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中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的融合共生研究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化强则乡村强。在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中，文化振兴承担着铸魂育人、凝聚共识的核心使命。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作为乡村文化体系的两大重要组成，其融合共生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与鲜明的时代价值，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基于文化发展规律与乡村实际需求的深度耦合。

（一）理论根基：从文化学视角解析融合逻辑

从文化学理论来看，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的融合共生符合 “文化变迁” 与 “文化适应” 理论的核心要义。文化变迁理论指出，文化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调整、演化的动态系统。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乡村社会长期积累的文化成果，在现代化浪潮下必然面临变迁需求，而现代群众文化作为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恰好为这种变迁提供了适配的载体与方向。文化适应理论则强调，不同文化形态在接触过程中会通过相互借鉴、调整，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传统民俗文化的 “乡土性” 与现代群众文化的 “时代性” 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对立，而是可以通过适应与调整实现互补 —— 民俗文化为群众文化提供文化根脉，群众文化为民俗文化提供现代表达，二者共同构成适应乡村振兴需求的新型乡村文化体系。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种融合共生契合 “共同体理论” 的实践要求。乡村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需要共同的文化符号与价值认同来维系。传统民俗文化中蕴含的 “邻里互助”“孝老爱亲” 等价值理念，是乡村共同体形成的精神纽带；而现代群众文化的集体参与性，能够强化村民之间的互动与联结，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二者的融合能够重塑乡村文化共同体，增强村民的归属感与凝聚力，为乡村治理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核心内涵：两种文化的本质特征与互补性

传统民俗文化是依附于农民生活、习惯、情感及信仰而产生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乡土性、传承性与集体性。从内容维度看，它涵盖民间文学（如神话传说、谚语民谣）、传统音乐舞蹈（如秧歌、皮影戏）、手工技艺（如陶艺、刺绣）、节庆习俗（如春节、端午）等多个领域，这些文化形式不仅是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反映，更承载着乡村民众的共同记忆与价值认同，是 “乡土中国” 文化基因的鲜活载体[1]。从功能维度看，传统民俗文化具有教化功能、娱乐功能与认同功能 — — 通过民俗活动传递道德规范，通过文化表演丰富精神生活，通过共同参与强化身份认同。

现代群众文化则以当代民众的精神需求为导向，具有开放性、参与性与时代性特征。开放性体现在其不受地域、身份限制，所有村民均可参与；参与性体现在其注重群众的主体地位，鼓励村民从 “旁观者” 转变为 “参与者” 甚至 “创作者”；时代性则体现在其内容与形式紧跟时代发展，能够反映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乡村读书会、短视频创作等。现代群众文化的核心功能是满足乡村群众的文化权益，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两种文化的互补性是融合共生的核心前提。传统民俗文化为现代群众文化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 —— 现代群众文化的内容创作可从民俗文化中汲取灵感，其活动形式可借鉴民俗文化的集体参与模式；现代群众文化则为传统民俗文化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 — 通过现代艺术手法、传播技术，让民俗文化突破传统传播边界，被更多人接受与喜爱。这种互补性使二者能够形成 “1+1>2” 的融合效应。

（三）时代价值：融合共生对乡村振兴的多维支撑

从文化振兴维度看，二者融合共生是坚定乡村文化自信的核心路径。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面临 “西方文化冲击” 与 “城市文化辐射” 的双重挑 部分村 卑心理。通过挖掘民俗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与人文精神，结合现代群众文化形式 儿童剧、用流行音乐演绎民歌，能够让村民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价值，唤醒文化认 化自信[2]。同时，融合后的文化形态既保留传统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能够成为对外展示乡 化魅力 要名片，提升乡村文化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从乡风文明维度看，这种融合有助于淳化乡风民风，构建乡村道德体系。传统民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规范，如 “诚实守信”“邻里和睦”“尊老爱幼” 等，这些规范通过民俗活动代代相传，是乡村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现代群众文化的集体参与性则能够将道德规范转化为实践行动，如通过 “道德模范评选”“文明家庭创建” 等群众文化活动，让村民在参与中接受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二者结合可构建起 “文化教化 + 实践参与” 的乡风培育体系，有效遏制乡村彩礼攀比、厚葬薄养等不良风气，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从产业振兴维度看，融合共生能够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为乡村经济注入新动能。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是乡村独特的文化资本，通过与现代群众文化融合，可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例如，将民俗手工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开发文创产品；将民俗节庆活动与群众文化旅游结合，打造乡村文旅 IP；将民俗故事与短视频、直播等现代传播形式结合，培育乡村文化网红。这些融合实践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业发展，还能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村民收入，实现 “文化富民”。

