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到中国

摘要‌：佛教起源印度，由乔达摩·悉达多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后创立。初期关注人性的觉醒和内心的解脱，后逐渐发展出具有神性色彩的宗教特征。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历东汉的发展，逐渐与儒家、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佛教中国化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兴盛与发展，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

‌关键词‌：佛教起源；中国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文化生态；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既经历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高光时代，也度过了三武一宗的黑暗时刻。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适应、融合与发展过程，最终实现了中国化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不仅体现了佛教文化的包容性与适应性，也展示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独特改造能力。

一、从人的宗教到神的宗教：佛教的起源

公元前536年，身为王子的乔达摩·悉达多毅然决然的踏上了寻求人生真谛的修行之路，那一年他29岁。他首先选择了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希望通过极端的苦修来寻求解脱之道。在这段时间里，乔达摩·悉达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信念。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后，他意识到这种极端的苦修虽然能够锻炼身心，但并非通往真正解脱的道路。于是，乔达摩·悉达多离开了苦行僧的团体，独自一人在森林中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苦修与冥思。在这六年里，他几乎不进食，每天只靠少量的水和野果维持生命。他坐在一个僻静的地方，闭目沉思，深入探究生命的本质和宇宙的奥秘。在这个过程中，乔达摩·悉达多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终于在35岁时于菩提树下悟道成佛。此后的一段时间，乔达摩·悉达多一直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这一时期的佛教以四谛、八正道为核心，旨在引导众生摆脱苦难，达到心灵的解脱与自由。更多地关注人性的觉醒和内心的解脱，强调的是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和解脱的权利。人们通过修行，都可以摆脱贪婪、执着、烦恼等束缚，达到心灵的平静和超脱。他这种以人为本、关注人性觉醒的佛教理念，在创立之初就得道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也被称为人的宗教。

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其教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佛陀涅槃后，由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不同，佛教内部经历了多次分裂和演变，形成了众多部派和宗派。这些分裂和演变，使得佛教的教义更加复杂多样化，开始从关注人性、追求解脱的宗教，向具有神性色彩的宗教转变。佛陀作为信徒们崇信和信仰的对象，在这种转变中也逐渐被神化。从根本上讲，佛陀形象的神化也正是信徒们内心深处对佛陀无尽敬仰与感激的自然流露。信徒们相信，佛陀已经超越了凡人的界限，成为了能够引领他们走向解脱与觉悟的神圣存在。伴随着佛陀的神化进程，佛教中还繁衍出了众多的神祇和护法神，如四大天王、十八罗汉、观音菩萨等，这些神祇在佛教信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信徒们祈求保佑和庇护的对象。此时的佛教也成功的从的宗教转变为了神的宗教。

总之，从人的宗教到神的宗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不仅关注人性的觉醒和内心的解脱，还逐渐发展出了具有神性色彩的宗教特征。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佛教的教义和文化内涵，也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更广泛的影响力和认同度。

二、从印度到中国：佛教的传入时间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节点，学术界历来有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说法认为佛教的引入可追溯至西汉哀帝之前的时期，这一论断的历史文献如“三代以前已知佛教、周代已传入佛教、孔子已知佛教、战国末年传入佛教、中国在先秦时曾有阿育王寺、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众来华、汉武帝时已知佛教、刘向发现佛经”[1]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佛教的传入可追溯至西汉哀帝时期，由西域地区进入中原。这一论断是根据西汉末年，在西域派遣至中原的外交使节与商贾群体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佛教信徒。“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闲、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2]然而，大多数学者则普遍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时。这一观点主要源于“汉明感梦”的传说，东汉明帝曾梦见佛陀，梦醒即派遣使者前往西域求法。这种说法在后赵时期的著作郎王度给石虎的奏议中曾有提到，即“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3]。类似的说法在此后的文献中也多有提及，并被广泛采纳为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标志。如东汉末年牟融的《理惑论》就对“汉明感梦”作了详细描述。“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人？有通人（太史）傅日：臣闻天兰有得道者，号之口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落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子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寿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4]牟融以追叙的方式详细描述了汉明帝时期派遣使者前往西域寻求佛经的经过。“汉明感梦”虽然只是一个传说，确实包含了一定的虚构成分，但其醒后即派遣使到西域求法一事应该是属实的。到了唐代，韩愈在《论佛骨表》中谈及佛教传入中国时，他直言：“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5]。这与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佛教在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的观点相吻合，因此也得到了许多史学家的认可。“汉明感梦”以神话的方式，推动了佛教在东汉时的传播与发展，在中国佛教传入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然而，这并不能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起点，佛教的最初传入还应追溯至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总之，从西汉的商贾夹带到东汉的“汉明感梦求法”，佛教实现了从传入到传播的过程。

