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不了的菊花礼盒

时间走得匀，不快也不慢。就像老家后院那口老井，深不见底，阳光落进去，一寸寸被吞了，水波又一寸寸漫出来。井壁砖缝里的青苔，跟爷爷下巴的胡茬一个性子，一年刮一回，又一年长一回，总也断不了根。

不晓得从哪年起，爷爷生日宴上，总有人拉着我往主桌凑。先是三叔公，常年在绍兴做黄酒，一开口满是酒气：“丽丫头，来，主桌坐！” 接着是二舅妈，刚端完红烧鲤鱼，手还油亮亮的，往我胳膊上一蹭：“别躲啦，今儿你是贵客！”我自己也犯嘀咕：这是年纪大了该得的尊重？还是嫁出去再回娘家，就成了 “外人” 似的贵客？可我才三十，说 “年岁见长” 实在牵强，大抵还是后者多些。只是这乡俗，真叫人不自在。

好在不管宴席怎么变 —— 今年摆了二十八桌，比去年多五桌，后院鸡鸭鹅全逮光了；来的人不管是三年没回、晒得跟酱油似的广东打工表弟阿灿，还是去年能挑两桶水、今年就拄上龙头拐杖、银发泻在靛青布衫上的姑奶奶 ——席间的热闹从没少过。还有奶奶的唠叨，也从来没断过，满是放不下的牵挂。我还没到家，她就早早备了要我带回去的东西，听我妈说，是盒菊花茶。

奶奶有时挺孩子气。我还以为她是听说我前阵子上火发烧，特意寻来菊花给我降火，哪晓得竟是要跟爷爷比高低。刚到家，她就拉我进房，献宝似的捧出个礼盒。四四方方的盒子，裹着层塑料膜，印着个古装仕女，衣袂飘着，怎么看都像老早挂历上的明星。她指甲缝里还夹着点旧胶带屑，一动就簌簌往下掉。

“这个比你爷爷上次买的好，独立包装，方便！”

“我不要这个，带来带去多麻烦。” 我顺口就拒绝了，过后也想，到底是省了谁的事呢？“奶奶，这菊花都发霉了！” 我跟妹妹眼尖，一翻就瞅见了，再仔细看，一盒里没一朵好的。霉斑像小小的墨饼，贴在原本金黄的花瓣上，凑过去闻，一股潮乎乎的仓库味混着淡药香，直冲脑子。“早说别买了，放久了准坏，多浪费！” 我忍不住念叨 —— 奶奶总这样，去年给我寄的核桃油，打开一看，油面上漂着层白沫，跟冬天河面上结的霜似的。

“不会啊，我才买没多久。”

“那到底啥时候买的？” 奶奶年纪大了，说不准具体日子，或许是某天在祠堂逛，忽然想起我；或许是看见别人给孙辈买东西，自己也动了心。一说起时间，她的眼睛就像两口枯井，浑浑浊浊的，没了光。“姐，包装上写着保质期 12 个月，奶奶是年后买的，肯定没过期。” 堂妹翻着盒子说。“那生产日期呢？” 我接过礼盒，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啥也没有！这可是咱村本地产的，连生产标准都达不到。我脑子里 “嗡” 一下，跟让人敲了记闷锣似的。

“奶奶，下午咱去退了！不退就去告他，这不符合《食品安全法》！” 我气不打一处来。梁启超不是说过，礼崩乐坏的时候，到民间能找到真正的礼俗吗？可我看见的，咋净是欺负老人的？把过期的、不合格的东西卖给老人，还借着老人疼孙辈的心思卖高价。“哪能退啊？说不定是我自己放坏的，都是认识的人 —— 你忘了？小时候还去过她家玩呢。” 奶奶吓了一跳，眼神躲着我，“晒晒说不定就好了。”

我跟妹妹怎么说都没用，奶奶就是不松口。在村里，不管隔多少层亲戚，总能扯上点关系，闹僵了，往后见面多尴尬。

下午的太阳毒得很，像块烧红的铁，把村道晒得发白。奶奶穿的布鞋踩在石子路上，“咯吱咯吱” 响，走两步就得停下，用袖口擦额头上的汗。我拎着那盒菊花，塑料膜被太阳烤得软塌塌的，跟化了的糖似的。妹妹跟在后面，小声嘟囔：“奶奶就是太心软。”到了村口小卖部，门口蹲着条黄狗，舌头伸得老长。店主是村东头的李婶，年轻时跟奶奶一起插过秧。见我们来，她赶紧迎出来：“哟，老姐姐，带孙女逛街啊？” 奶奶笑得像朵晒蔫的菊花，皱纹里都夹着汗：“来看看，就看看。” 我把礼盒往柜台上一放，李婶的脸 “唰” 地就变了，跟让人抽了一鞭子似的。

