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视角下洪江古商城的当代价值挖掘与实践路径研究

摘要：商贸型古城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与发展的核心在于激活历史形成的民族融合基因，而洪江古商城为明清至民国时期湘西地区的水陆商贸枢纽，是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经济互动与文化交融的典型样本。本文结合地方志、商帮档案、碑刻铭文及口述史资料，分析洪江古商城的民族融合机制，探索民族融合与古城保护的协同机制及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洪江古商城；民族融合；湘西

一、洪江古商城民族融合的历史脉络与当代图景

（一）民族互动过程的历史演进

洪江古商城的民族进程始于春秋时期，依托沅水航运与湘黔商道的区位优势，历经商贸驱动、文化互渗、制度调适等多维度互动，形成了“以商促融、以融固商”的动态发展脉络，其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聚落阶段（春秋-唐宋）：早期的洪江古商城依托水系交通优势形成商贸据点，楚文化与土著文化初步交融。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既有楚式青铜器，也有本地特色的陶器，说明文化交流已初见端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地区逐渐成为文化交流的前沿，孕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鼎盛发展期（明清）：彼时，洪江古商城因桐油、木材等大宗商品贸易兴起，成为滇黔桂湘物资集散中心，外来商帮（如徽商、晋商）与本土族群形成多元共生社会结构。地方志记载，当时洪江的商业繁荣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街道上会馆林立，如徽州会馆、山西会馆等，彰显出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景象。各民族商人在此和谐共处，共同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转型期（晚清至民国）：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传统商路衰落，洪江民族互动在危机中寻求转型。据历史资料，民国时期洪江出现了第一批近代银行和钱庄，标志着商业模式的转变。

（二）洪江古商城民族融合特性呈现

1.建筑空间的多民族智慧凝聚

在一些商贸发达的集镇，如浦市、洪江、托口等，“窨子屋”的建筑形式未严格按湘赣民系民居来建造，这一差异应与民族融合有关。古商城内的窨子屋建筑群，巧妙融合徽派建筑的精致马头墙与西南少数民族干栏式结构的防潮功能，形成独特的“天井商居”模式。这种空间设计既适应山地地形，又满足商贸仓储需求，体现了汉地工匠技艺与少数民族生存智慧的协同创新。

2.语言系统的交流融合

如今洪江的语言文化体系展现出"形式交融-内核互通"的双重特质，构筑了跨越民族藩篱的文化认同体系。当地方言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框架，有机吸收了苗语特有的量词后置结构，如称"牛"为"条"，以及侗语典型的动宾倒置表达，如"吃饭"说成"逮饭"，呈现出"汉语为体、少数民族语言为用"的独特语言面貌。

3.节庆民俗的吸收互鉴

徽州商人带来的宗族祭祀传统与侗族特有的"祭萨"仪式（崇拜女性始祖）在洪江和谐共存。又如新春佳节期间，汉族的舞龙表演、侗族的"月也"联谊活动与苗族的"赶秋"庆典交相辉映，形成"初一汉式祭祖、初三侗歌竞演、初五苗鼓迎祥"的独特年俗序列。

二、民族融合对于商贸古城保护的现代价值

其一，拓展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范式。洪江古商城的建筑、民俗与商业传统是汉、苗、侗、土家族文化交融的产物。例如：窨子屋融合徽派马头墙与侗族干栏式结构，需基于“文化层叠”理论制定修复方案，避免单一文化视角的破坏；侗族芦笙舞与汉族商帮号子共存，需建立“活态传承”机制，将多民族节庆（如“三月三”“六月六”）纳入整体保护框架：洪江的“商道-民族走廊”双重属性要求保护中兼顾商业历史空间与民族生活场景，避免文旅开发中的“去脉络化”。民族融合在洪江内的实践，成为“跨民族商业文明”的活态样本，其研究不仅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创新式的的理论框架，更从历史中提炼出“经济共生、文化共情、社会共治”的实践智慧，为当代民族地区破解“保护与开发”“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这一案例表明，民族和谐并非静态的“并存”，而是动态的“共创”，其核心在于激活文化交融的内在动力机制。在全球化面临挑战的今天，洪江这一“中国古代的全球化微缩实验”，为构建“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宝贵的东方范本——通过市场联结、文化互鉴与制度弹性，在差异中实现繁荣。

其二，推动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下的洪江古商城的旅游业，贯穿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多个层面，对民族融合事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建设、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现实路径，展现出推动民族融合事业的巨大潜力。

其三，丰富文化内涵，延续历史记忆。民族融合为商贸古城的保护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生命力。在丝绸之路上，敦煌、喀什等古城因多元民族的交汇而成为商贸与文化枢纽，汉商的丝绸、波斯的手工艺品、西域的香料在此交融，塑造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市井风貌与民俗传统。民族融合不仅赋予这些古城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更通过语言、艺术、宗教的相互影响，形成了层次丰富的文化遗产——如回族的清真寺与汉式建筑的结合，维吾尔族的木雕技艺与中原彩绘的融合。保护这些商贸古城，不仅是保存砖瓦街巷，更是延续由多民族共同书写的集体记忆，让茶马互市的驼铃、边关互市的喧嚷穿越时空，成为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活态史诗。当代古城修复与文旅开发，正需深挖这种融合基因，使历史场景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认同，让往昔的商贸智慧继续滋养今天的文明对话。

