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小圈子”一同伴接纳的负性影响

1 引言

新时代青少年的兴趣爱好愈发多样化，以至于他（她）们的社交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系列青少年亚文化圈子如设圈、娃圈、Cosplay 圈、盲盒圈和饭圈等不断涌现，这其中有积极的正向交往，也有青少年过度沉迷于追星、网聊、游戏等，打投、氪金、竞拍、沉迷、厌学、旷课、对喷、谩骂、拉踩……

同时，受现代网络算法推荐机制与群体同质化交互的双重影响，青少年在信息获取过程中易陷入“信息茧房”效应。这种选择性接触机制导致认知图式固化，具体表现为：其一，信息解读呈现单维化趋势，对复杂社会议题进行非黑即白的标签化归因；其二，情感表达存在过度情绪化特征，群体性焦虑通过符号化传播被持续放大；其三，观点极化现象突出，在从众心理驱动下形成“沉默螺旋”效应。这种认知偏差最终可能外化为非理性行为，具体表现为网络暴力参与度提升、现实社交能力退化及价值观二元对立加剧等偏差行为。

些虚拟空间中的乱象甚至蔓延至线下（柴如瑾等，2021）。这些小圈子让青少年享受着迥异于上一代的精神生活与社交关系（白歌，2021），也产生了不少纠纷和畸变。青少年的不良社交行为和不良文化问题值得我们深究。

2 青少年的同伴接纳与同伴拒绝

2.1 同伴接纳、同伴拒绝的概念

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同伴关系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社会认知发展水平，具体表现为社会认同建构能力增强、亲社会行为发展加速及情绪调节策略优化。在学业领域，积极同伴支持系统与学业成就呈正相关，其作用机制包括学习动机激发、认知资源互补及学业压力缓冲等多重路径（邹泓，1997）。同伴接纳（Peer Acceptance）作为社会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指个体在同龄群体中获得认可与喜爱的程度，是衡量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指标。该变量通常通过社会测量法进行量化评估，反映个体在同伴互动网络中的位置特征。作为同伴关系质量的关键表征，同伴接纳水平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发展与社会功能。在同伴关系的多维结构中，同伴拒绝（PeerRejection）构成其负面极端表现，特指个体在群体互动中持续遭遇排斥与拒绝的现象（赵红梅等，2005）。同伴接纳是一种保护因素, 减缓乃至阻碍儿童趋向不良的适应结果（Prinstein & Greca，2004）；同伴拒绝作为同伴关系中的负面极端表现，已被确立为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过程中的关键危险因素（赵景欣等，2013）。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个体在完成生理与安全需求的基础建构后，将进入归属与爱的需求发展阶段。这一层级的核心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联结，具体表现为亲密关系网络的拓展（如朋友关系的深化、家庭联结的巩固）以及群体角色认同的形成（包括在社会团体中确立适宜的角色定位，并获得相应的价值认可）。从社会认知视角审视，该阶段的需求满足依赖于双向的社会互动机制：一方面通过情感联结实现自我概念的外化延伸，另一方面借助群体接纳完成社会身份的锚定（Maslow，1943）。

2.2 青少年心理特征和群体关系

青少年期的个体，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有了显著的发展，他们常常不满足于教师、父母或书本中关于事物现象的解释，喜欢独立地寻求或与人争论各种事物、现象的原因和规律（林崇德等，2005）。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青年期的心理社会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和防止同一性混乱。当个体不能积极地解决自我同一性危机，确立自我同一性，就会陷入同一性混乱。同一性混乱作为青年期心理发展的核心议题，源于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中“同一性vs 角色混乱”阶段的适应不良。这一现象可概念化为：在机体生物性成熟、自我概念重构与社会角色转型的三重交互作用下，个体因未能有效整合多维身份要素而产生的认知—情感失调状态（沈杰，1992）。因此青少年早期习得的自我意识与社会的要求与规范之间的差距犹如沟壑，达到不可整合的程度。根据同伴依恋理论，青少年时期友谊和依恋行为会发生急速变化，个体最初的依恋关系是对父母的依恋，但随后个体还可以与家庭以外的他人建立起持久的依恋联结，其中就包括同伴依恋。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的人际适应性影响最大，青少年与同伴的亲密情感联结不仅直接影响适应能力，还通过影响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进而影响青少年适应能力。根据依恋理论框架，安全型依恋风格对青少年社会化进程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在群体动力学视角下，同伴示范效应构成社会学习的核心路径。社会网络分析显示，青少年行为模式呈现显著的“同伴同构性”，当其核心社交圈存在言语暴力或游戏成瘾等偏差行为时，个体模仿风险将形成级联放大效应。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具有神经生物学基础，镜像神经元系统在同伴互动中的过度激活，可能导致青少年产生共情疲劳或行为脱敏现象。