三、从接受到特色：佛教的中国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道二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强调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修养。儒家教义深入人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追求长生不老和得道成仙。从学术角度来看，道教教义与儒家思想之间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差异，但它们想借鉴、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国，若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不仅需要与儒家、道教竞争，还要与各种民间宗教共存。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仪轨制度，民族观念自然有不符合中国社会的情况。如在伦理关系上印度佛教认为人人平等，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这一观念并不接受。特别是主从关系上，佛教认为主人应秉持慈悲之心爱护奴仆，而奴仆则应对主人怀有敬重之情。在中国古代社会，奴仆往往被视为主人的附属品，其地位低下，需无条件服从主人的命令，这与佛教所倡导的平等、尊重的主从关系理念形成了巨大反差。为了适应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国情，译经家往往在汉译过程适当调整，或者直接删除。如安世高在翻译《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时就曾经将原书中对于“六方”的论述全部删去。此外，译经家们还对印度佛教中关于夫妻关系的仪轨制度进行了改造。在印度佛教中，夫妻关系被视为一种世俗的、基于因缘而生的关系。虽然印度佛教强调慈悲、平等和无私，但在夫妻关系的具体仪轨制度上，印度佛教并没有形成一套与中国传统伦理完全吻合的规范。例如，在印度佛教中，夫妻之间的相处可能更加注重个人的修行和解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这明显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夫妻关系的伦理观念。因此，在汉译的佛典中对与印度夫妻关系的仪轨制度也做了改造。改造后的内容为：“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三，当炊蒸门除衍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诚，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6]。这种改造不仅使佛教中关于夫妻关系的仪轨制度与中国传统伦理的要求逐渐吻合，还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也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人们对佛教教义认知的加深，第一部由中土人士撰写的佛学论文《理惑论》问世，这标志着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开始有了本土化的理论探讨。这部论文的出现，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三国时期的康僧会将佛经中的“仁道”思想与孟子的仁政理念相结合，创作出《六度集经》，对于佛典中的思想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使其更贴近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鼓吹国安民富、四境安宁的理想状态。到了东晋，庐山慧远开始将印度佛教的报应说与中国传统的报应说相结合，形成了“三业”、“三报论”。这一理论创新使印度佛教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为佛教与道教的融合奠定了基础。紧接着，僧肇的《不真空论》对玄学化的“六家七宗”进行了纠正，并提出了自己对佛教义理的独特理解，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晋宋间的高僧竺道生也提出了“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的思想，这一观点不仅打破了佛教内部的等级观念，还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平等观念，为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以说印度佛教在与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印度佛教从此正式开启了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随着南北两地佛教学派的不同发展，佛教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如南方的涅槃师、成实师、三论师等和北方的地论师、楞伽师等，佛教内部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学术氛围和思想争鸣。这些学派在继承印度佛教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哲学、文化和社会现实，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佛教思想和修行方法。此外，这一时期的佛教文献也空前丰富，不仅有大量的佛经被翻译成汉语，还有众多中国僧侣撰写的佛教著作问世。不仅涵盖了佛教教义的各个方面，还涉及到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佛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这一时期，在寺院经济蓬勃发展的驱动下，加之统治阶级的鼎力支持，禅宗、法相唯识宗、净土宗等诸宗并弘，形成了中国化佛教的多元格局。佛教不仅完成了从南北朝时期多样化学派、流派向系统化宗派的转变，孕育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形态——禅宗。禅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尤其是儒家的心性学说，存在着深刻的契合之处，因此深受人们喜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了极高的适应性和融合性。它与儒家、道家等思想的相互融合与影响，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

