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高职院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管理模式现状与优化路径研究

摘要：本研究以云南省10所高职院校为样本，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与政策工具框架构建“政策执行、组织协同、技术支持、服务闭环”四维分析模型。研究发现存在：政策层级衰减、基层执行偏差、跨部门协同失效、技术赋能不足及服务链条断裂等问题。对此，研究提出构建权责明晰的治理体系、打造专业化服务支撑平台、建立全周期管理与服务体系三维优化路径。创新性体现在首次验证政策工具与协同治理理论的耦合效应构建可行性强的分析框架，为职业教育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提供了借鉴与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职院校；体质健康；管理；路径

1.前言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作为国家学校教育工作的基础性指导文件和教育质量基本标准，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深度耦合，是系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指标的重要模块之一[1]。其通过政策基准化、监测体系化、工具科学化的持续创新，实现了从单一性生理性指标采集工具向国家教育治理现代化载体的范式转型，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提升的显性维度，更深层意义在于构建了“政策引领－学校改革－个体行动”的协同发展生态[2]。这一标准体系的历史嬗变，既彰显了我国“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传承发展，系统性构建了“测试工具－教学改革－国家战略”三层联动机制[3]，为健康中国战略在青少年群体的实践提供了可复制、可评估的有效解决方案，亦为全球学生健康促进贡献了政策迭代的中国范式。

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在《标准》实施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既是政策执行的基准性目标，也是检验教育质量的关键性指标。其核心作用体现在制度引领工具、行为激励杠杆、战略协同载体三重维度上[4]。如2024年，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向部分体质健康优异的毕业生颁发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级证书”，将体质健康转化为可量化的就业竞争力，形成个体健康行为的内生驱动，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2025年，云南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实施好高等学校党委书记颁发大学生体质健康优良证书制度的通知》（云教体〔2025〕），这个多层联动的机制将在多个维度上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有效提升。然而，自《标准》开始实施以来，作为政策执行的终端枢纽的云南省高职院校是否构建了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管理模式，并搭建系统化、科学化、成熟的实施体系，其深入探究则尤为必要，故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各高职院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管理模式，以揭示云南各高职院校在《标准》校本化的实践上的现状、解构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管理模式的典型特征，为高等职业教育破解学生“体质健康－就业能力”割裂难题，提供制度创新实践样本和理论借鉴。

2.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协同治理理论为解析云南高职院校体质健康管理中的多元主体互动提供了学理依据。该理论强调政府、学校与社会主体通过制度化协商实现公共价值共创。[2]在云南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场景下具体表现为类似治理结构：学校作为贯彻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主体，需提供机制体制保障，体育部等运行实体则需依托管理科学构建标准化工作体系与规范流程，而校内相关职能部门，甚至校外企业、社区等社会力量则通过资源支持与共享、监督与反馈等弥补资源的不足。这一理论框架揭示了高职院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协同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政策工具理论的引入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管理模式的解构能力，本研究提出“差异化工具组合模型”——通过规制型工具（如将体测合格率纳入院校考核、学生毕业限制性条件之一）、激励型工具（如“身体倍儿棒”证书制度）与文化型工具（如特色校园体育文化及其活动、各类型体育课程）的有机配合，破解了云南地区“标准执行偏差”与“资源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境。工具选择的理论调适为管理模式对比提供了分类维度，该框架为揭示云南模式特殊性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3.研究对象与方法

3.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云南省3个地理分区（滇中、滇西、滇南）的10所高职院校作为研究样本（如表3-1所示）。样本覆盖理工类（4所）、农林类（3所）、综合类（3所）院校，办学历史均超过15年，在校生规模在6000—15000人之间。重点调研对象包括：16名体质健康测试负责人（高级职称占比62.5%）；32名一线体育教师（教龄5年以上者占71.4%）；8名主管体育工作的校级领导。通过教育部《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核实样本院校的基础数据，确保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与可比性。

3.2 研究方法

3.2.1 文献资料

系统检索CNKI、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2002—2024年），以“高职院校+体质健康+管理”为关键词，筛选出中文核心期刊文献27篇（含CSSCI 11篇），英文文献4篇。重点分析：《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实施细则（教体艺〔2014〕5号）、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教体〔2021〕12号）。文献筛选采用PRISMA流程图，由研究者独立完成文献质量评价（Kappa=0.82）。

