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至20世纪末西方文学中“疯女人”形象的重构与突围

摘要：本文以17世纪初至20世纪末西方文学中的“疯女人”形象为研究对象，在比较文学主题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框架下，突破传统研究对形象类型与时代背景的表层关联分析，引入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构建“疯癫标签的生产—传播—反抗”分析模型。通过对奥菲利娅、郝薇香、伯莎·梅森及《浮现》中“我”四大经典形象的解构，揭示“疯女人”作为男权话语规训工具的本质，以及女性作家通过书写完成的话语突围。研究发现，“疯癫”的判定始终服务于权力结构的维护，而女性书写中的“疯女人”形象则呈现出从“被规训者”到“规训反抗者”的范式转换，其文化意义不仅在于颠覆性别秩序，更在于构建了一套独立于男性理性框架的生存哲学。

关键词：疯女人；权力话语；女性书写；规训反抗；生存哲学

分类号：I106.4

引言

“疯女人”作为西方文学中的特殊形象群体，始终承载着社会对女性的认知与规训。美国学者艾莱恩·肖瓦尔特在《妇女·疯狂·英国文化（1830-1980）》中揭示了精神病学话语对女性的压制，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则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开创了文学“疯女人”的研究范式，但二者或局限于心理学领域，或受制于时间跨度。本研究在既有成果基础上，提出三大创新维度：其一，将“疯女人”形象置于权力话语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考察，而非静态归类；其二，聚焦“疯癫标签”的性别政治，分析男性作家如何通过“诊断”完成对女性的符号暴力；其三，挖掘女性作家笔下“疯女人”的哲学内涵，从生存论角度阐释其超越性别反抗的深层意义。

（一）符号暴力：男性作家的“诊断权”垄断

17世纪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利娅，常被视为“天使型疯女人”的典范。其溺水而亡的结局被解读为男性对女性“纯净”的期待，但从权力话语视角看，这实则是男性通过“美丽死亡”完成的符号规训。奥菲利娅的“疯”从未经过客观判定，而是在哈姆雷特的斥责、父亲的控制中被逐步建构——当她的言行偏离男性预设的“顺从”轨道时，“疯癫”便成为剥夺其话语权的工具。这种“诊断权”的垄断在19世纪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进一步强化：郝薇香被贴上“魔鬼”标签，并非因精神失常，而是她打破了“被抛弃女性应沉默隐忍”的规训，其操控他人的行为本质上是对男权逻辑的反向模仿，却被男性话语斥为“疯狂”。

（二）空间规训：从“阁楼”到“孤岛”的权力拓扑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伯莎·梅森，其“疯癫”与“阁楼”构成典型的权力拓扑关系。罗切斯特将她囚禁于阁楼的行为，与福柯描述的“大禁闭”机制同构——通过物理空间的隔离，使“疯癫”成为可视的异常符号。但伯莎的两次纵火并非疯狂之举，而是对空间规训的精准反击：她烧毁的不仅是罗切斯特的房间，更是男性构建的“理性/疯狂”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在20世纪阿特伍德《浮现》中演变为空间突围：“我”最终选择的孤岛，不再是被动囚禁的“阁楼”，而是主动建构的“反规训空间”。砸碎工具、抛弃衣物的行为，是对男性文明符号的彻底剥离，其“疯癫”表象下，是对权力话语的哲学拒绝。

二、女性书写的话语突围：从“被代言”到“自赋权”

（一）叙事视角的颠覆：从“他者描述”到“自我言说”

男性作家对“疯女人”的书写始终采用“旁观者视角”。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雷欧提斯的对话侧面呈现奥菲利娅的疯癫，狄更斯则以匹普的凝视塑造郝薇香的“僵尸”形象，这种叙事策略使女性始终处于“被观察”的客体地位。而女性作家则突破这一范式：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让伯莎的“疯癫”充满矛盾——罗切斯特的指控与她精准的复仇行动形成张力，迫使读者质疑“疯癫”的真实性；阿特伍德更是让《浮现》的女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叙事，其“疯癫”行为被赋予自我阐释的可能，如“像动物一样生活”的选择，被表述为“回归本真”而非“脱离文明”。

（二）哲学内涵的深化：从性别反抗到生存论探索

传统研究多将女性作家笔下的“疯女人”视为女权抗争的符号，但深层来看，其意义已超越性别范畴。伯莎的纵火不仅是对男权的反抗，更是对“理性即正义”的哲学否定——当理性成为压迫工具时，疯狂反而成为真理的载体。《浮现》中的“我”则更进一步，其孤岛生存模式构建了一套独立于男性文明的价值体系：以自然为尺度，以身体为认知媒介，这种“疯癫”实则是对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另类实践。女性作家通过“疯女人”形象，完成了从“为女性争权”到“为人类寻路”的思想跃升。

三、文化反思与现实意义：超越二元对立的新可能

（一）对“理性/疯狂”二元论的解构

西方文化长期将理性等同于男性，疯狂归属于女性，这种对立在“疯女人”形象中被具象化。但从奥菲利娅的“温柔疯癫”到“我”的“主动疯癫”，可见“疯癫”并非固定本质，而是权力话语的流动标签。当男性需要顺从的女性时，奥菲利娅的“疯”被美化为“纯净”；当女性反抗时，伯莎的“疯”被污名为“危险”。这种标签的流动性证明，所谓“理性”与“疯狂”，不过是维护权力秩序的工具。

（二）女性书写的当代启示

“疯女人”形象的演变揭示：女性解放不仅是社会权益的争取，更是话语权力的夺回。当男性仍在定义“女性应该如何”时，女性作家通过“疯女人”的书写，打破了这种定义权。在当代语境下，这一启示尤为重要——女性无需在男性框架内证明“自己没有疯”，而应像《浮现》中的“我”那样，构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性的解放，在于成为自己的主体。”

结语

从17世纪到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疯女人”形象完成了从“权力规训的牺牲品”到“话语反抗的主体”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女性主义运动的镜像，更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男性作家通过“疯癫”标签维护既有的权力秩序，女性作家则通过解构这一标签，为人类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的新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疯女人”不再是文学中的边缘形象，而是破解文明困境的密钥——她们的“疯”，恰是未被权力污染的清醒。

参考文献

1.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2.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3.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韦清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5. 张一兵：《权力的眼睛——福柯哲学方法论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