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醉与痛苦交织下的出走：《一千种绿，一万种蓝》中的叙事策略与伦理审视

安努拉达 ·洛伊（Anuradha Roy，1967—）是印度当代享有国际声誉的重要女性作家。她以女性敏锐细腻的感受力，自其创作生涯伊始，便充分关注印度发展面临的现实和社会问题，尤其关注印度女性群体面临的严峻的生存困境。《一千种绿，一万种蓝》作为其发表的第四部小说，也延续了这一创作取向。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嘉亚特里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女性，不堪忍受丈夫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却日益压抑的家庭环境，便跟随德国艺术家出走巴厘岛。然而，这一逃逸行为，对嘉亚特里来说，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漫长迁徙，更让其心灵空间必然经历剧烈的文化震荡，始终面临着文化冲突造成的心灵哀伤和严峻的道德审视。

小说从年过六旬的儿子梅什金的回溯性视角出发，在上部以儿童视角讲述了印度母亲逃逸的故事，包含着被遗弃造成的创伤和困惑；后半部分，则是梅什金阅读母亲于旅行之中写给好友的书信，其中包含着对母亲行为动机的理解和释然，有着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自身痛苦的疗救和成年后的理性审视。洛伊将泰戈尔、贝丽尔等真实的历史人物融入小说虚构，运用多元的叙事技巧，重构了二战时期被宏大话语遮蔽的属于印度女性的“真实”，并质疑了民族主义和帝国话语等集体声音施加于印度女性身上的身份规训的正当性，纾解了母亲所面临的道德诘难。

一、女性身体：作为话语操纵的政治符号

（一）马丁·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寓所”，这句话强调了语言联结作为主体的人与存在的中介的独特价值，但也说明语言绝不是一个中立的符号系统，相反，它具有为事物命名和揭示存在的特权。某种程度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 1，话语对人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建构作用。

就小说文本而言，对于处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印度来说，严酷的殖民主义统治与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相互交织，也借助话语（语言）的述行性力量将自我及他者建构成不同的主体。因此，对于一位印度女性而言，其不仅承受着作为女儿、妻子与母亲的多重身份的束缚和道德规训，也面临着民族解放的宏大话语和集体意志对母性理想的投射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对于印度女性的表征暴力，对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嘉亚特里而言，其身份实践在多重话语－权力的交织中，必然饱受挫折。

“舞蹈的发明是为了让男人看女人，而不是让女人看女人”2，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在印度的父权制社会之中，舞蹈等艺术形式所暗含的不平等的视觉权力机制和观看模式。在众多女性看来，舞蹈和音乐等艺术形式，是展现女性自由与身体之美的重要空间，而实际上，却使自己在不自觉中成为了迎合男性凝视和快感的欲望景观，处于被物化的悲剧处境。但在嘉亚特里看来，正是在舞蹈和音乐之中，她将自身之美作为操纵男性欲望和情感的重要符号，其目的是将女性在这观看机制中以更高实体的形式进行生产，正如其所说“也许我从他身上看到的，是我对于自身的迷恋”。是摆脱家庭的压抑和琐碎后，将舞蹈变成了一场独属于女性自我的排他性的狂欢。

（二）另一方面，对于欧洲殖民者和众多东方学家而言，其研究东方艺术和宗教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自身的殖民合法性，为帝国主义张目。在小说中，欧洲艺术家斯皮斯和贝丽尔等人，虽醉心于研究印度舞蹈和绘画，却是将其作为满足其猎奇欲望的他者进行研究，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贝丽尔看来，嘉亚特里则是需要被解救的处于笼中的那一只迷人的太阳鸟。在丽贝尔和嘉亚特里的关系中，白人妇女是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而存在的，不断对其进行鼓励和开导，鼓励其走出家庭，追求艺术梦想。其实，在白人妇女眼中，东方女性是匮乏软弱而意志薄弱的个体，通过这一行为，将自己塑造为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拯救者，以强化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这其中包含着对于东方妇女的表征暴力。对于嘉亚特里而言，白人女性主义的伦理和生存诉求，是否能代表抑或遮蔽了属于印度妇女的声音？真实而混杂的女性声音和身份定位诉求是否被白人霸权主义话语裹挟？

