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圣经《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探析

一、引言

《圣经》汉译是全球《圣经》翻译活动的一部分，宗教文本特有的神圣性往往促使基督教信徒倾向于认为直译是最恰当的翻译方法。然而，除宗教意义之外，《圣经》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学、艺术及思想价值，这些多元的特性要求译者在处理译文时不得不兼顾其可读性。

本文参考了圣经的两个版本，一个是现代中文译本，一个是其蓝本现代英文译本。前者是由美国圣经学会基于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翻译出的英文译本，以语言简洁易读而闻名，拥有大量的读者群，成为第一本权威性的、易于理解的圣经著作（任东升，2001）。而后者是圣经公会于 1979 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其主要受众为初次接触圣经的读者群体，语言风格注重通俗易懂，便于理解和接受。

本文以奈达的“功能对等 ”理论为指导，对《现代中文译本》进行实例分析，以证明功能对等理论在《圣经》汉译中的可行性。功能对等理论认为，翻译是否有效主要在于读者是否能充分理解并鉴赏翻译文本，特别强调原文与译文的等效性。译者应当“把上帝之言的意义合乎语言习惯、合乎语法地传达出来，从而给出原文的生命和精神”（张天慧，2020）。由于圣经体目庞大，本文主要选取新约《马太福音》中的译文进行个例研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读者能更准确地理解《圣经》的深意。

二、《圣经》翻译史综述

《圣经》的翻译工作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它不仅涉及到语言的转换，还包括对文化背景、历史语境和宗教术语的准确传达（谢雪如，1984）。不同语言版本的《圣经》在翻译时会考虑到目标语言的文化特点和读者的理解能力，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

2.1《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史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是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任东升，2006）。最早的《圣经》汉译可以追溯至7 到8 世纪的唐代，记载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一时期，《圣经》汉译的文风深受儒家思想与佛教文化的影响，其译文在表达上倾向于采用与佛经翻译作品相接近的文体与措辞。

16 世纪末至17 世纪初，随着基督教传教士的到来，《圣经》的汉译工作开始起步。这一时期的翻译主要由传教士主导。他们进行初步口授或翻译后，中国人再进行调整润色，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流畅度。

18 世纪至20 世纪，《圣经》汉译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翻译工作由外国传教士完成，译文普遍采用文言文形式。其中一些著名的译本包括：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等（卢丛媚，2012）。

20 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们为了规范统一市场上的中文《圣经》版本，共同倡议出版一本全国通用且具权威性的中文《圣经》版本。这一工作历时多年，最终完成了文理、浅文理和汉语三个版本的翻译。其中，1919 年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因其广泛的受众与通俗易懂的特点成为最受欢迎的译本。

20 世纪以来，《圣经》的汉译进入新时期，出现了如王宣忱的《新约全书》以及《吕振中译本》的个人译作，也有如《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新译本》、等的华人圣经学者集体成果。这一时期，《圣经》汉译版本的显著特点在于译者主体的重大转变，以往《圣经》翻译主要由传教士主导，而到了这一时期，转变为以华人译者为主，甚至完全由华人圣经学者独立承担译经工作（刘维静，2010）。

2.2《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原则

《现代中文译本》由许牧世、骆维仁、周联华、焦明及王成章等翻译，以《现代英文译本》作为翻译蓝本，运用现代普遍流行的文体。其主要对象是刚接触《圣经》的读者，主要原则如下：1、意义相符、效果相等，胜于重视形式相符；2、脉络意义一致胜于词句一致，即保持原文的整体意义和上下文的连贯性比逐字逐句的翻译更为重要；3、口语形式胜于书写形式，易于表达；4、适合中学程度人士用语，语言更加通俗易懂；5、采用普遍的国语，即现代标准汉语，以便于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能够阅读和理解；6、译文必须让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同样能懂。（赵晓阳，2022）。

总之，《现代中文译本》基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旨在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对等的反应。然而，文化背景、表达方式以及语言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让原文中的常见概念在目标文化中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因此，奈达建议翻译时应采用“最贴近的自然对等”。

