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意象变迁

摘要：中世纪城市相关问题历来是中世纪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传统研究往往聚焦于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亦或者是其在封建体系中的地位，或者作为发展水平评估的指标，来评估其城镇化的程度，本文受到勒高夫心态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将城市本身视作中世纪人的一个意象，来探究这个意象发生的变化，并试图阐述变化的原因及影响。本文从介绍基督教中的城市意象的起源开始，分析了《圣经》和《上帝之城》两个重要文本中的城市意象。通过考察修院运动和中世纪人的一些文本，具体阐述了受到基督教城市原罪论影响下的中世纪城市观念的表现。并介绍了中世纪盛期后，修道院运动发生的变化，和以城市赞词诗的出现来说明城市意象的含义在中世纪人观念中发生了变化。在这些基础之上，分析了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并解读了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观念的变化与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关键词：中世纪史、城市史、欧洲史

前言

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史历来是中世纪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不少学者认为城市在西欧的近代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市实际上导引着城乡关系向近代方向的转变。城市最初以极具渗透力的商品货币关系，侵蚀着乡村的农本经济，解构了乡村的封建关系。而当城市因其一定的封建属性而束缚了自身发展时，城市要素又向农村转移，促使乡村工业兴旺，客观上强化了城市和城市资本对农村的支配力，并使乡村逐渐变成城市的依附者和从属物。[ 刘景华：《中世纪西欧城市与城乡关系的转型》，《世界历史》，2017年第6期。]这种城市史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经济方面，本文则将中世纪的城市视作中世纪人的一个独特意象来考虑。城市在西欧人的精神世界能作为一个独特的意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源自于《圣经》，基督教世界观下，犯下了世界上第一桩谋杀罪的该隐（Cain）建造了第一座城市，因此宗教理论家们往往把该隐与城市联系起来，这使得对待城市的态度具有极其复杂的象征意味，如何看待城市，实际上代表者如何看待俗世生活。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试图通过阐述西欧中世纪城市观念的变化，来说明中世纪对待俗世生活态度发生的改变，并解释了这种变化的原因。

一、基督教思想中的城市意象起源

（一）圣经中的城市

作为基督教思想最重要的文本，《圣经》中有两座重要的城市，最早的是世界上所有恶人的祖先，世界上第一位谋杀犯该隐建造的以诺（Enoch），另一座则是圣城耶路撒冷，这两座城构成了中世纪人的城市意象最重要的来源。厌恶城市的人们往往将城市与该隐相联系，强调其罪恶。而赞美城市的人往往将城市与《圣经》中的耶路撒冷相比较，突出其高尚。此外，城市也是上帝的国度的象征，在基督教思想中，有一座心灵意义上的城市—上帝之城，凡是上帝的追随者，最后都将生活在这座城中。

（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作为古代晚期最重要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最著名的文本上帝之城从一诞生便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到了中世纪，奥古斯丁的地位则进一步提高，绝大部分教会学者都吸取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因此，要考察城市意象必须从到这一文本开始。

古代罗马时期，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奥古斯丁前，以哲罗姆（Jerome）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家将罗马城视作基督教的神圣之城，而基督的天上王国也将在罗马实现，但随着410年罗马城的陷落，古代晚期的基督徒们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哲罗姆将之视为末日的灾难，敌基督的降临。但是，世界并没有随着罗马的陷落而毁灭，罗马作为上帝之城的观念也就不攻自破，因此，迫切的需要从神学上做出新的解释。