于是，当青年群体对社会系统的信任基础发生动摇时，将触发替代性角色建构机制。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制度性机会结构的合法性危机（legi crisis）会导致个体产生认知失调，具体表现为对主流价值规范的解构倾向及非传统发展路径的探索行为。同时在角色确认维度，青年群体倾向于通过亚文化实践完成自我定义，且这种替代性角色建构具有显著的越轨行为诱导效应。

2.3 青少年同伴接纳的负性影响

中科院 2025 年蓝皮书报告显示，留守青少年抑郁风险达 29.2% ，较非留守群体高14.3 个百分点。不少青少年与父母每日心理沟通时间不足15 分钟，他们的抑郁发生率是高频心理沟通家庭的 7 倍。在同学关系方面，认为“班级人际关系差”的青少年，抑郁风险达 30% 。

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讲，他们迫切想要被群体接纳，而避免排斥是集体主义文化下人的本性。加之当代青少年大多是独生子女, 现实生活中缺乏陪伴，何况孤独感的初始高发年龄更是呈现不断提前趋势（Al-Yagon，2011）。同伴就可能成为其满足社会交往需要、获得支持和安全感、乃至实现积极发展的重要源泉（万晶晶等，2012），而青少年的同辈群体也常常为消极认同的形成提供“温室”。

青少年阶段的社会互动具有显著的时空集中性特征，其日常生活轨迹分析显示：每天大约 9 小时的清醒时间投入于学校情境，其中大部分的社交互动发生在同辈群体中。这种时空分布的特殊性，使得以同学为核心的同伴群体构成了青少年社会化的“微生态系统”，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简洁直接地揭示了同伴对青少年的影响。

父母顾虑子女被行为“不良”的同学所同化，学校忧虑学风被不守规矩的学生所败坏，国家思虑秩序被犯罪青少年所打破。研究表明，当青少年犯罪时, 他们通常与同龄人一起，他们整合分析了一批对于全国未成年罪犯进行抽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后，发现80%以上的未成年 同时接近八成的未成年人犯罪与同伴有关（关颖，2012）。比如，当同伴在场时，青少年在驾驶游 决定增加，而同伴在场对成年人的驾驶行为则没有影响（Gardner & Steinberg，2005）。也有学者的研究同样表明，当同伴在场时，青少年的行为会更加冒险（张玮玮等，2021）。

2.4 展望与措施

2.4.1 国家层面：制度保障与技术治理双轮驱动

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制体系。2024 年1 月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系统性回应了网络游戏成瘾、社交平台欺凌、个人数据泄露、数字内容合规性以及未成年用户权益侵害等问题，编织了网络空间中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共同体。专项数据显示，2024 年“清朗”行动累计清理拦截涉未成年人违法不良信息 430 万余条，处置账号 13 万余个，关闭下架网站平台2000 余个，有力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遏制“饭圈”乱象蔓延。

有关部门创新应用技术治理。国家网信办发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年龄验证-内容分级-时长管控”全链条机制。抖音青少年模式通过AI 算法过滤不适宜内容，使未成年人日均使用时长同比下降 42% ，2024 年，平台累计处置网暴风险案例 6394 例，拦截网暴评论信息1.7 亿条，同时推出“益童成长”计划，扶持优质科普内容创作者。