三、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3.1 功能对等理论的发展

1964 年，奈达在其著作《翻译科学探索》中首次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后改为“功能对等”）。奈达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词汇和句法的转换，更是文化和交际层面的对等。他强调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应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对等，即追求“读者接受效果对等”。因此，奈达进一步阐释了翻译的动态对等概念，指出翻译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目标语言中寻找与源语言信息最为贴近且自然的对等表达。然而，由于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结构和文化差异，形式上的完全对等往往难以实现。因此，他主张在翻译实践中，若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之间产生冲突，译者应当把动态对等置于首位，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具体形式，灵活处理以达到更自然的译文效果。

20 世纪80 年代，奈达在其著作《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用“功能对等”这一概念替代了“动态对等”，以更准确地突显翻译中的交际功能，并消除对动态对等的误解。功能对等理论并不是要求译文和原文在形式上完全相同，而是要求在意义和内容上实现对等。

3.2 功能对等理论的内涵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分为四个方面，包括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和文体对等。其中，词汇对等是指在目标语言中寻找与源语言词汇在意义上对等的词汇。它不仅涉及直接的词义对应，还包括考虑词汇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色彩和文化内涵。句法对等是指译文的语言结构应与原文在句法上保持一致，同时在不改变语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风格和特点。篇章对等指翻译必须建立在对原文上下文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这往往需要译者具备丰富的背景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文体对等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要保持原文材料类型的对等性。不同类型的文本，如法律文件、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都具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和风格，意味着译者需要选择与原文风格相匹配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确保译文在风格上与原文相一致。

形式对等强调译文在语法结构、词汇选择和语义上要与原文贴切对应。而功能对等理论强调读者反应的相似性，其核心目的在于确保目标语言读者能够获取与源语言读者一致的信息及情感体验。内容对等指译文需与译入语的文化背景及译文读者的语言习惯相符合，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与理解的顺畅性。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中，内容对等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概念，是运用该理论进行翻译时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仲伟合，钟钰，1999）。

因此，在翻译中，译者应深入挖掘原文的深层含义与核心精神，而非仅仅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与外在形式，这也就是奈达一直提倡的“内容第一, 形式第二”。奈达曾明确指出，“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并不意味着完全忽视形式。在翻译时，应尽量在形式上也达到对等，但当形式对等与内容对等无法同时实现时，应优先确保内容对等（赵丹丹，2011）。

四、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现代中文译本》

《现代中文译本》及其蓝本《现代英文译本》都以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在翻译这一适合慕道者和初信者的圣经译本时，遵循了“意义相符，效果相等”和“忠于原文，忠于读者”的原则。为了确保译本既忠实于原文的神圣信息，又能让目标读者群体轻松理解和接受，译者采取了多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如意译，增词、调整语序等。

4.1 词汇层面

作为一部宗教经典，《圣经》中频繁出现宗教和神学术语。《现代中文译本》在翻译神学用语时，力求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其含义，这一做法不仅有助于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还能更好地传播圣经的教诲和启示。这一点与《和合本》相比尤为明显，如“方言”翻译为“灵语”、“律法”翻译为“法律”、“称义”翻译为“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前者为和合本用语），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巩艺超，2010）。

同时，减少使用音译词汇。例如，路加福音中的“Mammon”是阿拉姆语，意为“财富”。在《和合本》中，该词音译为 “玛门”，而在《现代中文译本》中，该词被解释为 “金钱”，更易于读者理解。又例如马太福音中“拉加”和“魔利”（和合本），在《现代中文译本》中被译为“废物”和“蠢东西”。

4.2 句子层面

由于不同语言间文化背景、表达习惯和语言结构的差异，实现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因此，奈达提出了“最贴切的自然对等”概念，强调在翻译时应充分考虑文化背景和汉语的语言思维习惯等因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现代中文译本》主要采取意译法，及不同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4.2.1 直译与意译

如果指称意义与联想意义在功能上能够实现相当程度的字面对应，那么显然，在形式上作出调整便非必需之举。例1：

原 文 : Never let go of loyalty and faithfulness. Tie them around your neck ; write them on your heart.