总之，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不仅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兴盛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文化认同。在义理层面，佛教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哲学思考与宗教体验，其独特的本体论思维模式，与儒家的人性论、心性论等思想相互交融，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在社会功能层面，佛教的寺庙、僧侣、仪式等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佛教艺术层面，佛教的传入为中国艺术带来了新的创作灵感与表现形式，如石窟造像、壁画、雕塑等佛教艺术作品，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卓越才能与审美追求。

四、从单一到融合：佛教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文学有着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数千卷梵文经典被转化为汉语，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更为历代文人墨客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灵感。这些经典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百喻经》等，以其典雅瑰丽的文风，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晋唐时期，小说家们以佛典为镜，从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内涵的作品。例如，《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就是在《拉马耶那》中哈奴曼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诞生的，这一形象如今已成为不朽的经典，深受读者喜爱。此外，中国古代文士与僧侣的交往，也为古典诗词的创作带来了新的风貌。文士们在与僧侣的长期接触中，受到了般若与禅宗智慧的熏陶，使得他们的作品在题材、意境与格调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陶渊明的田园诗、王维的禅意诗、白居易的通俗诗以及苏轼的豪放词等，无不流露出佛教智慧的痕迹。同时，佛教的传入也为中国传统文学带来了新的审美观念。与《诗经》重人事、庄子散文富于玄思以及汉赋重描绘山川风物的传统审美观念相比，佛教所倡导的观人生无常苦空、知宇宙变转幻化的思想，为当时的文人们提供了新的意境与思路。这种不同的审美观念促使文人们在作品中更多地宣扬彰善贬恶、因果报应以及对宇宙、自然、人生的超越批评等主题。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古代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些保留至今的金碧辉煌寺庙、千姿百态塑像、新奇多彩绘画以及悦耳动听音乐，无一不彰显着佛教艺术的独特魅力。这些艺术作品不仅展示了佛教教义的深刻内涵，还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们的精湛技艺与无穷智慧。例如，龙门、云岗、敦煌等地的石窟，便是佛教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完美融合的典范。这些石窟中的佛像、壁画等，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为我们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佛教的传入也对中国的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东吴的曹不兴、东晋的顾恺之、唐代的吴道子等绘画大师，都曾深受佛画的影响，创作出了一批批传世之作。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宝库，还为我们今天研究佛教艺术提供了重要参考。

佛教的传入还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高僧一行所创《大行历》，精确测定子午线，为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医药学的显著进步。隋唐史书上就记载了由印度翻译而来的十余种医书和药方，藏语系佛教的《大藏经》中也存有大量医学方面的著作，这些经典不仅传承了古老的医学知识，更为我们研究古代医学提供了丰富素材。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医学理念与治疗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探索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融合之路，也有着重要价值。佛教的刻经事业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印刷术的发展，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典籍，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佛教在推动中国古代印刷技术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

总之，佛教传入中国后，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文学领域，佛教经典为文人墨客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在艺术领域，佛教艺术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雕塑和绘画作品；在科学技术领域，佛教的传入也促进了天文学、医药学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说，从政治到伦理，从哲学至文学，从语言到艺术，乃至民俗，佛教都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智慧。

五、结论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西汉末年的初步接触到东汉明帝时期的广泛传播。在与中国本土儒家、道家文化的碰撞中，逐渐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通过依附神仙方术、魏晋玄学等，佛教巧妙地化解了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总的来说，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兴盛与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然而，世间万物皆有其两面性，佛教的传播亦不能例外。在传承与发扬佛教智慧的同时，也应该正视其在中国民间流传中所带来的某些封建性、愚昧性和落后性的色彩。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加关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及其影响，努力剔除其负面成分，为构建和谐多元的文化生态贡献力量。

[1]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2] [日]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2页。

[3] [梁]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393页。

[4] [汉]牟融：《牟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页。

[5] [唐]韩愈：《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456页。

[6] [日]高楠顺次郎：《大正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79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