3.2.2 问卷调查

依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设计编制《云南高职院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管理模式》现状调查问卷，包含5个维度（组织机构、实体运行、实施体系、过程监控、效果评价、改进机制）20个题项根据本论文研究的需要，并经过专家评定效度且得到专家一致认同意见后（项目内容效度指数为0.86-0.91），开始面向调查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2份（有效率92%）

3.2.3 半结构化访谈

基于扎根理论设计访谈提纲，重点对云南省教育厅聘请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专家（n=5，高级职称占比100%）、高职院校体育部主任（n=10，平均任职年限8.2年）、云南省学生体育协会管理人员（n=3）、每次访谈时长40～60分钟，全程录音并转录为文字稿，采用Nvivo12进行三级编码分析。

3.2.4 观察法

研究团队于2022年、2023年9-12月期间，累计参与6所样本院校的体质测试工作（观察时长总计48小时），采用《测试现场观察记录表》记录：测试流程规范性、突发事件处理机制、通过三角验证法将观察数据与问卷、访谈结果进行交叉比对。

3.2.5 数理统计法

将问卷调查收回后，筛选出有效问卷，所有数据利用SPSS 26.0进行数据分析。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有效推进亟需以科学管理模式为核心支撑。本文提出的高职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模式”，基于系统管理理论框架，通过构建“政策－机构－行动－标准”四位一体的闭环运行机制，形成覆盖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估－干预－反馈”全周期闭环管理系统[5]。该模式的本质在于通过组织架构创新与服务体系迭代，将零散的健康管理行为整合为制度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研究显示：云南高职院校体质健康管理存在“三重三轻”的典型特征。一是政策制度完善度高，执行协同度低，跨部门协作机制缺失导致政策落地打了折扣；二是硬件设施覆盖率高，服务功能集成度低，仅极少部分院校实现“测试－评估－干预”功能闭环；三是基础模块完成率高，创新工具应用率低，先进设备与信息技术、AI等数字技术应用不足5%。

4.1 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管理模式现状

4.1.1 体制机制建设情况

体制机制建设作为高职院校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模式的核心框架，通过明确校长负责制、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及配套政策文件，确保国家政策有效传导，整合校内外资源，构建协同治理体系，为健康管理提供制度保障与长效支撑。云南省高职院校体质健康管理体系的制度建设呈现“政策响应迅速”与“执行效能衰减”并存的结构性矛盾[6]。数据显示，70%的院校已建立学生体质健康工作领导小组，但仅30%的领导小组由校长直接领导（见表1），政策传导存在明显衰减效应。这反映出“校长负责制”在基层执行中的异化现象——60%的院校由副校长牵头，导致政策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形成“政策高位推动－中层责任稀释－基层执行乏力”的传导断层。

跨部门协作机制建设滞后于制度供给，仅有50%的院校实现教务、体育、学工部门的联席工作机制，涉及5个职能部门的院校仅占10%（见表1）。这种“碎片化治理”格局导致健康管理职能交叉与空白并存：体育部聚焦于体质测试的技术实施，教务处侧重于课程安排的行政管控，学生工作部门则停留于健康宣传的表层工作，形成各自为政的治理困境。值得注意的是，40%的院校未出台配套实施细则，导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政策要求在转化为校本制度时出现“空转”现象。

4.1.2 运行实体建设情况

运行实体作为高职院校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模式的专业化支撑体系，通过独立健康管理服务中心建设、专职人员配备及专项场地设施投入，实现健康服务资源整合、职能边界明晰与服务质量标准化，其完备程度直接决定政策工具的执行效能与可持续发展能力[7]。专门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与管理工作机构的建设现状折射出高职院校对体质健康管理的认知层级，云南高职院校中，仅30%的院校成立独立健康管理服务中心，但其中60%的中心挂靠体育部，实质上仍属体育教学体系的附属机构（见表2）。这种“学科本位”的机构设置，导致健康管理服务的专业性与独立性不足。从人力资源配置看，专职人员占比仅40%，且70%的专职人员兼任其他职务，形成“一人多岗”的超负荷运转格局；兼职人员占比60%，其专业背景多样性不足，难以支撑心理健康服务、运动损伤预防等延伸职能。