译文: 你不可离弃忠诚信实，要把它们系在脖子上，写在心坎上。

上述例子采用了直译法，因为在中国读者的认知中，“系在脖子上，写在心坎上”与英文的表达意义一致。这种直接的翻译方式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形式，也成功传达了原作的含义。但是由于英语句子和汉语句子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译者在翻译时应注意内容重于形式。在对指定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情况下，有理由进行修改的类型主要是词汇，但也可能涉及句法问题。因此，主要还是采用意译法。例2：

原 文：A scoundrel and villain, who goes about with a corrupt mouth.

译文：无赖、邪恶的人到处撒谎。

例 2 巧妙地采用了意译的手法，将英文原句中的“corruptmouth”转译为中文的“撒谎”。这一处理方式不仅精准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而且使得译文更加贴近中文表达习惯，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理解其意。通过这样的翻译策略，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核心信息，还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流畅度。

4.2.2 增译

为了确保译文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适时地增添一些起过渡作用的词汇或短语，以此来加强句子之间的逻辑联系。例1：

原文：The beginning of gospel about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译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开始的。

例1 巧妙地加入了“是这样”这一表述，用以展现叙事的韵味。这一添加不仅使得译文更为通顺流畅，还成功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阅读兴趣。例2：

原文：So they went.“He went out again about the sixth hour and the ninth hour and did the same thing.

译文：他们就去了。后来，中午十二点钟和下午叁点钟，他又出去，照样雇了一些工人。

例 2 加入了一个表示时间顺序的词，“后来”。这一增添不仅显著提升了译文的连贯性和逻辑性，而且使得整个叙述流程更加通顺合理，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再如，对于“the exiles”（流亡者）的翻译，译本也采用了增译法，将其译为“流亡的以色列人”。由于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以色列人因遭受迫害而流亡的历史背景有着深入了解，而中国的读者可能对此并不熟悉，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明确指出了这一隐含的背景信息，使译文更加清晰明了。

4.2.3 调整语序

在翻译时，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言的习惯和语境来调整语序，以确保翻译的流畅性和准确性。例1：

原文：As Jesus was walking beside the Sea of Galilee, he saw two brothers, Simon called Peter and his brother Andrew. They were casting a net into the lake, for they were fishermen.

译文：耶稣沿加利利湖边走着，看见两个打鱼的兄弟，西门（别号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得烈，正在湖里撒网打鱼。

在例 2 中，原文中的从句“for they were fishermen”若直接翻译为“因为他们是渔夫”，虽然在语法结构上保持了原句的形式，但在中文的表达习惯中，这样的句式可能会打断读者的阅读流畅性，使得句子显得稍显生硬。为了优化这一表达，采用了语序调整的策略，将这一从句的信息转化为修饰两兄弟的形容词短语“打鱼的”，保证了阅读流程的自然与顺畅。

4.2.4 主动语态

由于中英文表达习惯不同，英文多用被动语态，而中文多用主动语态。因此，《现代中文译本》多将被动语态转为主动。例1：

原文：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译文：为罪恶悲伤的人多麽有福啊；上帝要安慰他们！

在上述翻译例子中，原英文句子中的被动语态“be comforted”（被安慰）在翻译为中文时，均被巧妙地转换为了主动语态，即“安慰”。这一处理手法不仅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而且使得译文更加自然流畅，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五、结论

圣经不仅是宗教经典，也是文学作品，其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文化内涵都极为丰富。因此，功能对等理论在圣经翻译中尤为重要。奈达认为，翻译的本质是沟通，而沟通的有效性取决于译文读者的理解和反应。

本文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以提取例句的方式，对比分析了《现代中文译本》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证明功能对等理论在《圣经》翻译中的有效性。本文从词汇、句子两个层面进行研究：首先在词汇方面，该译本用语通俗易懂，减少了神学用语和音译词，同时又使用四字词语，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在句子方面，主要采用意译、增译、调整语序、逆译、主动语态等翻译方法和技巧。分析表明，《现代中文译本》语言浅显易懂，受众广泛，既尽可能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征，又充分考虑了目标读者的文化和语言背景，力求达到“最贴切的自然对等”。因此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圣经》的汉译具备深刻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巩艺超 .《圣经》和合本与现代中文译本之比较 [J]. 科技信息 ,2010(16):558+560

[2] 卢从媚 . 翻译伦理视角下西方《圣经》翻译简史探究 [J]. 外语研究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