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城的自然哲学观点与诗歌风格转变

顾城曾无数次在演讲稿与随笔中描述他对于自然哲学、对于艺术境界的思考，也同时坚持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对于更加深奥的诗意境界的追求。一个热爱自然、热衷于发现生活的诗意情趣，并且始终坚持用孩子一般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看待诗的“童话诗人”，却最终认为“文字的自由给人的世界带来了危险也带来了平白的语言和清朗的气象”，决定放任由文字自由地组合与排列，这无疑是源于诗人在思想上的转变。

一、顾城对老庄哲学的艺术延伸

在顾城的文集和演讲讲稿中不难发现，老庄哲学给他带来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在演讲草稿《自然哲学纲要》中，顾城从“自然”一词谈起，引用老子的话并将其解释为“‘自’是本源，天生的状态，规则，我外无他之我。‘然’是一种微妙的心态，认同、接纳和这样的含义”，认为“当然是中国人思想的最终境界，言禅、言道莫不这般，这是人对自身观念的超脱，更是灵性对外间存有的超脱”，随后由自然之境、自然观的思辨、自然哲学的表达等各个层面，对自己的自然哲学观进行了十分系统的剖析。

顾城对于诗歌创作的感悟，不仅抓住了道家“法自然”的要领，其在艺术上也执着于对于老子、庄子所主张的“无为”“无不为”的追求。在美学上所追求的“空灵”、无我之境，与老庄哲学上的”无为”是相互对应的，而“没有目的”的艺术作品才可以说是空灵的、符合无我之境界的，同时也应该是超乎于创作者的个性的 ; 而没有目的的“我”，则与没有目的的“艺术”相反，是具有彻底的自由意志的，有着独一无二的鲜明个性。在这两种不同层次的“没有目的”之下，从事艺术创作、追求艺术境界的动机是被消解了的，乃至于“创作”这一概念也不再能够束缚诗人；而诗人的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灵动，能够使其创作处在长久乃至于永恒的艺术创造之中。这种创造是作为客观的艺术、诗歌的创造，更可以是诗人灵动的“自性”的创造。到此境界，诗歌艺术的创作过程不仅是可为诗人冥冥之中的一场人间游戏，更应是一个由诗歌艺术所表达和延伸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社会概念过程——其中包括了生死概念、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的准则以及一切与为之生活相关的道德意识，都能够达到与诗人无关的境地。因此，顾城所理解的“无为”，包含了艺术创作上的“没有目的”；而“无不为”，则是根植于诗人本性中的灵性自为。

在哲学观点上，继发觉了“无为”与“无不为”的哲学内涵并将其贯彻于创作技艺之中后，顾城进一步走向了对于人生境界的追求——“当然是我们思想哲学的终极境地就是人对自我认识观念的超脱，就是灵性对外部生存的超脱，这是一致的，又是超脱有无的，所以也应该就是最初与终极的平衡。”同时，顾城也认识到，与西方“自然”的概念相比，它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分别，这显然也是基于“无”的观念的深化。这里的自然是超乎人类的，自然之境是人对于超乎人的自然的体悟，是对人的“有”“无”“生”“灭”观念的摒弃。而我国古代哲学中的自然之理境又能和我国古代诗歌的诗境相融会，都是属于这种无目的的自我观照。在这个充满理想色彩的明澈的诗境世界之中，语言都是完全属于自己创造的，作家本人与所有读者一样都是处于一种与作者自己天地不相隔的状态之中，有着一种极为超然自在的所谓“无分别”之状态，顾城描述其为“如花草树木，自生自长，灵悟隐现，如鸟飞鱼跃……不是像旅游者那样看待风景，而是像空气和春天那样，体悟万象和自身的变化”。