场地设施与经费保障的矛盾尤为突出：20%的院校缺乏专用健康管理场地，70%的器材仅满足基础测试需求，80%的院校虽配备信息化测试设备，但仅用于体质数据采集，缺乏健康风险评估、运动处方生成等进阶功能。经费投入方面，虽然80%的院校拨付专项经费，但金额与标准差异显著：访谈数据显示，有的院校年均投入不足10万元，仅够维持基础测试设备的运维。

4.1.3 管理模块实施情况

管理模块作为高职院校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模式的核心操作系统，通过构建“监测－评估－干预－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健康数据动态采集、风险精准识别、干预措施靶向实施及效果持续追踪，其系统化程度直接决定健康管理服务的科学性与实效性[8]。基于Q型聚类分析的运行模块实施数据显示（见表3），云南省高职院校体质健康管理存在明显的“基础模块过度发育”与“核心模块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90%的院校完成了体质健康测试与数据上报，60%开展了健康评估与反馈，但仅20%的院校建立个体健康档案，实施体质健康指导的院校不足30%。这表明当前管理模式仍停留在“测试工具”层面，未能实现向“健康干预系统”的转型。更具实践意义的是，监督机制建设严重缺位：仅10%的院校建立完整的监督考核体系，导致“重测试结果－轻过程管理”的倾向明显。积极引入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健康干预措施进行PDCA循环监控，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改善和持续提升的做法，这一经验尚未在全省推广。

4.1.4 流程标准实施情况

流程标准作为高职院校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模式的质量控制中枢，通过规范测试流程、明确操作准则及建立动态质控体系，实现健康管理服务的标准化供给与精准化实施，其科学性与严谨性直接决定政策工具的执行效度与健康干预的可持续性[9]。且不同的测试模式的选择直接反映院校的管理理念与资源禀赋。数据显示，50%的院校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模式，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测试时段弹性化与场地共享（见表4），这种模式使测试效率提升40%，学生参与率提高25%。但需要警惕的是，30%的院校依赖外包测试模式，将质量控制权转移给社会机构，导致15%的院校出现数据异常（如体测成绩虚高）的监管风险。

在流程标准化方面，体质测试误差率超过5%的院校占比达40%，暴露出操作规范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截至目前，云南高职院校中尚无开发的“AR体质监测系统”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将测试误差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更未建立“测试员资格认证－设备校准-双盲复核”的三级质控体系。相比之下，60%的院校未建立标准化操作手册，测试流程存在“一人一策”的随意性。

4.2 问题诊断

4.2.1 政策传导机制失灵

校长负责制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出现结构性异化，70%的院校未实现校长直接领导体质健康工作领导小组，导致政策传导呈现“高位推动－中层稀释－基层虚化”的传导断层。这种组织架构的错位直接造成政策执行力的梯度流失，使得《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校本转化率不足60%。更为严峻的是，40%的院校缺乏配套实施细则，导致政策要求在转化为具体操作规范时出现“空转”，形成制度供给与执行效能之间的结构性断裂。

4.2.2 协同治理体系缺位

跨部门协作机制建设滞后于制度发展，仅50%的院校建立教务、体育、学工三部门联席工作机制，涉及五部门的院校仅占10%。这种碎片化治理格局导致职能交叉与空白并存：体育部聚焦于90%的体质测试实施，教务处把控80%的课程安排权限，学生工作部门停留于60%的健康宣传活动，形成各自为政的治理困境。数据显示，由于缺乏协同机制，体质健康干预措施的跨部门联动率不足30%，严重制约了健康管理服务的系统集成。

4.2.3 技术赋能深度不足

尽管80%的院校配备信息化测试设备，但仅用于基础数据采集，缺乏健康风险评估（仅20%）、运动处方生成（不足30%）等进阶功能。AI等数字技术的应用率低于5%，导致健康管理服务仍停留在“测试工具”层面。值得注意的是，60%的院校未建立标准化操作手册，测试流程存在“一人一策”的随意性，致使40%的院校测试误差率超过5%，折射出技术应用与质量控制体系的严重脱节。