从人才振兴维度看，融合共生能够培育乡村文化人才，为乡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在融合过程中，村民既是文化的参与者，也是文化的创作者 —— 通过参与民俗文化挖掘、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村民的文化素养与创新能力得到提升，部分村民可成长为民俗文化传承人、群众文化组织者；同时，融合发展还能吸引外部人才回流，如吸引具有艺术设计、新媒体运营等专业技能的年轻人返乡，参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形成 “本土人才培育 + 外部人才引进” 的乡村人才培养模式。

二、融合共生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乡村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的融合共生虽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却仍面临多重现实阻碍。这些困境既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差异，也受到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既涉及观念层面的认知偏差，也包括实践层面的操作难题，共同制约着融合共生的深度与广度。

（一）文化认知偏差导致融合基础薄弱

对两种文化的价值认知偏差是融合共生的首要障碍，这种偏差存在于政府、村民与社会等多个层面，导致二者难以形成价值共鸣。

从政府层面来看，部分地方政府对文化融合的认知存在 “功利化” 倾向。一方面，一些地区将传统民俗文化视为 “政绩工具”，过度注重其旅游开发价值，忽视其精神内涵，如为吸引游客，将民俗文化简化为 “商业表演”，导致民俗文化失去原真性；另一方面， 部分政府部门对现代群众文化的理解流于表面，将其等同于 “娱乐活动”，认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只是 “组织 场舞、 送电影下乡”，未能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播与价值引领功能。这种功利化与表面化的认知，导致文化融合缺乏正确的方向引导，出现 “重形式轻内涵”“重短期效应轻长期发展”的现象。

从村民层面来看，认知偏差表现为 “两极化” 倾向[3]。一方面，部分中老年村民对传统民俗文化存在 “过度保护” 心理，将其视为 “不可改变的传统”，拒绝接受现代元素的融入，认为现代群众文化 “破坏了民俗的原汁原味”，对融合实践持抵触态度；另一方面，部分年轻村民对传统民俗文化缺乏认同，受城市文化与网络文化影响，将民俗文化视为 “落后、过时的文化”，更倾向于参与具有时尚性的现代文化活动，对民俗文化兴趣不足。这种 “保护派” 与 “否定派” 的对立，导致村民在文化选择上出现分裂，难以形成融合共识。

（二）传承断层加剧融合动力不足

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断层与现代群众文化的活力不足，共同导致二者融合缺乏持续的动力支撑，这种动力不足既表现为 “传承主体缺失”，也体现为 “参与热情低下”。

传统民俗文化面临 “传承乏人” 的严峻困境。城镇化与市场化的推进引发乡村人口结构变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乡村 “空心化” 现象严重。老一代民俗艺人年岁渐长，身体机能下降，难以承担技艺传承的重任；而新生代村民在城市生活中成长，对民俗文化的认知仅停留在 “童年记忆” 层面，且民俗技艺传承往往需要长期学习，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经济收益，与年轻人 “追求快速回报” 的需求不符，导致许多民间技艺面临 “人亡艺绝” 的风险。例如，一些地区的传统陶艺、剪纸技艺，目前仅剩下少数几位高龄艺人，年轻人无人愿意学习，技艺传承面临断代。

现代群众文化在乡村的发展则面临 “活力不足” 的问题。一方面，群众文化活动缺乏专业引导，活动形式单一、内容同质化严重 —— 多数乡村的群众文化活动仍以广场舞、电影放映为主，缺乏创新性与吸引力，难以满足村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主体局限于中老年村民，年轻村民因外出务工或对活动内容不感兴趣，参与率较低，导致群众文化活动缺乏新鲜血液，难以形成持续的发展活力。