其四，为商贸古城保护提供了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支撑，增强了遗产保护的完整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强调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而民族融合形成的多元文化层积正是这种价值的核心体现。洪江古商城的窨子屋建筑融合了徽派、湘西干栏式等多种风格，其商贸文化中既有汉族的契约精神，又包含苗族的“刻木为信”传统，这种文化共生现象符合“文化景观”理论，即人类与自然互动形成的复合遗产。我国《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保护“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多民族共生型古城的保护提供了政策依据。从实践看，只有完整保护这种融合性文化基因，才能避免遗产保护的碎片化，真正展现古城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载体的历史意义。

四、民族交融视角下的遗产保护范式创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因而，需要不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基于挖掘洪江古商城在民族融合中的发展经验，本研究提出以下遗产保护范式创新路径，旨在为古城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一是发展规划要注重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打造多民族融合的旅游路线。让游客在旅途中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洪江的建筑艺术中，徽派、侗族和苗族的技术巧妙融合，如窨子屋独特的防潮防火系统，展现了多样性在技术创新中的强大催化作用。现代城市可借鉴这种“文化融合”的设计理念，将藏族唐卡般的艺术元素融入地铁公共艺术，激发创意经济的蓬勃活力。

二是将非遗活态化传承，并将其嵌入日常交往中。非遗保护不应止于博物馆式的静态保存，而应融入当代生活，成为促进民族交往的纽带。当地应积极举办融合多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节，挖掘各民族传统技艺，通过现代设计转化，赋予非遗经济价值。以洪江古商城为例，当地将传统商号文化、木雕技艺等非遗元素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游客可参与商帮角色扮演、制作多民族风格木雕工艺品。这种活态化实践，既延续了非遗的生命力，又通过日常化的参与，让跨民族交往传统在当代焕发新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化支撑。

三是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创新，破解遗产碎片化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洪江会馆对不同族群习惯法的包容，在当代法律框架内设立“文化适应性条款”，例如允许少数民族社区基于传统生态智慧制定部分环保细则，能有力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与破坏，确保其得以持久传承与繁荣发展。创新治理制度，实现跨民族商贸自治，其规则既吸收汉族的行规，又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形成弹性治理模式。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也提出要“鼓励公众参与”，并且民族融合历史表明，只有建立包容多民族诉求的协商机制，才能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四是挖掘民族共同文化记忆，实现跨民族叙事重构。 民族交融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共同文化记忆，需要通过跨民族叙事重构，打破单一族群视角，呈现多元互动的历史真相。以洪江古商城为例，这座湘西商贸枢纽汇聚了汉、苗、侗等各族商贾，其商号账本中的多民族文字并存，生动体现了经济共生催生的文化融合。保护此类遗产，应突破“汉族中心”或“地方特色”的刻板叙事，转而挖掘市场交易、行帮协作、婚姻网络等日常交往中的民族互嵌逻辑，使遗产成为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鲜活载体。这一重构过程，既能矫正历史书写的碎片化，也能为当代民族团结提供深层文化认同基础。

五、结语

自有民族概念以来，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发展正是他们彼此间相互交往、交流、学习、碰撞的结果，这种因个体的社会化而开展的交往越密切，民族融合的质量就越高，也就越能促进本地区的发展。

交融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交流交换，更是文化、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非物质文化要素的融合与创新。民族交融的特征表现为历史渐进性、经济互动性、文化包容性、社会多元性、政治 互动性、文化创新性。民族交融的过程就是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过程。通过加强民族交融来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社会结构层面的支撑，最终形成多元而和谐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格局。

洪江古商城作为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多民族商贸文明的活态遗存，其历史积淀的民族融合经验与文化多样性特质，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古城再生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坐标。这一案例不仅揭示了文化传承的内在逻辑，更以“古今对话”的智慧为古城活化开辟了新路径，展现出历史遗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可持续生命力。洪江古商城的“新生”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不是发展的负担，而是可持续创新的基因库。其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明清商贸文明的物质遗存，更在于构建出民族融合与文化共生的原型系统。在文明对话与冲突并存的今天，洪江模式提示我们：古城的真正复兴，在于激活文化遗产的“生态位”——让其作为活的文化细胞，持续参与现代文明的新陈代谢，最终实现“历史滋养当下，当下重构历史”的良性循环。这种以文化多样性为基底的“生态型城市”路径，或许正是破解保护与开发悖论的关键密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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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黄阳，男，汉族，2003.09-，江苏镇江，怀化学院，21级历史学专业。

向柯，女，白族，2004.06-，湖南张家界，怀化学院，22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洪语琴，女，汉族，2004.09-，江苏南京，怀化学院，22级历史学专业。

陆垚，女，汉族，1989.09，怀化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系2024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项目古城“新生”—解析城镇类文化遗产保护下“洪江古商城模式”路径探索（项目编号S202410548004）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