7]，均源自儒家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在语体风格上，其译经呈现出“文白混杂而偏文，雅俗兼容而偏雅”的特征 [8]，既符合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又兼顾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

在文化调适层面，康僧会并未强行移植异质观念，而是致力于儒佛思想的调和。他将佛教的“孝道”与儒家的“仁爱”“仁政”和“孝”理念相结合，创造出“佛教孝道”的传播方式。佛教孝道与当时中国南方儒学等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下的孝道存在差异，佛学推崇出世间的孝道，这种孝道需要出家用佛学救赎父母，使父母免于轮回之苦；当时的中国则推崇入世孝道，具体表现在尊敬、侍奉、善终、谏诤、侍疾、立身以及感情上的爱亲等多个方面，例如，《论语·里仁》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9]，以及《孟子·离娄上》的第26 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0] 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入世孝道。两种理念的差异为康僧会促进佛教传播带来了困扰，其解决办法为借助儒家理念来阐释佛教义理，成功地调和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使佛教教义在中国社会中得到广泛接受。

在读者接受层面，康僧会展现出明确的受众意识。其翻译策略始终以江南地区受众的文化心理和接受习惯为导向，通过上述语言与文化层面的调适，使佛教思想不仅获得士大夫群体的认同，也赢得了民间受众的接受，为佛教在中国传播开辟了道路。

2.2 康僧会翻译本土化策略的影响

康僧会在建业（今南京）的佛教传播活动，是其融汇儒佛、推进佛教本土化的集中体现。在此期间，他摒弃了传统佛经翻译的单一模式，转而采取佛教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的翻译策略，将佛教的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道德理念与儒家的“仁爱”“仁政”以及“孝”等核心观念相融合。这种策略不仅获得了当时统治阶层的支持，也促成了佛教在华夏文化中的广泛传播与根植。

从其译作历时千载仍得以存续、以及佛教最终融入中华文化核心这两方面来看，康僧会的本土化实践无疑是成功的。康僧会的翻译策略创造性地融合佛教与儒家思想，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文化妥协，而是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跨文化元素，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康僧会的实践凸显了译者作为文化调适者的核心角色。从康僧会的翻译实践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成功的跨文化传播必须超越字面忠实，致力于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意义的有效再生与共鸣。当代译者可以从康僧会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在新时代下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3. 林纾的翻译本土化策略

3.1 林纾翻译本土化策略的三维分析

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人，字琴南，是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的开创性人物。他活跃于清末民初这一社会变革时期，其翻译实践旨在借助西方文学作品启迪民智、救国图存，因而超越了纯粹的语言转换，成为一种深度的文化调适与本土化重构。以下从语言形式、文化调适与读者接受三个层面，系统剖析其本土化策略。

在语言形式层面，林纾创造性地采用桐城派古文笔法翻译西方小说，赋予译作典雅凝练的汉语特质。如《巴黎茶花女遗事》开篇：“马克格尼尔（玛格丽特）者，巴黎名妓也，容华绝代，举止娴雅……”，仿史传文学体例，符合士大夫审美趣味，其译笔被赞“典雅隽永，如读唐宋传奇”[11]。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一味复古，而是在文言框架中审慎融入欧化句式以保留原文风味。译作《大卫·科波菲尔》中，“我之不幸，殆如冬日之阴云”一句，既维持了比喻的异域色彩，又通过文言化处理确保了译文流畅可读 [11^⋅ ]。这种“文白相融”的策略，实则是其对“言文合一”时代思潮的翻译实践回应。

在文化调适层面，面对中西文化差异，林纾多采用归化策略，将西方文化意象转化为中国读者熟悉的表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他运用“以中化西”的策略，将西方文学作品的文化核心内容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突出强调小说的道德教化功能[12]，大部分适时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以及少部分异化翻译策略。以《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为例，林纾在翻译时对女性外貌描写进行了本土化处理。原文中“purity of her complexion”及“a mildblue eye”，并未直译为“肤色的纯净”或“温和的蓝眼睛”，而是分别转化为“肌肤直同美玉”与“秀目天成”[13]。通过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玉”喻美人、“秀目”代指明眸的意象，林纾有效淡化了异质感，使人物形象更符合本土审美期待。