其次，在印度独立情绪高涨的时代背景之下，印度民族主义者将女性想象和构建为印度母亲的理想形象。那么对于女主人公来说，女性的单薄而脆弱的肉体却成了一个新生国家的政治象征和符号，似乎一个新生的庞大国家的合法性却建立在女性身体之上。在其丈夫为代表的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男性看来，印度母亲应是隐忍、克制和甘于奉献的，并以此不断对女性行为进行规训。女性身体被民族主义话语装置所捕获，成为政治符号，进一步压制了女性身体的自然欲望和情感诉求。作者似乎发现，印度的独立与新生并不意味着印度妇女的解放和自由，作为政治生命，却并不享有处于共同体内部的个体自由与尊严。嘉亚特里可悲地发现，女性生命和身体只不过是各种权力都可以肆意征用的一块可以被任何话语进行标记和随意书写的白板。

其实，嘉亚特里并不是一位典型的印度妇女，其从小家境优渥，在父亲的庇护和培养之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但“她的每一个小小的自由都取决于他的默许”3，父亲去世后，便如同非人格化的物品一般被交易而被迫出嫁，女性只不过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附庸，她也只能在各种话语的夹缝之中挣扎着渴望发出微弱的声响。

二、言说真相：小说叙事的空间化形态

（一）美国文学理论家弗兰克认为，现代小说家往往表现出对线性时间的摒弃和对空间的偏爱，这使小说叙事呈现出鲜明的空间化特征。就《一千种绿，一万种蓝》而言，作者以回溯性的儿童视角和口吻讲述了母亲出逃的经历和遭受抛弃的创伤经历，但却运用情节并置和碎片化叙事、元小说性与叙事入侵、意识流与互文性等现代叙事技巧，中断了小说叙事的时间流，构建了亦真亦幻的开放的文本空间。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出走母亲的书信以独语的形式，既形成了多视角的重复叙事，言说了出走事件的真相，也使小说文本成为了多种声音对话和博弈的空间场域，从而还原了被主流历史叙事遮蔽和误读的女性真实生存样态。

小说的创作意图在于揭露印度女性过去及现在的生存境遇，揭露战争和父权制度对于印度女性的人性的摧残和戕害。洛伊通过多视角、多人称的叙事碎片，使小说叙事不断在梅什金的童年和老年不同时空转换，多个小说人物的叙事片段相互补充、积累、矛盾，人物间不同的道德立场和个性得以折射，也使嘉亚特里出走这一核心事件更为丰满和圆润，构成了宏大的多声部叙事声音。

（二）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力图强调艺术的假定性情境的真实性，不断用真实的细节为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时空感，作者却时常中断小说的叙事进程和时间流，与接受者一同探讨小说的艺术技巧和小说情节的文本来源。作者对于叙述人叙述行为的终止和虚构时空的入侵，使文本具有鲜明的对话性和开放性。这种元小说性在提醒读者关注小说之为小说的艺术特质的同时，也将接受者带入到老年梅什金所处的现实时空和平行的互文虚构文本之中。童年的梅什金的限知视角与老年的叙事声音之间形成了某种复调性，显示了文本的张力与空间广度。

另外，洛伊将真实历史人物和游历经历穿插于小说的虚构情境之中，将真实与虚构混杂，传达了对于历史真相的某种质疑。作者将其他小说的文本碎片和人物经历与小说中的母亲进行对照，如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孟加拉少女阿穆里塔与罗马尼亚学生私奔的故事，则是来自于另一部孟加拉语小说，并试图借此言说母亲所面临的情感困境和真实的出走动机。

作者在叙事之中拥有极大的自由，时常在不同小说文本之间跳跃，将小说的碎片拼贴并置于同一文本之中。似乎在作者看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 4，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本。印度妇女的个体心灵史与小说叙事、真实的历史碎片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小说创作只是一场符号和文本之间自由意指的游戏和狂欢。由此，小说对二战历史进行重述时，便摆脱了进步主义的线性叙事，在不同空间的游走中，淡化了时间感知。

三、伦理诘难的悬置：对自然生命的深切宽容

（一）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二战前后至印度独立时期，这正是一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对抗博弈的动荡时期。小说虽然没有描写宏大的战争场景的史诗性笔力，却别出心裁地选择了远离战争腹地的印度和南洋诸岛，关注处于世界权力体系边缘的普通个体在日益迫近和浓重的战争阴霾之下的个体选择和日常生活。

