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乡村的变革与挑战：社会主义国家的视角

作者简介：姓名：董振杰，性别：男，籍贯：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上戈镇，学历：硕士研究生，民族：汉，出生年月：1998.05，研究方向：  民俗学

摘要：本书考察了1935至1960年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是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是如何置身于带来生存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它集中阐述了新政权的领导者们如何在中国革命时期，开始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创造了一个十分平等的社会，把分裂的家族和村庄重新连接起来，并进一步研究一个新体制建立时，这些改革在不同时期对农村社会及农民的影响，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以及它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状况  改革  体制  影响

一、农民角色的演变

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发展的历次考验中，农民在其间扮演了多种角色，贫苦农民为了养家糊口而选择参军入伍，获得一定的生存保障，在抗战及国共内战期间，这一情况也不少见，以五公村为代表的广大基层农村，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诸多物质支持和群众基础，在五公村合作社和集体化的进程中，耿合作社响应国家号召大量种植棉花等必需品、缴纳粮食等，共产党政权自1938年以来实行各种减租减息、互助组、合作社等措施，满足了在传统农村日益衰颓的局势下农民寻求生存的需求，同时这些措施在某些方面也与农村传统的文化习俗相吻合，由此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不管是抗美援朝战争，还是新生政权的构建与巩固、城市工业化发展等，广大农民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农民作为具体行为主体带有目的性，但是从结果来看，受益最大的则是新生的国家政权。

二、国家——农村社会关系的演变

合作社和互助组不仅是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新办法，而且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一个阶段（毛泽东，1991：85-94）。从耿合作社的建立、发展来看，在耿秀峰的号召下，农民加入合作社最根本的原因即追求收入的最大化，五公村的合作社起源于1943年因旱灾出现的互助组。当时，村里的几户人家在积极分子耿秀峰的组织下成立了打绳副业组度荒活命。这说明互助合作内发于农民自身，而不是外来意志（刘卫东，2007：78-79）。所以在最初的分配体制下，不管是以生产资料进行投资的稍微富裕家庭，还是生产资料少而家庭劳动力多的贫穷家庭，都能够在既有的生产环境中使自己的生产资料、劳动力效益最大化，所以大家积极参加合作社。一开始办理合作社，是在党员的鼓励和支社分配体制的改革也由党组织决定。而在合作社面、支持使得合作社有生存的空间。而且随着共产党政权在基层农村的不断巩固，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则越来越明显和直接。特别是在大力推进集体化、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合作社是否配合中央政策、合作社负责人及领导是否能够进入掌握着资源分配的省级、中央的关系网络中，对于合作社能否受到政策恩惠、获得资源照顾、享受上级庇护有着莫大的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社会政治地位的沉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个人的忠诚和接近权力核心的程度。作为重点关注的全国模范典型，耿合作社自然受到了诸多照顾，而耿长锁本人更是作为劳模受到了表彰，作为代表团成员前往苏联进行参观等，这些荣誉又进一步加强了他本人及耿合作社的特殊性。正是在这种支持和宣传下，即使放弃了打绳、榨花生油等提高农民收入的副业生产，耿合作社依然是农业集体化的典型而没有像其他一般的合作社那样日渐萎缩。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有限度的，比如，在第八军分区工作队更改五公村分配体制后出现的社员退社问题上，一方面受到农村中国家控制以外的亲缘、宗族、邻居等基层关系网络在农村中的影响，合作社负责人耿长锁等人认为这些社员都是邻居、正派人，为了避免伤和气，正是这些关系的存在使得合作社能够组织并取得成功，因此合作社满足了社员退社提出的要求。

三、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机缘

耿合作社起始于非党员耿秀峰，他联络乔万象、李玉田、卢墨林、李砚田，提出大家进行合伙以增加收入，把土地、资金、农具和耕畜合在一起，并一起进行打绳的副业，这几个人都有着沉重家庭负担，因此大家同意耿秀峰的建议，只是农民天生的谨慎与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因此他们仅同意在冬季建立一个小风险的打绳组，五公村耿合作社的雏形由此成型。随后，尽管耿秀峰由于父亲的阻拦未能加入打绳组，但是非党员的耿秀峰有着与外界联系的能力，且得到了地下县政府的县长贺峰的支持，为建设合作组从地下县政府申请到200斤高梁的贷款，这个由个人自发结合的脆弱组织逐渐被纳入政权管理体制之下，并逐渐由暂时性的打绳组变成土地合作组。而在耿合作社发展史上占据领导地位并发挥巨大作用的耿长锁，家庭抚养人口的需要以及贫困的现实使得他和妻子徐树宽愿意加入合作社。耿的个人魅力使其成为了合作社的领头人，并从此走向了个人发展的高峰。

一、传统的连续

传统是根深蒂固，相对守旧的，而新政权往往要用新的价值和关系体系来树立权威和正当性，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进行的反传统运动都没有成功，特别是在农村，人们按照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判断是非，当有外界压力强制他们做出改变时或外界的政治性不合理时，人们更需要从传统中去寻求帮助。

二、狂热和民族主义的连续

当有人提出异议时，或更多人反对时，政权可以利用统中的消极因素和人性的阴暗心理去维护地方的稳定。党在农村延续了一种革命的热情，通过农村的知识分子播撒了爱国主义的种子。能当上村干部的都是能积极听党话的人，而且更多的是能接受外来分子。他们既有像耿长锁那样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户，而更多的是上级派来管理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宣扬民族主义，宣扬阶级斗争。

三、人际关系网的连续

在革命时期就建立起来的不断扩大的人际关系网，通过人际关系网，个别像五公村的地方可以获得特殊的恩惠，而且只要他们坚持上面的指向，这种恩惠将持续下去。权力阶梯的形成和人事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接近权力中心有多远。一旦权力体制建立起来，外面的人苦于生存无门，里面的人却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的，上面的人利用下面的，下面的竭力巴结上面的，一张张人际关系网的建立让体制变的复杂，也代替了能力和技术所发挥的流动作用，体制就这样僵化。

四、领导人的教条与排外

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连续性，领导们偏执的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按道德性的好与坏来划分（弗里曼等，2002：381）。无产阶级的一些都是好的，资产阶级的一切都是坏的，所以好的即使有害也要用，坏的即使有利也不用，一旦排外性民族主义和正统观念盛行，国家就把世界先进科学拒之门外，从而严重限制了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本书以叙事为主线的写作风格，没有大量的讨论理论，对于我们了解、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农村问题，极有参考价值，同样的，对于生长在新时代的我们来说，本书也将我们带回近代时期的中国，感受那时的风土人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南开大学历史系.1978.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M】.北京：中华书局.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刘卫东.2007.农民与国家的互动：合作社的起源与发展——《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读后感【J】.党史文苑，2007（18）：78-79.

Edward Friedman，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2002.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