作为奥古斯丁最重要的文本，《上帝之城》系统的阐明了奥古斯丁的城市观念和政治哲学观点。

首先，奥古斯丁从世俗生活的角度，对罗马进行了否定，奥古斯丁从针砭罗马城市的罪恶出发，认为罗马城根本就不是什么上帝之城，而是一座普通的地上之城。奥古斯丁援引圣经和罗马建城神话，比较了该隐和罗姆路斯，世界上第一个地上之城的建立者该隐犯下了第一桩谋杀案，谋杀了其亲兄弟，而世界上最大的地上之城的创建者也谋杀了其亲兄弟，因此，奥古斯丁认为，凡是地上之城，都是在罪恶中建立的。在这样的论述后，奥古斯丁抛出了自己的观点：从犯罪以后，人类就分裂成了两座城。魔鬼及其追随者居住在地上之城，而上帝及其追随者居住在上帝之城。地上所有的城都是地上之城，无论是罗马或耶路撒冷，都代表了尘世间的罪恶。[ 刘玮：《西方政治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奥古斯丁通过否定罗马城，从而否定所有城市，否定尘世间的一切政治制度，甚至也否定了罗马教会带领人们前往上帝之城的可能。他号召人们追求心灵上的上帝之城，至此，城市意象产生了新的解读，由于上帝之城只存在于心灵当中，作为世俗的象征，世俗城市成为了与上帝之城相对立的存在，在他的影响下，中世纪人的城市观念都不可避免的代表了其对待世俗生活的态度。

二、中世纪的反城市观念

（一）修院运动

由于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反城市观念，传统主义者们敌视城市，中世纪早期的修院运动更表明了基督教对城市的不满，古代晚期的隐士运动是修院运动的直接来源，圣安东尼（Antony the Great）在3世纪时便放弃了所有财产，退居埃及沙漠，开始自己的隐修，在沙漠中他过着极端的禁欲主义生活，从而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形成了最早的基督教修道团体。这种隐修强调减少交流，追求独居生活。大多数中世纪的修道院运动都来源于隐士活动。

中世纪早期的爱尔兰修院运动，其宗旨被称之为忏悔式自我放逐，强调朝圣者要离开自己的家庭，肩负起劝说异教徒改宗或者建立新的修道社群的艰巨任务。[ [美]朱迪斯.M.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这恰恰与城市的需求相反。

在被称之为西方修院制度之父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所写的《圣本笃会规》（Regula Benedicti）中，圣本笃虽然不再要求极端的苦修主义，但却要求修道士们应在修道院中集体生活，服从院长的领导。修道士们的生活结合祈祷、默想和体力劳动，从而保持灵魂与肉体的平衡，他们大多在僻静的修道院从事抄写书籍，手工艺和农业劳动来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 Benedict of Nursia. 2004. The Rule of St. Benedict in English. Edited by Timothy Fry.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而这种生活方式与城市是格格不入的。

（二）不同阶层的批评

除去修院运动这种行为上对城市的直接反对，中世纪的不少文本还保留了对于城市的直接批评。12世纪早期，科隆的姊妹城多伊恣的大修道院院长鲁伯特就曾将该隐与最早的主教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相对照，说这些人“既没有建造城镇，也没有建造堡垒，反而从城里逃避出去，居住在小茅屋中，他们建造与城镇和堡垒相反的东西，一座奉祀上帝的祭台。1210年，蒂尔伯的一个英格兰人叫杰维斯，在《鄂图大帝》一书中回忆了第一个城镇可诅咒的起源和历史，提到因为建立了城镇有两件事强加于老百姓身上：一是经济上强迫接受衡具和量具的发明。结束了城市建立以前质朴的交换，二是军事上强迫接受城墙，从此隔离代替了亲近。[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圣伯纳德则更为严厉，他于12世纪亲临巴黎，从市内学校把学生领出来送到修道院，他认为在那里他们才能获得拯救：“从巴比伦中间飞出去吧，飞吧，拯救你们的灵魂。”[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这些不同的文本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部分中世纪人在观念上对城市的敌视是非常强烈的。

三、城市观念的转变

随着中世纪经济活动的繁荣，被称之为中世纪盛期的时期的到来，约12世纪的城市革命使得城市迅速的发展，伴随这种发展的，是修院运动的变化，以及对城市和世俗生活的赞美的涌现。

（一）修院运动的变化

随着城市的壮大，修院运动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新兴的托钵教会的修行地点转变为了城市，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修道院本身就变成了城市。