2.4.2 社会层面：平台责任与社区支持协同发力

平台经济进行正向引导。字节跳动对教育类直播给予流量倾斜，2024 年相关内容播放量突破800 亿次。B站开启“知识光年·青少年科普计划”，重点扶持传统文化、科技科普等垂直领域UP 主，使优质内容占比提升至 65% 。

地方构建社区支持网络。上海静安区试点“社区青少年数字素养中心”，配备专业社工开展网络防沉迷教育。成都高新区打造“家校社”联动平台，通过“家长课堂”培训2.3 万名监护人掌握网络监护技能，使辖区青少年网络纠纷发生率下降 58% 。

2.4.3 学校层面：教育创新与心理干预有机融合

数字化转型课程思政体系。高校应致力于开发“网络素养教育”慕课平台、开发虚拟仿真课程模块，如VR教育结合压力管理训练。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心理画像，动态调整思政案例库。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如心理咨询中心与马院共建课程资源库，开发《心理健康与社会责任》等融合课程，将“饭圈文化治理”纳入形势与政策课，通过情景模拟教学使学生对非理性追星行为进行认知矫正，同时定期开展教师数字化教学与心理干预双技能培训，确保教育创新与心理支持同步落地。

精细化心理干预体系。构建“三阶五维”精细化心理干预体系：一级预防面向全体学生开展课程思政融合的心理健康通识教育；二级预警可以通过智能穿戴设备+心理测评建立动态档案库；三级干预针对高危群体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开发《专业发展与心理韧性》系列微课，将压力管理融入专业课程案例教学，建立辅导员-思政教师-心理委员三方联动机制，定期开展 AI 辅助的心理危机模拟演练。同时可以建立“亚文化心理档案”，对沉迷虚拟社交的学生实施“三色预警”机制，还可以开展团体辅导，帮助如“设圈”、“娃圈”的参与者学会区分虚拟与现实社交边界。

2.4.4 三维协同的治理成效与展望

2024 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年度报告显示：八成以上青少年每周都会上网，自主拥有的上网设备，网络暴力投诉量同比大幅下降，“打投”、“氪金”等行为发生率也显著降低。

未来，建议构建“国家-平台-家庭”数据共享平台，实现青少年网络行为全流程追溯。可参考深圳试点经验，建立“网络行为信用积分制”，将线上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形成“线上自律-线下受益”的正向循环。

面对 Z 世代青少年“数字原住民”的特质，唯有构建“法治保障—技术赋能—教育引导”的立体化治理体系，才能实现“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正如《中国网络法治发展报告2024》所强调：“守护未成年人的网络清朗空间，既是技术命题，更是文明考题。”这需要全社会共同书写合格答卷。

总之，同伴接纳反映了个体在群体中受欢迎程度及其社交地位，反映了个体的同伴关系质量。可一旦青少年盲目地奔向不良群体，沉迷其中并走向深渊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圈子”本身无害，青少年通过“小圈子”能够了解到在成人那里了解不到的信息，还能相互学习一些交往的知识，互相交流信息和情感。我们要防止的是“圈子”畸变，这其中不仅深藏着消费主义陷阱，更重要的是青少年三观没完全建立，囿于某些圈子里，在信息过滤下，言论会走向片面化、标签化、情绪化甚至极端化。不管什么圈子，都是因为喜欢和爱好而聚集在一起。要警惕的是有人借圈子去引导一些不理智甚至违法行为。何况问题青年同样会孤独，一旦收到某些畸形“圈子”的欢迎，往往会迅速加入进去，感受来自组织的“支持和安全感”，与组织言行一致，逐渐沦为上瘾沉迷、过度消费、钳制言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和施暴者。新媒体平台也应加强和完善监督技术，抵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错误思潮、语言暴力等思想和表现形式，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网络文化服务，在数字浪潮中守护青少年成长。

参考文献

[1] 柴如瑾,陈炜漫,祝思琪.青少年圈子乱象该“歇”了[N].光明日报,2021-08-2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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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文鑫，男（1997 .2——），汉族，江苏盐城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