“这…… 这咋发霉了？”

“没生产日期。” 我没好气地说。奶奶赶紧摆手：“可能是我放潮了，晒晒就好，晒晒就好。”李婶立马顺着说：“对对对，菊花晒晒还能泡。”“可这是食品啊，没生产日期就是不合格！” 妹妹忍不住插了句。

空气一下子僵住了，黄狗叫了一声，又趴了回去。奶奶的手在柜台上蹭来蹭去，老茧刮着木头纹路，沙沙响。最后，她轻轻把礼盒往回推：“算了吧，乡里乡亲的。”

说到底，还是奶奶心善，不想闹僵。她心里的规矩，跟我们不一样 —— 现代社会里，不认识的人打交道，都靠合同、法律约束；可在村里，“法律” 这东西压根用不上。凭着那点扯不断的亲戚关系，凭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脸，凭着 “和气生财” 的面子，谁也不愿做第一个撕破脸的人。

往回走时，奶奶的脚步明显松快了。她指着路边的野菊，笑着说：“你看这自个儿长的，比盒里那玩意儿强多了。” 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一丛丛小黄花在风里晃悠，跟村里那些疯跑的娃似的，没心没肺的，看着就敞亮。

不过话说回来，村里实在人，都把 “信用” 当宝贝似的。这可不是手机里查得到的芝麻信用，是老辈人传下来、好几代攒下的 “面子”—— 有了这面子，报个自家名号，就能蹭上顺路的车；兜里没带钱，去杂货铺也能先把东西拿走，回头再补。我小时候就沾过这光，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暖烘烘的。

那时候我跟着爷爷去镇上打酱油，俩人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爷爷走到柜台前，大着嗓门喊：“老陈，记我账上！” 陈老板立马乐呵呵地递过个玻璃瓶，瓶身上印着 “绍兴母子酱油” 六个红字，酱油在里头晃啊晃，像化了的琥珀。爷爷背着手走在前头，我拎着瓶子跟在后头，夕阳把我俩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铺在土路上。

可那盒退不了的菊花，真就这么算了？夜里我躺在老房的小床上，听着瓦片上的雨声。雨点刚开始还试探着敲几下，后来就密匝匝砸下来，跟无数根小手指在弹棉花似的，吵得人心里发沉。我闭着眼，脑子里净是白天的事儿：奶奶在柜台上蹭来蹭去的手，李婶躲躲闪闪的眼神，还有那盒长了霉的菊花 ——这些事儿像被雨水泡软的纸，一片一片往下掉，怎么也捋不顺。还有生日宴上那让人别扭的 “主桌”，又该怎么应付呢？

第二天一早，奶奶就起来在灶间忙活。柴火 “噼啪” 响，米粥 “咕嘟” 冒泡，蒸汽把窗玻璃糊得白茫茫的。她端着碗粥走到床边，粥面上漂着几瓣刚摘的野菊，金黄透亮，跟撒了把碎星星似的。粥还烫着，我两手托着碗，指尖被烫得发麻。野菊的苦味混在米汤里，倒把夏天的闷燥压了下去。奶奶坐在门槛上，蒲扇一摇一摆，顺便把绕着我飞的蚊子赶走。“你爷爷说了，主桌不想坐就别坐，谁稀罕。”她扇一下，说一句，“明儿把那只不下蛋的老母鸡宰了，给你炖汤。”我低头喝粥，眼泪砸进碗里，跟野菊碎一起晃。

到这一刻我才明白：那些老理儿、那些排场，不过是奶奶把疼我的心包了又包。哪怕外头的纸泛黄了，哪怕规矩早没人讲了，里头的芯子还是热的。雨刚停，阳光从瓦缝漏下来，停在她白头发上，像撒了一把碎金。我端起碗，把最后一口连菊花渣一起咽了，苦味一过，喉咙里竟泛起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