二、哲学思考的诗意体现

顾城对哲学的追求，极为明显地表现在了他的文学态度上，也同样成为了他在文学上的追求目标。当然，在这个哲学的层面上，顾城是执着于从自我出发的——“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固执，我喜欢我自己”。中国的哲学是一体的，作为哲学的一部分，精神更是灵魂的体现。因此，在一切创作的过程中，顾城始终是把握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并自觉地引导意识去与理想的“自然之境”贴近，以至于发掘到“来自天之冥冥的精神”——“这个精神如此强大，以至于整个人世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它的创作场地，以致令他自身也无可抵抗地化为颜料而成为了这幅画的中心部分”。自然的精神是贯穿于顾城的哲学思考与诗意追求之间的核心枢纽，在哲学上这包含着寻找真知的方法论，在文学上这蕴藏着达到逍遥状态的境界。

如果说早期的顾城便意识到诗歌意境中意象的重要意义，那么，伴随着精神世界的成长与发展，以及其哲学观点的逐渐成型，他开始选择将诗歌中的神秘性、反逻辑性与反知性走到极端，更多地去选择隐喻性意象与象征性意象，从而能够保证极为直接性地呈现出独立的“自我”，并在此基础之上去构建自然之境。最终到了“无我”阶段时，自然意象、或者具有社会化意义的自然意象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社会性意象乃至于具象。同时，诗人追求的自然之境，在顾城的潜意识里，反过来对他所运用的意象、隐喻和象征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

对于顾城而言，诗的语言作为一种自然的语言，并不仅仅局限于使用的词语、构建的句子，更指向了一种特殊的、自然的、独立的文体，尤其是从顾城后期的文学创作中来看，语言使用之散漫、生涩是具有系统性特点的。第一，从语言整体的风格来看，顾城中后期的诗歌具有极为突出的口语化特点，词汇通俗化、生活化，同时具有丰富的拟声色彩，通过随意地组合片段化的词汇与句群，在破坏诗歌语言整体性的同时围绕主题进行极为抽象地叙写；第二，从语言与诗歌主题、表达内容乃至于细微到某个具体的描写意象上看，更倾向于使用具体的、感觉的、无序的、朴素的语言，而非是抽象的、写实的、有序的、修饰的语言；第三，从整体诗歌形式上看，有时为了表达需要，甚至会尝试使用图像诗的方法，即为利用文字组合和版面的编排，将文字组合成所需表达意象的形状，赋予诗歌在视觉上的空间结构感，结合文字音韵与表达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创作系统。

三、顾城自然哲学观点对文学创作观点的影响

顾城对于“自然哲学”到文学创作的发展与转化过程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成果：作为朦胧诗人的代表之一，他与其他进行朦胧诗创作的诗人一样，尝试将出发点放在中国传统的诗歌美学理论与现代诗歌的表现方法上，同时又不局限于以象征意义为终点的现代诗范式，通过对诗歌进行语言、意象上的探索，不仅掌握了现代诗特质以及具体的语言技巧，更是突破了原有的朦胧诗框架与表达内涵。其主要表现为，在诗歌的美学上，顾城从他的自然哲学的一系列观点出发，崇尚老庄、崇尚自然，追求诗歌在意境上的空灵、超脱；文学技巧上进一步拓展了对意象、隐喻和象征的现代主义化的处理，甚至利用直觉的、梦境化的、图像表现等手段，看似“无为”而实则“无不为”地进行语言游戏；语言上更是追求具体的、感觉的、无序的、朴素的语言，随心为之、合乎自然。这样的过程下发展出最终形态的诗歌，某种程度上并不能说达到了美学的巅峰，毕竟其对于读者、对于意象、对于文学社会意义的消解迫使顾城的诗歌最终落入了晦涩、孤立的境地，但是他对于“自然之境”的艺术追求过程，无疑是自然哲学观点在文学创作上珍贵的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

[1] 麦芒：《“鬼进城”：顾城在新世界里的变形记》，《新诗评论》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115 页。

[3] 伍方斐：《顾城后期诗与诗学心理分析》，《诗探索》1997 年第4 版。

[4] 景立鹏：《生成的诗学——顾城诗歌想象力范式的三重嬗变》，《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 年第4 期。

[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2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