对于诸如嘉亚特里一家的印度平民而言，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严峻，战争也越来越成为个体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核心事件，它已然入侵和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控制着不同个体的行为和欲望，影响着人与世界、个体与战争之关系等根本命题的思考。

（二）战争无疑造成了原有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的某种崩溃，不同个体均通过选择和行动重新建构着自我的角色和身份。如德国艺术家斯皮斯便是一个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者，寄希望于构建一个跨越种族和异质文化的艺术乌托邦，而去美化生活，将自我从现实的苦难之中抽离，渴望在艺术构筑的堡垒之中独善其身。“生活是一个漫长的生日。或者，如果它不是，我们也要把它变成这样。”“国家可能会爆炸，但音乐无处不在，美俯拾皆是”5。这种近乎执拗的对美的追寻，也许忽视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对于个体政治生命所提供的根本庇护，逃避了作为公民的伦理责任，却也是每个生命面对残酷的战争政治机器时无奈而真实的情感反应。

也许，人和动物的生命形式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的动物，人生活在一个诸如城邦的公共政治空间和社会关系之中。人通过语言订立政治契约和诸如《圣经》等宗教文化典籍，确立了分隔性的二元结构。将作为生物体的人划分为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而将人的生命形式进行某种割裂，在对动物性的自然生命和自然欲望的排斥之中生产出了人作为政治主体的优越性，从赤身裸体穿上了文明的外衣。

但作者却可悲地发现，当作为肉身的人，在面对战争机器的蹂躏之时，想象动物一般获得自然生命的存续，似乎也成为一种奢望。当包括斯皮斯在内的众多德国艺术家和平民，因荷兰与德国宣战，因国籍这一政治符号，而在巴厘岛被捕而被押入集中营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无差别的迫害之时，当人权的正当性与政治机器相冲突而引发规范性危机之时，人也只不过是可以被主权随意决断的赤裸肉体而已。洛伊也借二战这一特殊情境，反思和揭示了人的生命被政治化之后的悲剧性处境。可以说，洛伊暗示了现代政体只不过建立在启蒙话语和人权神话的无根基的假定性基础之上，包含着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悲悯。

由此，人的生命的悲剧性情境，根本上悬置了嘉亚特里因抛夫弃子的出走而背负的道德诘难。其追求艺术梦想和自由环境的行动，也不过是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体现。艺术只是摆脱话语对人作为自然生命的分割和异化的一个中介性姿势。在结尾，老年梅什金选择远渡南洋，追寻母亲的脚步和遗迹，便是对母亲行为的理解和释然。同时，他选择做一名园丁，与植物和花草相伴，不也是出于其对人事和社会关系的厌倦，同其母一样，选择维护人作为自然生命原初的完满的生命形式吗？

四、结语

不同于传统的印度女性形象，《一千种绿，一万种蓝》为我们塑造了嘉亚特里这一截然不同的印度母亲形象，其中包含着洛伊希望包容差异、消除话语暴力的印度民族共同体和女性新生的殷切希望。同时，洛伊也用多声部、多视角还原了 20 世纪上半叶印度这一纷繁复杂的话语场和权力场。小说的结尾处，梅什金的出海追寻母亲遗迹的行动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小说的伦理思考和反思对于个体而言，也是不会终止的。

注释：

[1] Foucault Death and the Labyrinth: the world of Ray-mond.ByC.the Athline Press 1987,p179.

[2] 安努拉达·洛伊：《一千种绿，一万种蓝》，谭雪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70 页。

[3] 同上书，第139 页。

[4] Julia Kristeva.world,Dialogue,and Novel,The Kristeva Reader,editedby TorilMoi.Oxford：Basil Black-well,Ltd,1986,p37.

[5] 同上书，第 117 页。

参考文献：

[1]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马月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2] 贾岩.“印度母亲”与印度的民族主义想象[J]. 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03）.

[3] 尹晶 . 民族主义的去魅——印度布克奖小说的人文主义反思 [J].外国文学，2021（01）.

[4] 安努拉达·洛伊．一千种绿，一万种蓝 [M]. 谭雪冉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5] 武琳. 印度女性的“月亮与六便士”——《一千种绿，一万种蓝》的女性逃离母题[J]. 世界文化，20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