（三）资源整合不足制约融合效能

乡村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但分散，多数地区缺乏系统的挖掘与整理，各类民俗资源 “各自为营”，未能形成有机整体。在与现代群众文化融合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规划设计，往往停留在简单叠加层面，如在群众文化活动中插入民俗表演片段，未能实现内容、形式与价值的深度融合。此外，文化资源与乡村产业、治理等领域的衔接不足，未能形成 “文化融合 — 产业发展 — 治理优化” 的良性循环，制约了融合共生的综合效能。

（四）保障体系缺失影响融合持续性

完善的保障体系是文化融合共生的重要支撑，而当前许多乡村在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政策层面缺乏针对两种文化融合的具体指导意见，现有政策多侧重于单一文化类型的保护或发展，未能形成协同推进机制。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民俗文化开发、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及文化设施建设均受到限制，尤其在经济欠发达乡村，文化融合项目往往因资金短缺而难以持续。同时，既懂民俗文化又通群众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匮乏，无法为融合实践提供专业支撑。

三、融合共生的实现路径探索

实现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的融合共生，需立足乡村实际，以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为核心原则，从认知重塑、载体创新、产业融合与保障强化四个维度构建系统路径。

（一）重塑文化认知，夯实融合思想基础

认知升级是融合共生的前提。应加强对两种文化价值的宣传阐释，通过乡村文化讲堂、新媒体传播等形式，解读民俗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与现代群众文化的时代内涵，破除 “传统与现代对立” 的认知误区。同时，充分发挥乡贤文化的引领作用，邀请专家学者与民俗艺人共同参与文化解读，让村民深刻认识到二者融合对乡村发展的重要意义，形成 “保护传统、拥抱现代” 的文化共识。此外，将民俗文化教育融入乡村学校与成人培训体系，培育兼具文化认同与时代意识的传承主体。

（二）创新融合载体，丰富文化表达形式

载体创新是实现深度融合的关键。在内容层面，挖掘民俗文化中的道德规范、集体精神等核心元素，与现代群众文化的价值导向相结合，创作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特色的文化作品，如将民间故事改编为话剧、用现代音乐演绎民俗曲调等。在形式层面，借助群众文化活动的开放性特点，创新民俗文化传播方式，如举办 “民俗文化节”“手工艺体验日” 等互动性活动，让村民在参与中感受民俗魅力。同时，利用数字技术搭建线上融合平台，如开发民俗文化数据库、开展线上群众文化展演等，拓宽文化传播与参与渠道。

（三）推动产业融合，激活经济社会价值

以产业融合为纽带，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依托民俗文化资源与现代群众文化活动，培育特色文化产业，如开发民俗文创产品、打造文化体验民宿、设计乡村文旅线路等，将文化融合成果转化为经济收益。同时，推动文化融合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借鉴民俗文化中的集体参与精神，创新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如在民俗节庆中开展村民议事、政策宣传等活动，将文化活动转化为凝聚人心、提升治理效能的载体。此外，促进文化与农业、生态等领域的跨界融合，形成 “文化 + 农业 + 旅游” 的复合发展模式，扩大融合共生的辐射范围。

（四）强化保障体系，支撑融合持续推进

完善的保障体系是融合共生的长效支撑。政策层面应出台专项指导意见，明确两种文化融合的目标任务、重点领域与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文化资源挖掘、活动开展与产业发展。资金方面，构建 “政府投入 + 社会参与 + 市场运作” 的多元资金体系，加大对欠发达乡村的财政倾斜，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文化融合项目。人才培养上，实施 “本土人才培育 + 外部人才引进” 计划，开展民俗技艺与群众文化策划培训，引进复合型文化人才，为融合实践提供专业保障。同时，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完善文化活动场地与数字传播设备，为融合发展提供硬件支撑。

四、结语

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的融合共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二者的融合不仅能让传统民俗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生，也能使现代群众文化更具底蕴与活力，为乡村发展注入精神动力与经济活力。尽管当前融合实践面临认知偏差、传承断层、整合不足与保障缺失等困境，但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动力，不断夯实思想基础、创新实现载体、深化产业融合与强化保障体系，就能实现二者的深度共生，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不同地区的融合模式，根据乡村的文化特色与发展水平精准施策，推动乡村文化建设迈上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