为拉近读者与异域文学的距离，林纾频繁采用中西比较方法。其在译序中常将西方作者比附为中国文化名家，如称司各特“可侪吾国之司马迁”，狄更斯之作可与《红楼梦》、《史记》媲美[14]。此类类比激发了晚清读者的阅读兴趣与认同感。此外，林纾善于通过创造性改写增强译作的接受度，如将《Uncle Tom’s Cabin》译为《黑奴吁天录》，书名出自《诗经》与《尚书》，既传递了原作的悲伤情绪，又唤起了本土读者的文化记忆，堪称读者导向翻译的典范。

3.2 林纾本土化翻译的影响

林纾的翻译作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众对西方文学的认识与了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林纾的实践启示当代译者，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并非追求字句的绝对忠实，而需深刻理解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与审美习惯，灵活运用归化、比附、改写等策略，实现中国故事在异质语境中的“创造性重生”。

4. 从康僧会和林纾翻译本土化看中国文化外译

4.1 中国文化外译的背景

基于前文对康僧会与林纾本土化策略的三维解构，可见其历史经验对处于相似阶段的当代中国文化外译具有重要启示。因此，有必要审视当前中国文化外译的时代背景与核心挑战。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00 年 10 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15]；2023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16]，在顶层设计的持续推动下，中华文化外译已成为构建国家软实力与促进跨文明对话的重要途径，亦是对外语人才与翻译工作者提出的时代要求。

在实践层面，中国文化对外译介已取得显著进展。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作为典籍翻译的标志性项目，截至 2022 年初已推出 112 种中华经典著作的英译本[17]，体现了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在数量上的成就。然而，潘文国指出，当前典籍翻译正面临从“量”到“质”的战略转型需求，翻译质量的提升对文化传播效果至关重要[17]。申鹏远进一步分析发现，典籍外译在海外市场接受度不佳的主要原因包括翻译策略单一（过度依赖直译）、文化语境差异和传播渠道局限等，建议引入译介学理论优化传播路径 [18]。这些研究表明，中国文化外译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需要在跨文化适应与受众接受层面实现突破。

4.2 翻译本土化策略对中国文化外译的借鉴意义

康僧会与林纾的翻译实践所处阶段与当前中国文化外译具有某种历史相似性：二者皆在受体文化中对陌生文化体系进行初步引介，均面临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接受阻力。与此同时，杨庆存指出，十八大后我国围绕“提升文化软实力”作出部署，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外译”作为落实文化“走出去”的核心路径被明确提出[19]，由此可知，目前“中国文化外译”工作也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那么当下译者应该也可以尝试采取本土化翻译。

基于前文对康僧会与林纾本土化策略的析出，当代中国文化外译可从中获得如下启示：在策略层面，应融合康僧会的“文化调适”与林纾的“读者导向”，采取分层传播策略。对核心文化概念可适度异化以保留文化身份；对载体形式则应适度归化，以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其次，译者需具备自觉的跨文化意识，主动消除“文化折扣”。可通过类比、意象替换、伦理融合等方式拉近与目标读者的距离，在保持原文精神的基础上实现有效传播；最后，应辩证处理“真实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关系。本土化绝非削足适履式的文化妥协，而是以目标语文化思维为出发点，对源语文化精神进行创造性重构，使其跨越语言与时空壁垒，真正融入全球文明对话之中。

结束语：

本文通过从语言形式、文化调适与读者接受三个维度对康僧会与林纾的本土化翻译策略进行解构与比较，揭示了其在促进异质文化传播方面的成功经验。康僧会以儒家话语体系为桥梁，通过词汇转换、伦理融合与语体雅化，使佛教义理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林纾则以文言归化、文化意象置换与读者导向策略，推动了西方文学在晚清社会的接受与传播。二者的实践表明，有效的文化外译并非追求语言层面的机械对等，而是一个强调跨文化调适与创造性重构的动态过程。译者应在把握原文精神的基础上，充分考量目标读者的文化认知与接受习惯，灵活运用本土化翻译策略，促进中国文化的高质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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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思廉（2005.03）；女，汉族；甘肃庆阳人；硕士在读；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文化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