5.优化路径

基于上述问题表征，针对云南高职院校体质健康管理存在的系统性梗阻，本研究提出“机制体制优化－平台与技术强化－全周期管理”的三维优化路径与系统性解决方案

5.1 构建权责明晰的治理体系

严格贯彻《关于实施好高等学校党委书记颁发大学生体质健康优良证书制度的通知》精神与要求，实施书记和校长体质健康双重“一把手”工程，要求100%的院校由校长直接领导体质健康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目标管理－绩效考核－问责追责”的完整链条[10]。通过明确校长在第一责任人、分管副校长在组织实施、部门负责人在具体落实层面的三级权责体系，破解政策传导衰减难题。推进跨部门协同机制建设，尽快实现100%院校建立教务、体育、学工、后勤、财务五部门联席工作机制，制定校本化的《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协同工作规程》，明确各部门在课程设置体育课、健康监测、运动干预、资源支持等环节的职责边界。

5.2 打造专业化服务支撑平台

优化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实体化运行机构设置，如独立设置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与管理服务中心，配备专职团队（含医师、运动康复师、信息化与智能技术人员），实现健康管理服务从体育教学体系的剥离。加强场地设施建设，配备专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服务场地，建成“测试－评估－干预”功能闭环的智慧健康馆[11]。建立动态投入机制，将体质健康管理经费纳入年度财政专项，配套设备更新基金，支持AR体质监测系统和AI健康风险评估平台等数字化设备的引进与应用。

5.3 建立全周期管理体系

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护航”计划，为全体学生建立电子体质健康档案，集成体质测试、健康评估、运动处方（个性化方案）、健康干预等数据模块，实现健康信息动态管理[12]。构建“监测－预警－干预”三级响应机制，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识别高危人群，建立分级干预档案，确保干预措施全覆盖。完善监督考核体系，将学生体质健康管理纳入院校质量年度报告，建立“过程性指标+结果性指标”的考核模型，对未达标院校及其院系实行“黄牌警告－限期整改－问责追责”的阶梯式管理。

6．小结

本研究以云南高职院校为样本，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政策－机构－行动－标准”四位一体分析框架，揭示云南高职院校体质健康管理存在“制度悬浮－机制梗阻－技术脱节”三维症候群。并基于问题与症结提出优化路径，实现政策传导效能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增强与技术应用深化。研究局限在于样本地域单一（仅云南10所院校）与数据时滞（2022—2023年横截面数据），未来将拓展至全国高职院校比较研究，构建5年期纵向追踪数据库（N=5000），并与专业机构合作开发“体质健康-心理健康-职业发展”三维评价模型，探索构建适应云南地域特色的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管理模式范本（锦绣）。

参考文献：

[1]周天舒，黄永，赵越强.河北省高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策略研究[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5，（05）：97-99.

[2]汪小雨，陆琼.体卫融合背景下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协同机制与创新模式构建[C]//中国班迪协会（CBF）.2025年第一届中国智慧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上）.阜阳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安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25：17-21.

[3]钟启颖，钟晓辉，陈海春，等.政策工具视域下福建省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研究——基于26项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J].福建体育科技，2024，43（05）：111-118.

[4]张唤，郝奇.健康中国视域下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实施路径探讨[J].当代体育科技，2024，14（13）：166-169.

[5]王顺利.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策略研究及效果评估[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4，（07）：96-98.

[6]谌晓安，徐帅.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研究趋势：基于前沿热点及趋势展望[J].武术研究，2023，8（08）：123-127.

[7]郭辉，王宏俊.健康中国背景下高校体质健康管理与促进模式的实证研究[M].万卷出版：202307.220.

[8]韩雪.天津市普通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策略研究[D].天津体育学院，2023.

[9]卢再水，邹青海，董宇.借鉴与共享：黑龙江省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3，13（08）：193-198.

[10]邹青海，董宇.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治理的现实困境、路径及长效机制[J].武术研究，2023，8（02）：127-130.

[11]董宇，邹青海，苏庆富，等.浅析高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障碍、症结及应对策略[J].湖北体育科技，2023，42（02）：140-145.

[12]唐清虎.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管理模式的现状分析与建议[J].体育世界2013（4）：12-14.

作者简介

杜鹏（1979—），男，湖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教学论；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昆明（650033）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Kunming Metallurgy College，Kunming 650033，China

课题信息：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院校体育工作委员会2015-2016年度体育科研立项课题《当前高职院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典型管理模式及其改革创新研究》批准号：201506TZ09