13世纪早期的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一改之前修院必须远离城市的宗旨，这些新兴的修会意图向城市居民证明正统基督教教义的说服力和世纪价值，修会的修士们在城市中行乞传道，将基督教义带给城市人。例如1254—1263年任多明我会教长的罗马人翁贝特（1277年卒），在他的《先哲录》第二卷第72章中，列举了三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修道士应选择城市来作为传布教义的地方。（1）在城市布道在数量上收效更大，因为城市有更多的人。这是强调城市能帮助人们大量掌握教义的作用。（2）从质量上讲，布道在城市更需要，因为城市道德较坏。相信城市欠缺道德观念，便是他们教化人类使命的另一面。（3）通过城市来影响农村，因为农村模仿城市。[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由于贵族们不断将财富捐献给修道院，而修道院本身又是知识的中心，这使得许多修道院规模不断扩大，本身发展成了城市，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修道院事实上是一种新的城邦。”[ 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M].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61.]这些事实表明，曾经作为基督教会反抗城市的修院制度，已经事实上不再能履行其创建时的目的了。

（二）城市赞词诗

如果说修院制度的变化反应了教会内部对城市态度的变化，那么城市赞词诗体材作品的出现，更为直接的表明了社会大众对待城市态度的转变。《伦敦纪述》是12世纪英格兰作家菲茨斯蒂夫（FitzStephen）为其所著传记《圣托马斯生平》写的城市赞词体序言，在这篇诗中，他通过对伦敦与理想中的城市—耶路撒冷的对比，盛赞伦敦城是世界上享有荣名的壮丽城市中，声名远扬的一座，其钱货销往远方，其头肩比余者更高。它是如此的幸运，它的水土有益身心，它的基督徒敬拜奉献，它的城防强而有力，它的城址得天独厚，它的市民受人尊敬，而他们的妻子举止得体。此外，它享于运动，多产贵人。[ FitzStephen， A description of London， London： Corporation of London Records Office， 1174/1183.]可谓是极尽赞美之词。对作者来说，伦敦城的声望来源于它对天堂之城的效仿，这也是中世纪类似题材中常见的描绘手段，这表明中世纪人的城市意象由邪恶的该隐建立的地上之城，转变为向耶路撒冷般的天堂之城靠拢。

结论

对于中世纪人城市意象的变化，笔者以为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教会的现实需要，由于《上帝之城》中对于教会的否定，使得教会必须对奥古斯丁的思想进行重新阐释，从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到格里高利四世，教会对奥古斯丁的思想做出了完善的解释，将教会解释为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的引领者，而世俗国家是教会的一个部门，共同为追寻上帝之城而努力，这就使得作为世俗象征的城市在神学体系中有了更宽松的空间，不再强调与该隐的联系。此外，天主教会的主教们的驻地也大多是城市，出于这种考量，教会也不能去大肆攻击城市的原罪。其次是世俗权力逐渐强大，城市作为世俗的象征，与世俗权力的息息相关，对城市的攻击实际上就是对世俗权力的攻击，双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随着中世纪晚期君主权力的逐渐强大，教权的逐渐衰落，城市的形象自然有所提高。最后，城市发展的经济实力增强，由于中世纪盛期后，城市的逐渐增多和扩大，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在封建体系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强，自治城市们在封建社会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这使得城市的地位大大提高，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城市的地位自然提高，也被更多的人认可。

亚里士多德说过： “人天生是城邦的动物”。[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在这一语境下，城邦是政治的代表，换句话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而奥古斯丁否定了这种政治的价值，他只追求心灵上的上帝之城。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城乡的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 [德]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人始终是物质的，要使得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仍然需要物质的力量而非奥古斯丁的纯粹的精神追求。观念上的城市原罪论枷锁的打破使得城市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中世纪城市也成为孕育欧洲文明新因素的摇篮。中世纪城市培育和发展了新的政治文明因素，如共同体观念和自治意识、自由和平等观念、民主和法治精神，孕育了市民阶级这一新的社会力量，并预构了近代国家的政治形式。在经济上，中世纪城市培育了新的经济理念，孕育出现代会计制度、现代金融制度和现代公司制度，尤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使欧洲文明在 16 世纪凝聚成型。[ 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年第3期。]

刘景华：《中世纪西欧城市与城乡关系的转型》，《世界历史》，2017年第6期。

刘玮：《西方政治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美]朱迪斯.M.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Benedict of Nursia. 2004. The Rule of St. Benedict in English. Edited by Timothy Fry.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M].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61.

FitzStephen， A description of London， London： Corporation of London Records Office， 1174/118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德]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